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岁月，评剧受冲击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段时期。在这特殊的十年里，除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以及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文艺作品被压制，不能上演，其中许多作品被斥为“封、资、修”的大毒草，多数剧团被解散。
当时在北京地区，被解散和撤销编制的评剧艺术团体有艺联评剧团、大兴评剧团、海淀评剧团、房山县评剧团、朝阳评剧团、勇进评剧团、顺义县评剧团等。平谷县评剧团被精简为宣传队，就连首钢业余评剧团也停止了一切业余评剧演出活动。当时北京地区仅保留了中国评剧院，但剧院大多数演职人员，均被下放到京郊团河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1967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发出了“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的号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还同时发表了《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文章，要求地方戏曲剧种要在“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指导下，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并且严格规定，学演必须“不走样”。起初，学演样板戏是要按照京剧的样式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演，以后发展成为各种地方戏曲移植“样板戏”。评剧和其他各戏曲剧种一样，从学演革命样板戏开始，逐步恢复了演出。
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中国评剧院之后，将中国评剧院所属的大众剧场交给了宣武区风雷京剧团。从此之后，中国评剧院失去了自己的演出场地。“看评剧，去大众”这句京城戏迷的口语成了历史。
1969年，中国评剧团改名为北京评剧团。1971年，又更名为北京市评剧团。这期间，北京市评剧团的演职人员陆续从团河农场回到北京，参加了“样板戏”学习班，开始移植“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工作任务。根据要求，演员的唱词、道白、表演，舞台的布景、灯光、服装、道具、化妆必须严格按照京剧的样式进行，绝对不能走样，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至连评剧的唱腔也必须严格遵照京剧的节奏及旋律幅度的变化而进行创作。同年，北京市评剧团移植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马泰饰演参谋长、魏荣元出演李勇奇。
据一位评剧爱好者回忆，当时的评剧都惨遭“枪毙”，能上台演出的就有三个戏：《收租院》《智取威虎山》和《初升的太阳》。
评剧《初升的太阳》是根据大庆家属艺术团的话剧改编的，剧中有大庆家属们围坐在干打垒中学习毛主席着作，台上一片光芒四射，幕后传来朗读毛主席语录的画外音：“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情节。这声音是那样的浑厚有力，又是那样的熟悉。当时台下的观众听出是马泰朗读的，立刻响起欢呼声和掌声：“马泰！马泰！”虽然马泰没有在舞台上露面，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语录台词，可现场的观众都站起来拼命地喊，拼命地鼓掌，致使演出中断。人们大声地喊着：“我们要看马泰！看马泰！”剧场维持秩序的喇叭都压不住。本来这个戏充满了政治味儿，人们并不太感兴趣，只是出于很久看不到评剧才来的，没想到第二天却爆满。大家就是为了能听到马泰的这三句台词！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却换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观众也真对得起剧场，立刻起身边退场边喊着马泰的名字。以后，就再也没听到过马泰的声音，直到“文革”后期，才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智取威虎山》里由马泰扮演的参谋长少剑波的声音。“文革”期间，连马泰这样的新文艺工作者都不能登台演出，那些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评剧艺人，其状况更加可想而知了。
在1967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大会上，曾经出现了“小白玉霜插白旗，搞不了革命还要搞反革命”的声音。听到这样的讲话，小白玉霜内心感到极其绝望。本来在“文革”刚开始时，小白玉霜就被扣在她头上的政治帽子而无所适从；什么“旧班主”、“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三旧宠儿”、“三名三高”、“反党分子”等等一大堆听都没听说过大帽子，令小白玉霜顿时懵了头，感觉是一场噩梦。万念俱灰之下，小白玉霜于12月21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年仅45岁。
小白玉霜生前为评剧创造了多个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演现代戏的旧艺人；第一个自愿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第一个受到毛泽东接见；第一个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也是评剧界唯一一个被迫害致死的评剧表演艺术家。
