由于怕死我恨生。过去只觉得活着好，幸福、快乐、有趣、有意思。作为人呆在世界上真美，是前世修来的。没想过人有老的时候，有病的时候，有要死的时候。没想过死的时候有一番苦滋味。我的苦滋味还挺熬煎人，挺让人难以忍受。我就发怨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死前有这一个痛苦的阶段，何必投胎做人。以后要是有谁让我再次转世做人，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会点头允诺。活到生命的收尾还必须受这份罪，谁愿意做人就做去，反正我是不愿意再做人了。
我想叫屈，但我知道，叫天天会不应，叫地地亦不灵。我想报仇雪恨，但我苦于找不到有形的实体的仇敌。我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深深地陷入难耐的窘境。
我偶然也曾想到过我不会很快就死。但这只是人求生本能的一种反应，我不能清楚地回答出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敢往这方面多想。在生病之初，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将死亡，绝少有生还的希望。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一）尚有余“经”未“念”完
人孰不怕死！我怕死，自然正常。自觉没有怕死怕到失态的地步，处在正常的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
人的怕死，也还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想法。我怕死还因我家也像别的人家一样藏有一本难念的“经”，得要我“念”。女儿还很小，才10岁，上小学。她是我的心尖子，我非常喜欢她。她聪敏伶俐，且很懂事，我吐血的那天，她赶忙拿来一个痰盂放在我的床前，并提醒她妈妈赶紧把我送进医院。
我得挣钱养活女儿，供女儿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完中学上大学。我只有义务让女儿得到天伦之乐，没有权利让女儿在小小的年纪就失去父爱，显得比别人家的儿女可怜。
令我牵肠挂肚的，还有我的白发老母。她虽跟老家的弟弟一起过，但主要的经济来源由我提供。我去了，她不至于活不下去，但在经济上要受很大的憋。我们老家流传这样一句话：“老来苦苦黄连啊！”我明白，我还是母亲的精神支柱，她以有我这样一个上了大学的、在北京一个部队高级机关工作的儿子而感到欣慰，觉得有活头；没有了我，她的精神大厦必塌无疑。她要是因我而有个三长两短，我在那一个世界里也是呆不安稳的，会揪心的。
（二）岁月馋人人馋生
我馋改革开放后的岁月。这岁月越过越甜，越过叫人越想过，过不够啊。
解放后，咱小老百姓可是赶上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那时节，物资丰富，且价格便宜。臭豆腐1分钱1块，香豆腐3分钱2块。5个鸡蛋才值1角钱。2分钱一包的花生米不到300克也有200克至250克。我上初中时，每月交的伙食费只有5元钱，后来涨价了，也才6元钱。一个我要好的同学经常请我去和县县城有名的“大众食堂”吃猪肝汤，杀馋虫。
名义上是汤，实际上猪肝有大半碗，浮面上飘几棵菠菜，才5角钱一碗。酱油和醋摆在桌子上，随便倒，无需另付钱。要是搁现在，那一碗猪肝汤得值15元，10元以内肯定下不来。日子过得好好的，1958年来了个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敞开肚皮吃饱饭。据说当时就有人吃撑死了。没有多久，粮食紧张。
接着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有些地方的食堂冒不了烟，或者烟冒得不正常，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我的老家饿死人现象就比较严重。凶年过后，刚吃了几年的饱饭，国民经济状况有些好转，又折腾开了“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把国民经济冲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家庭主妇们人人手里握有大量的各种名目的票证，大小商店里排着许多长长的购物者的长龙，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国民经济形势不好，自然谈不上政府给职工涨工资。将近20年，我和妻的工资都未动过，菩萨的鞋——老样子。可以讲，从1958年到改革开放刚开始的20多年的那段时间，中国人过的是苦日子。20多年的时间可不算短啊，人生能有几个20多年呀。哪一个中国人能不为自己曾有过这样的20多年而遗憾呢。1985年我生病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几年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一大截，个个眉开眼笑，美不滋滋的。我家的日子也美得足以使我从梦中笑醒。妻以前经常说：要是有朝一日，我们不为多花两个钱少花两个钱而在意，成为钱的主人，而不是钱的奴隶，那就美了。近些年来，我和妻的工资提高了许多倍，除了花费之外，我们小银行的实力越来越雄厚，妻的成为钱的主人的梦想已经实现。我们家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与往日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人活一辈子不就是追求生活好吗。生活好了，人就愈加热爱生活，想多享受些日子，甚至想永远享受下去，不离开这个世界。老不死是不可能的，但总盼着能多活几年。
