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批评最乐于征引和称道的后现代哲学，是否适合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通过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先锋批评的粗暴解释和故弄玄虚，将当代文学作品曲解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先锋批评家认为余华、格非、苏童、残雪、马原、北村、潘军、韩东、陈甘露等作家代表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创作预示着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性变革，这肯定有一些道理，但是，对于具有独创性精神的作家来说，他无法容忍这种简单的阐释。事实上，不少作家已公开表示对这种批评的反感和彻底否定，这种变化，正反映出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精神的强化和突出。随着作家创作自由度的提高，真正的作家决不会满足于对政治和当前现实的某种图解性作品，尤其重要的是，在创作精神上，力图与那浮表的纪实作品划清界限，更愿意透视当代人那种潜意识的压抑感和焦虑感，更愿意思索历史的苍茫感，人生的神秘虚幻感。洞悉到更为本质的东西，撕破人性善恶和社会道德的假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人性中残忍无情，甚至变态扭曲的东西加以发掘和分析，因此，真正的作家对思想的探究，比对情节、故事、游戏的探究更为执著。
放弃一些令市民狂欢的题材而正视深度的自我体验，正是一些青年作家的执著追求，说到根本上，这些青年作家从现实表象中逃离，而遁入历史记忆中去，对历史的记忆做出新异的叙述性解释。例如，余华的《呼喊和细雨》，并不像先锋批评所阐释的那么“后现代”，他只不过放弃了当前情景的创作，而关注童年历史经验问题。人性恶，作为小说家的创作探求的目标，在历史画面中获得了新的叙述，尽管余华在小说叙述上力图有新的追求，那在细雨中的呼喊，早就冲破了这种叙述表层，而落实到那人性的呼唤这个基本命题上去。人的生存之本真状态被揭示，被敞开，而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再一次迫在眉捷地提升到理性层面上来。先锋批评，在这种思想性阐释上通常过于匆忙，而急切地回到语言的结构和解构中去，回到拉康和福科对权力、知识和话语的分析上去，失却了批评家自身对作品的真正理解和生命阐释。杰出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部“活态哲学”，只有提升到形而上学层面，才会获得超越经验的评判，但对待作品本身，批评家不必担当哲学家的角色，而先必须说出生命的理解和感受，这对于批评显得更具积极意义。
先锋批评力图制造出接近哲学的深刻，所以，尤其重视德里达，德里达尽管在理论表达中不时涉足文学本文，但在骨子里，他更关心的是哲学问题，而不是对文学的批评。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试图改变传统思维中的全部结构原则，打破所有的学科界限，回到话语本身的整一性和浑融性上去，拆解文学与哲学的界墙，从骨子里看，德里达是反哲学的，并不想回到任何哲学中去。他对哲学传统作了史无前例的无情破坏，又为文学的反哲学倾向、反理性结构提供了支持。他使文学话语获得了极度自由，语言游戏成了他思想的核心，他并不想建构什么，只想解构什么，这正好适合一些作家的创作状况，因此，德里达受到文学批评家的特别关注决非偶然。先锋批评更多的是看到了德里达哲学的生机，却从未真正意识到德里达哲学的危机。诚然，德里达拒绝建立任何中心，颠倒在本质与现象、内心与表现、隐含与显现、物质与运动上的传统观念，对绝对理性、终极价值、本真、本源、本质等有碍于自由游戏的观念提出质疑，从而达成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消解，这种不懈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拆毁传统哲学的价值承诺时，是否意识到“神的流离失所”；先锋批评对德里达的过于迷信，导致他们对当代文学中的创新意识不能做出契合生命的阐释，而游离在语言游戏和玄虚迷离的语言试验之中。
先锋批评依据后现代主义哲学提供读解余华、苏童等作家的作品的文本，稀奇古怪，疯言疯语，貌似有深刻思想的哲学表述，实质上是观念的移植和抽象语词的拼接。因此，先锋批评，不仅没有真正阐释这些新潮小说，而且人为地设置了一些语言障碍，阻挡了读者向这些新潮作品的接近。既然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将这些小说谈得云深雾里，那么，非后现代主义读者也就不自觉地拒绝阅读，先锋批评使先锋文学失去了读者，这才是先锋批评的真正悲剧。中国先锋批评始终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张清理语言残渣；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先锋批评却不断重温形而上学命题；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面对人类精神的危机忧心重重，而先锋批评家在批评的狂欢节中猎取话语的权力。
西方先锋批评的理论指向是反传统的，反理性主义的，反中心性的，他们的反对姿态本身也是引火烧身，同时消解了解构者的话语意义。个人的失身无据与批评者的孤立无援，的确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困境。这种困境，在生存态度上也是反传统的，他们并非在观念上反传统，而在实践中坚守传统。先锋批评是找不到彼岸，找不到家园，在话语中感受生命状态的理论取向。批评的特殊处境是：尽管批评家在观念上是反后现代主义的，但是，在骨子里却忠实于中国的排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逍遥主义。不管怎么说，吴亮所说的“批评的缺席”，代表了大多数人对批评的看法，这正是先锋批评的内在危机。
2.4.4“批评即价值选择”与文学批评引领的作家和读者
话语转换与批评解释的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批评的历史事实来看，文学批评的话语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很难用逻辑尺度去评判不同的话语形态。要想确立不同话语形态的普遍意义，只能从不同角度切入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事实上，我所作的“批评的批评”工作，正是力图从不同角度探究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意义，总结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态度而不可能就此把握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如果从多维视角去观察现当代文学批评，就会发现许多特殊性的东西，所有可能的方面得到重视，自然就能对现当代文学批评做出客观的历史性评价。历史性研究，在文学批评的批评中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评判批评话语形成的历史原因、历史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批评是需要超越的，某一批评对另一类批评的超越，不仅是话语方式的转换，而且是价值观念的转换。
