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朋友不能理解，雪儿你既不图名，又不图利，用不着那么玩命。不如趁着年轻，又有钱，潇潇洒洒地疯一回。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守着电脑耙雪，弄得疲惫不堪，那不是犯傻吗？
黄一川能够理解我，也许因为二人属于同一族类，所以比较有共同语言，容易相互沟通一些吧。但他也不赞成我对生命这样的高消费，应该缓慢地燃烧，才能持久地散发出光与热。我懂得他这是对我的一片关心，然而我不能接受他的男权主义中心的话语，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形容女性作家的作品无不是个人的燕语呢喃。我多次力图对他的男权主义进行解构，可是没有成功，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保持各自的中心的地位。从个人情感而言，就是不能从爱情到婚姻，从形式到内容完全的合二为一。
我曾经苦思冥想，爱情和婚姻，究竟是等式，还是不等式，这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恐怕连牛顿那样伟大的数学家也无法解答这样的数学问题。
我、我丈夫、黄一川，恰好构成一个三角，科学家们声称三角是最稳定的关系。事实并非如此，这并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或者是一个任意三角形，其变化取决于函数的变量。
宇宙中有三个点，连接这三个点就能形成一个三角形，构成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勿容置疑的，不过，连接线的长短和形成的角度却是变化无穷的。
黄一川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情人，这样优秀的男人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遇到的。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打算跟远在美国的丈夫分手。我要嫁给眼前的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总是给我一些意外的惊喜，不像我丈夫刘心刚那样什么事都是按部就班，井井有条。而前者，更符合我个人的审美情趣。
在一些浪漫的日子，我往往意外地收到黄一川的礼物，一束水仙，一把玫瑰，或者一个别有情趣的洋娃娃。他非常巧妙地把这些普通的日子变成我们的纪念日。
月光明媚的夜晚，我们偎依在窗前喁喁私语。屋子里弥漫着温馨的花香。半个月亮爬上来，淡雅的光辉洒在我们的脸上、肩头，映射出我们的激情和爱意。温柔的月光透过窗口洒落在地毯上，给人一种非常慵懒的感觉，好像要溶化一样。轻柔的音乐，如同柔软的海水托起我们浓浓的爱意。
有时候，窗外细雨霏霏，甚至会有小鸟的叫声。我们不开灯，点燃五颜六色的蜡烛，坐在烛光下品尝咖啡，扮演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角色。一般情况下，他演罗密欧，我演朱丽叶，有时也反串。黄一川在扮演哈姆雷特说那句著名的台词时，让人感受到他内心隐藏的忧伤。
生存，
还是毁灭，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先生存，后毁灭谁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帝王亦是。这使我联想到美好的一切转瞬间即会荡然无存。
黄一川喜欢唱歌，嗓子还真不错。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在大学的歌咏晚会上，他还得过美声唱法二等奖。
我伏在他的背上，下巴搁在他的肩头，聆听他一边轻轻拨弄电吉他，一边小声哼唱。我们最终决定分手的那个晚上，他反复地唱999朵玫瑰，唱得我心痛不已。而且，他确实送给我999朵玫瑰，摆满了整个房间，都是红色的，他说红色代表永恒的心。我们就在999朵玫瑰的簇拥中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仲夏之夜。
雪儿取过电吉他，娴熟地弹奏着，开始柔声哼唱那首999朵玫瑰，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愈益增添了她的美丽。美丽的忧伤，忧伤的美丽。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琴弦，轻唱道：
往事如风，
岂料尘世难懂……
我和黄一川算得上志同道合，却不能成为夫妻。人太相近了反而彼此排斥。爱情需要保持恰当的距离才会久远。我们恋恋不舍地分手吻别，那份爱却永远保留在心中，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对方以及二人相处的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丈夫从美国回来，也是我和黄一川分手的重要原因。我不能同时面对两个男人。我扮演不了那种既是好妻子又是好情人的角色。二者必取其一。我最终选择了回到丈夫的身边。