二、《向阳商店》：几多风雨，几多春秋
《向阳商店》的前身是《生活的凯歌》，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剧情大意是，向阳商店经理刘宝忠的女儿刘春秀初中毕业后一心想当售货员，受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商店党支部书记王永祥却支持她的选择。春秀如愿进店后，主动要求推车进巷，送货上门。工作中她热心为顾客服务的精神，不仅受到群众的赞扬，为商店赢得了荣誉；同时还教育了那些抱有陈旧观念、轻视商业工作的人们。
1960年，中国评剧院党委决定对《生活的凯歌》重新改编，并定名为《向阳商店》。1963年公演后反响强烈，大家对“评剧新人”马泰更加刮目相看，其中“夸手”、“忆苦”等经典唱段，很快响彻在大街小巷中。
然而，“文革”开始之后，由于主管文艺的江青抓“样板”，看中了《向阳商店》，认为写商业职工的戏太少，《向阳商店》这个题材很好。但还要修改，比如喜彩莲饰演资本家太太傅桂香，唱了一段“夸手”，赢得了那么多掌声。江青不高兴地说，给反面人物鼓掌不正常。所以说，要改的地方还很多。“当时的演出本虽然写了热爱商业工作和轻视商业工作的思想斗争，正面人物也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但是并没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正确处理矛盾冲突，中间人物占据了主要地位，甚至一些好的唱腔也给了反面人物。摆在我们面前是这样一个旧《向阳商店》，它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两条文艺路线指出了相反的方向：按照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向阳商店》应该修改，要加强阶级斗争的描写，突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决不能让反面人物的唱腔博得观众的喝彩；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却胡说：‘人家天天满座还叫人家改？’‘为艺术鼓掌是可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是这样竭力阻挠《向阳商店》的修改，要把它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据新华社1974年5月20日讯）
胳膊拧不过大腿，江青让你改，你就必须改。当年编剧之一郭启宏还很年轻，得令先去体验生活，除了到北京的商业典型外，还到过天津塘沽药店、沈阳和平区菜市场、张北县农村供销社等，同商业职工一起站柜台。一年之后，由郭启宏执笔写出了《向阳商店》的初稿。
此时，剧院形势突变，谁也顾不上“促生产”了，剧本也顾不上讨论就搁浅了。
两年以后，剧院又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开始抓地方戏样板，《向阳商店》依旧是上面看好的样板。但前提是，要先改好剧本。如此，新的创作组再次应运而生，由何孝充、仇英俊、刘敏庚、郭启宏共四人组成。政治挂帅是首位，必须紧跟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创作，必须深入生活。
编剧郭启宏回忆说，当时去过多少商店，站过多少柜台，访问过多少劳动模范，实在是难以统计。印象比较深的有右安门商场、金顶街商场、城子商场、南河沿副食店、百货大楼、东风市场，还有几家粮店。剧本从务虚，谈结构、写提纲、写剧本，完成后审查，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周而复始，改了排，排了改，数年间，几易其稿。当时北京市除了《向阳商店》外，还有《云泉战歌》（北京市话剧团，即人艺）、《水上长城》（北京市京剧团）、《云岭春燕》（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等剧，情况都是如此，均是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有好事者还编了顺口溜：“《云岭春燕》云岭翔，《水上长城》万里长，《云泉战歌》歌不断，《向阳商店》永向阳。”
《向阳商店》自打创作伊始，大家就一直在“成长人物”刘春秀与“英雄人物”王永祥之间摇摆。到底该“突出”谁？戏在刘春秀身上，这是明摆着的，可她只是个中学生，不是“党的领导”；王永祥是党支书，可给他加多少戏都像是贴上去一样。还是于会咏有权威，“一锤定音”，刘春秀可以当一号！在场还有位领导补充说，虽说是成长人物，但那是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嘛！
当时，于会咏的“指示”可不能小觑，人家是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有了“一锤定音”，戏剧界似乎开阔了眼界。评剧院从此坚定了大写刘春秀的决心（后来竟至越来越“左”，刘春秀不可爱了）。据说饰演王永祥的演员也写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分配。
客观地讲，于会咏还是懂戏的，算得上是内行，这在当年来讲是许多领导干部所不具备的。
1973年10月1日，《向阳商店》首次公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这在当时北京市属剧团还是破天荒第一回。不多久，又听说《向阳商店》被中央文化组看中，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了。华北调演结束后，《向阳商店》如日中天，全国至少有一百多个大小剧团移植、改编了这出戏，诸如豫剧、沪剧、川剧、粤剧……甚至歌剧；各个兄弟剧团都来京“取经”、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