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阶段（1992年秋-1993年底）
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演变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外政策开始成为俄罗斯当局和反对派特别是政府和议会进行政治对抗的主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外交具有公开的党派性质，成了动员外部势力支撑国内政治斗争平台上某一派别的工具；二是俄罗斯当局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
反对派不断地抨击俄罗斯的亲西方政策，指责当局对西方抱“过高的期望”，在国际上充当西方的“小伙伴”，在许多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向西方作单方面的让步，奉行“卖国外交”。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特别是外交部的首脑不断地向西方呼吁，要他们警惕俄罗斯国内“红褐色的”反对派（指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支持“民主派”。但俄罗斯追随西方的恶果很快暴露出来，“休克疗法”激进私有化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加上西方援助迟迟不到位，口惠而实不至，并且还常把援助同解决其他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当局不得不对原来的政策包括对外政策进行调整。这种调整首先表现在，小心翼翼地在某些问题上表示同西方持不同立场。例如，在武器和导弹技术出售问题上俄罗斯不满于西方对俄罗斯的限制，在谈到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强调不能排除美国在扮演调停人和参加维和行动的掩盖下，攫取俄罗斯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国家中的地位，表示要抵制华盛顿对外政策中自视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帝国表现”。其次，把同独联体各国的关系提上了议事日程，强调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有“特殊利益”，并要求西方承认俄罗斯对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再次，开始重视东方，并重新确认东欧的重要性。1992年底和1993年初，叶利钦总统分别访问了中国、印度和韩国，并同这些国家签署了重要外交文件。同时宣称俄罗斯在东欧地区的战略任务是：防止把东欧变成使俄罗斯同西方隔离开来的某种缓冲地带，不许西方大国把俄罗斯从东欧排挤出去。
这一时期俄罗斯虽然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但从上述内容看，“亲西方的政策仍然保留下来”。依然强调“在共同价值观念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伙伴关系”，特别强调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3）第三阶段（1994年初-1996年中）
这一阶段可以从1993年12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到1996年6月总统大选。这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进一步调整时期。如果说第一阶段俄罗斯实行的是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第二阶段在坚持亲西方政策的前提下，力图实现对外政策利益和力量的平衡，那么这一阶段是在不放弃争取同西方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显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1993年12月在国家杜马的选举中，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恢复俄罗斯帝国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了22.9％的选票，这使克里姆林宫当权者受到极大震动。在这种情况下，连一些属于欧洲的大西洋派的人物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也改变了亲西方的调门。俄罗斯领导人在对外活动中也更加强调维护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俄罗斯同西方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暴露
俄罗斯对西方特别是一向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美国，公开表示不满和反对，因为它们俄罗斯同西方的矛盾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越来越尖锐：一是如何建立冷战结束后的欧亚大陆的安全体制方面，俄罗斯建立“大欧洲”的主张同西方要以北约作为欧洲安全体制基础的立场发生对立。在对北约向东扩大和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的问题上，俄罗斯的政策发生了大的转折。1994年12月，叶利钦在欧安会布达佩斯每月会议上警告说：“欧洲还没有来得及摆脱‘冷战’的积垢，就陷入‘冷和平’的危险。”（俄通社——塔斯社布达佩斯，1994年12月5日电）。在原南斯拉冲突问题上，俄罗斯同西方的立场公开对立。尽管俄罗斯同西方签署了一系列消除所谓“经济冷战”的协议，但在实践中西方继续限制俄罗斯进入西方市场，特别是限制俄罗斯高技术和武器的出口，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二是双方为在独联体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俄罗斯企图实现独联体国家的重新一体化，而西方则企图使苏联解体的现状固定化。
（2）俄罗斯确实把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放到了对外的“首位”
俄罗斯在继续强调在这一地区有“切身利益”，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负有“特殊责任”的同时，1995年9月公布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战略》，在建立统一经济空间、集体安全体系和解决该地区热点冲突等方面，都采取了比以前更加积极的行动。
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俄罗斯同原苏联时期的盟友关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
（3）强调对外政策的独立性
1996年欧洲-大西洋派的内阁成员-亲西方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下台标志着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的终结和俄罗斯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策的确立。新上任的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强调，“冷战”结束后，我们同原来的对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同时又不顾现实地提出了结成战略同盟和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入‘文明国家俱乐部’的口号。但很快就清楚了：“在现阶段，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有可能失去对外政策的独立性，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因此，我们要奉行平等的伙伴关系方针。俄罗斯不能扮演跟在长机后面飞行的僚机的角色。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应当有自己的对外政策”。
（二）2000年普京的“双翼外交”
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面临着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加紧镇压车臣分裂分子，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统一。与此相应的，在外交政策上，他在叶利钦“双头鹰”外交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发展和创新，制定了巩固独联体、平衡东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这一外交政策中，东西方宛如俄罗斯外交的两翼，只有双翼齐飞，才能自由翱翔于国际舞台。
普京的“双翼外交”，是对叶利钦“双头鹰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俄罗斯独立初期，曾一度推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外交上全面倒向西方，幻想能以妥协和让步换取西方的接纳。然而俄罗斯的一厢情愿使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
冷战虽然结束，但西方对俄罗斯的戒心并未消除，削弱俄罗斯的图谋也丝毫没有改变。俄罗斯融入西方未成，反而丧失了在东方的传统影响，自身利益和大国形象严重受损。
痛定思痛，叶利钦被迫调整外交战略，开始推行同时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外交”。通过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外交困境，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了一定意义上的平衡。但由于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加之国际形势不断恶化，“双头鹰外交”的平衡性极不稳定，明显缺乏主动性、可预测性和连贯性。
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在继承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外交政策与实践中，将独联体置于特殊的地位，而欧美和亚洲则被列为优先发展方向。东西方的排列顺序虽有先后，但他们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有的位置几乎同等重要。这正如普京所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平衡性，这是由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决定的。”
同时，普京的“双翼外交”也是由俄罗斯现实的需要和长远的利益考虑决定的。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因而它必须同时面对欧亚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周边环境，以利于俄罗斯的复兴。特别是面对北约的继续东扩和美国NMD的发展，面对全方位的挤压，俄罗斯必须从军事安全的深远战略考虑，积极发展同西欧的合作，同时抓紧同东方发展关系，以图建立稳定的战略大后方，并努力推动经济合作，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京外交以巩固独联体为依托，推行平衡东西方的“双翼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