刘心刚是我大学里的同学，准确地说，比我高一届，而且专业不同。湖南长沙人，爱吃辣椒、豆豉和肥腻腻的红烧肉。老奶奶告诉我，他还是个细伢崽（指小孩子）的时候，就能吃一碗梅菜扣肉。
我丈夫，那时候是男朋友，曾对我说，湖南人有两样食品不能或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腊肉。在一次辩论会上，他振振有辞地说，没有辣椒，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因为红军正是靠着每人二两辣椒粉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而红军指挥员几乎都是吃辣椒的湖南人。虽是笑谈，却也是事实。
另外，每当向别人介绍起自己的家乡时，对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毛泽东。在美国，也是如此。他非常惊奇于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慨叹太多的中国人生活在那个伟大人物的巨大的羽翼之下。
雪儿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她那么清晰地描绘着有关她丈夫家乡的细节，甚至连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上的琐屑都津津乐道，说明他在她的记忆里已经刻骨铭心。这样一对夫妻又怎么会分开呢？
我念大二的那年，刘心刚念大三。他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宣传委员，接触的机会很多。那时候，我们常组织舞会，在校礼堂里安装上音响设备，交叉拉几排霓虹灯和彩条纸。时常跳慢三、慢四，很少蹦迪。蹦迪要上城里的专业迪厅。
一到周末，我和他便到校门外的电线杆上贴广告。名曰广告，实际上就是一张黄色的宣纸，上面龙飞凤舞地书写着一个大大的“舞”字，门票伍角。
这常常是他的杰作。他的书法很棒，师从于岳麓书院的弘智大师。他说他小时候跟姥姥住在一起，姥姥的家就在湘江中央的橘子洲头，同岳麓山隔江相望。
有空的时候，刘心刚过桥到岳麓书院去玩，常看见一个和尚用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便也跟着闹着玩儿，久而久之上了瘾，欲罢不能。这个和尚就是当时书法界著名的弘智大师。
在我俩确定恋爱关系以后，我和他曾结伴到过岳麓书院寻访故迹。书院门口的对联和匾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对联是：
惟楚有材
於斯为盛
匾额是：
实事求是
我记不清是哪位湖南前贤的遗迹还是毛泽东的手迹，当时肯定留意过，但现在记不大准确了，只是对那几个字记忆犹新，那种博大的气势和阳刚之美令人震撼。
刘心刚对天心阁上张大千书写的那个“涵”字崇拜得五体投地。有一年暑假，他每天到那儿去临摹。穿着背心裤衩，跪在地板砖上，仰望着几丈高处的那个“涵”字一笔一划地描，大汗淋漓，脖子僵硬得转不过弯，等他挟着一大摞字纸和笔墨离开后，地板上清清楚楚地留下两个湿漉漉的膝盖印。
从刘心刚身上，我发觉湖南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强烈的责任感，一个是超常的韧性。这可能与从小生长的环境和地域文化的人文背景有关。
即使那么一张小小的“舞”会广告，刘心刚都力求写得尽善尽美。先要在废报纸上写上好几遍，才正式写到宣纸上。
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左右，校园里就会出现这样一道景观：一位身材挺拔的男生腋下挟着黄宣纸在前面走，身后紧跟着一个窈窕淑女，手里拎着浆糊桶和毛刷。
这时候，同学们中间悄悄传开了我和刘心刚的轶闻，他显然已有耳闻，而我真的浑然不知。有一次，他似乎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别人说我和你是一对黄色恋人，你以为怎么样？
我打了个激灵，仿佛大梦初醒，沉睡了二十年的少女情怀终于訇然洞开。我开始意识到，我应该套住这个可以依赖终生的男人，趁他还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我们都是初恋，特别的纯真，很少有过份亲昵的举动。其时，校园里的风气已经很开化，有男女生同居的，在宿舍里的床铺上吊一幅蚊帐，便可以鸳鸯合眠。
可能与他学工科的出身有关吧，他的责任心特强，做什么事都要有充足的理由。我们都保留到新婚之夜，才有了第一次。我特别的疼，疼得晕了过去。吓得他一个劲儿叫我，拍我的脸，掐我的人中，一夜没睡好觉。次日早晨一看床单上斑斑血迹，像零落的桃花。我疼得连走路都不敢迈步。他见我这样，差不多有半个月没跟我同房，直到我的身体恢复如初。