我亏了20多年，刚找补了点回来，却碰到了要调我去那个世界另作安排，我能服吗？我能舍得吗？我能不害怕吗？
（三）党恩当报“债”应清
共产党给了我很多。没有共产党，我走不出农家小院，摆脱不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肯定会像我的祖辈们一样继续在土里泥里求碗饭吃。旧账不提，新账我又欠下了一大笔。
在我的老家，得了癌症，因为花费大，没有几个去医治的，而是在家干瞪着眼等死。我病后住进了解放军系统的最高级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我在医院呆半个多月，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又是开刀，最后我离开医院时只花了20多元就结了账，还带了些药回家。不是共产党，得病时的48岁便是我的寿尽之时，根本不可能有49岁以后的我。共产党培养了我，我得回报呀。我一直在做贡献，还我欠下共产党的账，可是远未还清。我不想逃账，也不能逃账。逃账逃到那个世界去倒是好办，最安全，最保险，不要说国内的刑警一筹莫展，就是国家安全部的侦探们也只能望“阴”兴叹，想抓人，一点门也没有。我认为我是个重感情、讲良心、知恩图报的人，我应该留下来还共产党的账。欠共产党的账数字不小，49岁未还够，80岁、90岁，也还不能说彻底还够，不过到了那时已所欠无几了。要我逃账也可以逃了，我是个共产党员嘛，和自己的组织耍点赖皮，组织也不会太多怪罪的，只是绝对不能在48岁时就逃账。
（四）油未熬尽灯怎灭
我上中学时开始想当赵树理、刘绍棠，做农民的作家，后来作家梦未做成。但也不曾稍有懈怠，舍得在文字工作上下功夫，也有文化产品面世，只是质量次，不受人青睐，倒也不十分伪劣。后来我注意品行的修炼，虽未成正果，也不能说一点道行也没有。我不认为我是俯拾皆是者流。我已实现我的人生的一定的价值，但并非是我的最大价值量，尚有一部分藏在我的体内，有待我开挖，发挥。给我以时日，我能做出一些更有益更精彩的事来。又值壮年，正是黄金时期。没有提炼完金属成分的矿石被当做矿渣子倒掉，谁不可惜，谁不痛心。无论怎么说我也不是人渣子，就给我的生命画句号，从此永远停止蹦跶，我能想得通吗！我能舒服得了吗！我很火，很恨那个世界草菅人命的魍魉们：它们只管配合人世控制和减少人口，以免因人口膨胀给地球造成过大的压力。可是，哪些人能减哪些人不能减的问题，要不要与地球商量商量，尽量地给地球多保留住一些人才，它们有时根本不予考虑，也太浑了吧。它们那里的风我看已经到了非整不可的地步了。
（五）人人生畏非好死
我的怕死，还因为患癌而死的那一关不好过，疼痛难忍。
我曾听到这样一个传闻，一位伟人在患癌症死后，人们看到他的嘴唇处有破烂的地方，那是他生前因忍疼而紧咬嘴唇咬破的。我听后想，伟人尚不能幸免一疼，我若死于癌症肯定要受一番疼罪的。我不寒而栗了。
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时，和名噪一时的全国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廖初江是同事，此人留给我的印象不错，我敬佩他。他20世纪80年代末死于胃癌。我在军报的一个同事，在廖初江死前不久，去医院探视回来后对我谈到，廖初江对他说，疼痛令他难以忍受，要不是考虑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是会自杀的。我听了同事的话后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廖初江如是说，可见胃癌病人的死非同小可，是痛苦异常的。
我老家邻居的主人是个木匠，患胃癌快死时，因剧疼而叫喊了好多个昼夜，将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撕成了碎片，将靠床的墙壁抠出了许多洞。
我的一个朋友患胃癌到了晚期时，说是背像有锯子在锯一样的疼，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世界，设法弄来200粒安眠药，趁家人不注意时吞了下去。他吞的过程中，掉了一些在地上，惟恐此药量不足以置自己于非命，还将掉了的药一颗一颗地捡起来吞了下去。可见他寻死的决心多么的大，也可见他的疼痛是多么的厉害啊。
类似例子我还掌握一些。每当想到他们时我就无奈，就痛苦。我抱怨自己不会生病，生什么病不好，怎么竟生起癌症来了，死也不得好死，可怜又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