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调整中的俄罗斯外交战略
一、俄罗斯外交战略调整的动因
（一）地缘政治危机四伏，地缘空间大大缩小
地缘政治作为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依据，最早起源于政治地理学，从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到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陆心说”，地缘政治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无足轻重到日益重要，甚至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成为主流的过程。“几乎没有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像‘地缘政治学’理论那样，奇思怪想以致无所不容，罗曼蒂克以致晦涩难懂，聪明耍尽以致粗疏难免，并且可能引发一场第三次世界战争。”因此对地缘政治概念的争论也是有史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而地缘政治学的内容，麦金德假定，全球将永远被分为两个天然敌对的领域：陆地和海洋，这两个领域并不仅仅由一争高低的战略性使命所统辖，它们在文化意义上是互为敌对的。在此模型中，全球陆权的天然储库是欧亚“心脏地带”——沙皇俄国的领土。麦金德认为：“无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将永远寻求控制欧亚大陆并最终控制世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一书认为，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策有相当的影响。”俄罗斯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使地缘政治学理论在俄罗斯国内一直备受关注，而苏联的解体，北约的东扩，伊斯兰的扩张使地缘政治对于俄罗斯更加具有一种历史的使命，即如何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实现俄罗斯的复兴。
俄罗斯从早期的莫斯科大公国发展到20世纪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向外扩展的历史。在俄国向外扩展过程中，为自己争夺若干个出海口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与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就与争夺出海口有关，虽然在南方争夺黑海出海口的努力失败了，但北方战争的结果却使俄国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恢复了革命以前的部分领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1939年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苏联重新占领了芬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从而在此获得了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苏美英三国的一系列谈判中，苏联又成功地为自己在东欧赢得了一个缓冲带，并结成了社会主义联盟。在东方，又以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使得盟国承认了外蒙古的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的领土。至此，苏联不仅基本上恢复了原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而且终于在远东地区获得了另一个出海口。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确立了苏联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如果说战前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主要着眼于守势，着眼于对国土的防卫的话，那么战后就逐步地转为攻势，并与美国展开全球性的争霸。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地缘政治随即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不仅发生了自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逆向地缘政治变动，而且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自身遭到严重削弱，作为地缘政治支柱的国家，其作用和地位明显下降，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空间大幅缩小。苏联解体之后，在其原版图之内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块：首先是俄罗斯；其次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及摩尔多瓦；尔后是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最后是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俄罗斯显然是苏联最大的继承者，但是目前对俄罗斯来说，最基本的事实是：俄罗斯早已不是苏联。其地缘战略空间大幅缩小，俄罗斯学者卢金认为：这个国家已经退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边界，斯摩棱斯克的情况又同300年前一样，是这个国家的边界。同时，不光是通往西方的可靠通道发生了问题，而且通往海洋的通道，再次成为俄罗斯的现实问题。
俄罗斯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按卢金的说法：“俄罗斯70％的边界都不安全，现在毗邻的国家比5年前多3倍。”而且由于是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分裂，俄罗斯与这些独立国家之间的历史矛盾、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势必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同时，新独立国家内部或它们之间的领土纠纷与武装冲突也对俄罗斯安全构成挑战。再次，俄罗斯还面临着与两个潜在的地缘战略轴心对抗的危险：一是由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南部建立的战略轴心；二是由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在俄罗斯西部建立的“波罗的海——黑海轴心”，它们会削弱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影响。另外，外部势力正在向外高加索渗透，北高加索实际上也在脱离俄罗斯的控制，车臣已经成为反俄罗斯的前沿阵地。
（二）国家安全受到北约东扩的严重威胁
北约东扩直接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随着1997年5月27日俄罗斯和北约在巴黎签署相互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俄罗斯终于不得不认可了北约的部分东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加盟，使北约的前沿阵地向东推进了600多公里，俄罗斯因此失去了48万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地带，北约的军事力量已逼近俄罗斯的大门口。然而，对俄罗斯而言，重要的是“目前还不清楚，北约东扩会扩多远，下一轮的北约东扩浪潮将会怎样”，甚至“不排除事态的发展会越来越糟的可能”。某些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在担忧：“现在，欧洲安全使人想起一切安全问题都仅仅由‘一流’国家决定，其他国家不能参与的凡尔赛体系。”他们甚至认为，就实质而言，北约东扩“在为新的世界划分打下基础，其主角将由美国和德国充当”。无论俄方人士的这种担忧是否得当或这种看法是否正确，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约开始东扩无疑是苏联解体、全球两极体制告终之后，世界格局所发生的某种关键性的改变。