因为我怕疼，我们一直没有要孩子，其实，我们都想要一个，尤其是刚结婚的头两年，二人的工作都还比较清闲，就想有一个孩子，跟别的小夫妻一样，下班后推着婴儿车到公园里散步。有时候，我注意到我丈夫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别人的孩子身上，我便禁不住有些内疚，真想满足他的愿望。
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的害怕。从小听我妈唠叨，她生我的时候，差一点死了。我就对此有一种畏惧感。长大后，又常听女人们说起生孩子的痛苦，更令我有点望而却步的味道。
也许我属于那种敏感、脆弱的女人吧。
再说，女人生完孩子后迅速膨胀的体态也常常消蚀了我的勇气。我害怕自己成为那种成天抱着奶瓶、嘴里絮絮叨叨的家庭主妇。总也洗不完的一大堆的衣服，很容易把一个女人塑造成庸碌的市井俗物。
在这件事上，我不愿为任何人丧失我自己。我丈夫的压力很大，公公婆婆很想抱孙子，连老奶奶也想看见曾孙。有些热心肠的阿姨还以为他生理上有毛病，劝他到医院看看。他有口难辩，只能忍着。
我知道，不是他不想要孩子，而是他心疼我，不想让我这个“小娇妻”受委屈。有时，他半真半假地说，将来可以到SOS儿童村领养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要不干脆培育一个试管婴儿，也算为科学作贡献。现在更简捷，可以克隆了。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心刚被单位派驻美国，我暂且不能同行，只得做起了留守女士。开头一段日子，我们每天都通电话，一拿起话筒，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心疼得跟什么似的，在大洋那头直劝我别哭，恨不能通过电话线把自己传递回来。一次，急得他没辙了，他便说：你再哭，我就坐电话回来了。一句话，逗得我破涕为笑。
一般而言，心刚是一个严谨的人，对我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在他眼里，的确只有我这么一个女人，他常说，除我之外，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同别的女人交谈。
大概是受屈原的文化精神的影响，心刚的爱国心比较重，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富强发达，他几乎是抱着实业兴国的理想才去了美国，他希望能借助美国的便利条件把先进的技术输入到国内。我记得他常说这样一句话：从实力上讲，美国人的今天，就是中国人的明天。
日子长了，一个人独守广厦，难免有寂寞的时候，我便给心刚写信，每天一封，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收到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打开一看，竟是一本装帧精美的散文集，上面署名：雪儿。原来他把我写给他的信稍加整理、删削以后，寄给了出版社的朋友结集出版。
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刚走进屋里，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我那本散文集是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乐得我抱着话筒一个劲儿地亲吻，接着我就泣不成声。说实在的，这是我和他结婚以来最浪漫的一次。
心刚太注重事业和工作，对自己心灵里的一些东西太执着，我不知道这是缺点还是优点，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种品德也许是必需的，但对于女人来说，她还渴望自己的丈夫有一些别的什么，仅仅问寒问暖是不够的。
我想，要不是心刚有这些遗憾，黄一川就不会占据我心灵的一角。这两个男人都是优秀的，都是我最爱的人。其中一个我要把他珍藏在我的心间，另外一个，我要做他今生今世最温柔的妻。
雪儿的脸上笼罩着一种圣洁的光辉。她告诉我，后来，她干脆辞掉了公职，隐居北京过起了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她的文化耙雪，短短三年，耙出了五本书，外加几百万字的随笔之类的美文。其后不久，雪儿将随她的丈夫刘心刚飞往美国。她说在纽约她仍将一如既往地耙雪。从中国耙到美国，从北京耙到纽约，雪儿耙得潇洒，耙得过瘾。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雪儿在纽约耙出的一片蓝天。
三个小时后，我向雪儿辞别，她赤着双脚送我出门，脚脖子上戴着古朴的铃铛，叮当作响。当我快要隐没在楼梯口的时候，雪儿扑到门口冲我嚷了一句：我和心刚还会有一个孩子。我忽然想，假如我拥有一个这样的“雪儿”，我也会马上坐电话从美国回来的。
雪儿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