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方向，是无法决定的，但是，文学批评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意义，是可以把握的。文学批评话语形态的历史转换，是个人创造与时代创造的必然，也是人们试图更好地理解文学本身的尝试和探索。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似乎一直停留在对具体的批评家的分析和评价上，很少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总体性反思和理性审视。面对时代的喧嚣，只能笼统地感到这是多元共存的批评时代，随着权威化批评的消解，批评的个性化日益显得突出。批评家可以自由地伸展自我的批评个性，很能找到共同的特性，因此，批评的个性化同时也容易使批评失范。尽管如此，如果从批评的审美取向、创作取向和价值取向入手，还是可以捕捉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轨迹。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并存，实质上，是三种形态的批评活动的并存。由于任何人都必然带有自身的价值规范，这三种形态的批评活动也就必然表现出各自的批评取向。观念之间的重大差异，必然带来思想间的巨大冲突。当代文学批评的思想冲突所构成的表面混乱而实则有序的批评形态，很有探讨的必要。这三种形态的批评规范，从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转型过程来看，大致可以确立为：“意识形态批评”、“价值论批评”和“先锋性批评”。关于这种批评形态的确立原则向来有其不同看法，目前，至少有两种看法比较富于代表性。一种意见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可以分成主流批评、边缘批评和中介性批评，这种分类方法，是就文学批评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作用而言的。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共时性考察，而忽略了历时性考察，不能突出批评的转型特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可以分成“本位话语系统”、“非本位话语系统”、“主导性话语系统”，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批评的话语的分析，把民族性批评话语视之为本位话语系统，而将非民族性的外来的批评话语视之为非本位话语系统，同时，把当前批评中占主导趋向的批评话语视之为主导性批评话语系统。这种分类方法，看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并存的事实，并且侧重于批评文本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不足以从根本上描述当代文学批评的形态转换，尽管它具体地把握了批评话语的历史形式过程及其现实意义。从批评形态的转换而言，把当代文学批评划分为意识形态批评、价值论批评和先锋性批评更加合理，它代表了文学批评的历史的脉动和精神价值观念系统的差异，实际上，这是文学批评思潮的历史演进或哲学思想运动在文学中的体现。
何谓意识形态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是指以意识形态的观念与立场评价时代文学创作价值的批评话语形态，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话语是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而逐步确立的。具体地说，这种意识形态批评即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这种话语形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为基本原则，关注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批评，是具有时间性限定的概念，它的内涵在不同的时间限定里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界定，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立场上来立论，这一界定本身，比较准确地把握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若要试图把握当代文学批评形态的转换，就必需找到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基点，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基点，可以在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转捩点上寻找。因而，在时间上，当代文学批评的原本形态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导的批评形态，这种批评形态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在批评观念上，倾向于政治的社会的批评，在批评原则上，倾向于现实性原则，在批评的文本中，倾向于对作品中典型形象所具有的现实政治社会意义的分析和把握，在批评的导向上，倾向于社会主义文艺原则，在批评的话语上，则有权威化倾向。在批评的思想依托上，则倾向于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根本，辅之以俄罗斯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无产阶级经典文艺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因而，这一批评形态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批评”。
“价值论批评”，则可以视为对意识形态批评的扬弃，所谓扬弃，即对意识形态批评既有继承又有否定。价值论批评，可以说是辩证的历史的批评话语形态，它一方面强调文学的审美作用，强调艺术形式的本体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艺术的文化功能。在价值论批评中，他们把艺术本体论置于社会本体论之上，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这种批评话语改变了过去那种只重视社会本体论，而忽视艺术本体论的批评倾向。当代文学批评向价值论批评的转换，开拓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局面，因为价值论批评，更为深入地理解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活动的意义，同时，又看到了西方古代批评家乃至现代批评家的历史贡献，因此，价值论批评家们很自然地回归到“五四”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上来。从根本上，价值论批评真正把历史批评美学批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否定那种单纯的政治阐释原则。价值论批评，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学批评的审美原则和历史原则，尤其是对创作心理精神的内在把握极具美学意义，因而，价值论批评对创作家批评家和艺术哲学的建构，开创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新时代，使人们重新呼吸艺术的芬芳。所谓自律，即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批评的自主和自由，实现了批评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