从俄总统1997年度的国情咨文《政权秩序就是国家秩序》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清楚地认识：“第一，北约自己提出，希望其他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俄罗斯却没有获得这种加入的正式邀请。第二，更严重的原因在于，如果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北约干脆就该解散了。”而西方也认识得同样清楚：“很难想象俄罗斯在未来10年里会符合‘北约’标准。”（布热津斯基）这种根本性的认识差距使人强烈感受到，在苏联解体后，无论俄罗斯怎样根本否定自己传统的国家体制和价值观念以及整个20世纪的历史历程，无论怎样全面强调“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和“文明国家标准”，俄罗斯却并未被西方所接纳。在冷战后这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作了种种抵制之后，实际上还是相对平静地作了退让，这样的结果远远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估计，事实上，在俄罗斯国内实力已大大削弱的背景下，从长远来看，放弃一块既不能控制，又完全可能成为包袱的“领地”，对俄罗斯并非绝对是一件坏事。
（三）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使俄罗斯社会动荡不安
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兴起和发展是冷战后的事，但就在短短的几年内，伊斯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浩大的声势，使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日益感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广大穆斯林群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均感失望，渴望回归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之本源而引起的。虽然其有强烈的反霸权色彩等积极因素，但由于其方式和手段不为文明社会所接受，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危险的现象，威胁着许多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已成为世界性的不稳定因素，而苏联的解体又给一些穆斯林国家造成了意识形态真空，为伊斯兰势力的渗透开了方便之门。尤其冷战后北约和美国的霸权，使俄罗斯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有了合作的基础，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普遍认为俄罗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两者之间有合作的必要，他们认为“今天，国内和外部伊斯兰世界都需要强大的俄罗斯”，俄罗斯必须把东正教世界巩固为一个单一的集团，并与激进伊斯兰运动铸就密切联系。北约的东扩使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合作付诸了行动，但是两者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使它们的合作困难重重，近期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其对西方世界的威胁一样，必将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俄罗斯南部边境的局势将趋于紧张，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关系的发展将受影响，俄罗斯有可能失去中亚这个“中间地带”。其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还渗透到了俄罗斯居民的生活中，使俄罗斯面临全面伊斯兰化的危险，并为俄罗斯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推波助澜。再次，内部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分立和恐怖活动的发生，也将严重威胁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社会安定。正如车臣危机所表明的，各穆斯林民族问题是俄罗斯所继承的最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它不仅涉及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甚至正延伸到地处俄罗斯腹地的伏尔加河流域。
总之，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国力大大下降，地缘政治形势危机四伏。俄罗斯需要根据这种新形势调整其对外战略，才能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不仅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而且随着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经过多年的调整，直到1996年俄罗斯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外交政策才得以成型，并在普京时期得以发展。
（一）俄罗斯外交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91年底-1992年秋天）
俄罗斯外交这一时期的特点有三：第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向西方“一边倒”，总的方针是全力以赴地力求早日加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争取西方对俄罗斯实行“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1992年4月，外交部长安·科济列夫在谈到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点时说，显而易见，俄罗斯应当步入发展最活跃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予我们确定的应有的位置。我们同这类国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却存在着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和将来建立同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我认为，联盟关系不是军事联盟，而是在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并捍卫这种价值观念的联盟。第二个重点在许多方面同第一个重点相吻合，是同我们的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这就是美国、日本、西欧、东欧，当然还有独联体…… 第二个特点是意识形态化，即对外政策的基础从苏联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转到另一种意识形态，“从输出‘世界革命’思想到输出‘西方价值观念’”。叶利钦总统在同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华盛顿宪章》中称，“作为俄美关系出发点的基本原则是‘民主’，俄美决心建立的和平是建立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这两根支柱上的”。用俄罗斯学者的话来说，俄罗斯外交“竭尽全力地向西方表明，俄罗斯是‘自己人’”。
第三个特点是寻求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以此推动国内的激进改革。西方曾表示给俄罗斯240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的代总理盖达尔兴奋地说，这种援助只有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可以与之相比。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俄罗斯同西方采取相同立场。这期间俄罗斯不仅从东欧撤军，而且开始从波罗的海国家撤退，中断了对包括古巴、朝鲜在内的原第三世界盟友的援助，大大压缩或恶化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