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了价值论批评之后，又该如何把握先锋性批评呢？“先锋性批评”，人们又称先锋批评，这就是说，最先提出某种新观念和新型美学原则的批评，并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批判传统的批评可以称之为先锋批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先锋批评也可能处于边缘性地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它又可能处于中心性地位。批评的权威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呈现，是先锋性批评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必须认识到，先锋性批评占主导的时代，是不容乐观的时代，是喧嚣、混乱和焦虑的时代，这与先锋性批评自身的特性有关。先锋性批评推动并加速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革命，但是，由于先锋性批评以破坏为主导，以怀疑主义精神为主导，以标新立异为主导，因而，它往往瓦解了传统的批评观念和文学观念，不能建构起新的艺术规范和批评规范，类似于“在无底的棋盘上游戏”，从而使人们的心态失衡，精神失据，加速了文学危机和社会危机意识。彻底性的先锋批评，往往使人震惊不已，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正是陷入这种彻底的否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危机的恶性循环中。从某种意义上，先锋批评正是力图与西方的这种后现代文艺思潮和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观念沟通与对话。先锋性批评，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又使文学批评陷入混乱和自我搏斗中，这是悖论，先锋性批评所无法克服和解决的悖论。
这三种形态的批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各自占据过主导地位，然而，在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中，没有永久性的王位，一批评形态形成中心性优势，另一批评形态就在密谋颠覆性革命。文学批评话语的每次革命，皆会找到合适的理由，获得新的听众与信徒，批评形态的转换应该视之为必然性过程。批评形态的转换，有其特定的历史契机、文化契机、社会契机和心理契机，不能只看到中心性批评而忽视边缘性批评。
在当代文学批评的总体格局中，已经形成了多元互补和多元互动的历史格局，正因为具有这种格局，当代文学批评才处于不断的转型过程中。
2.4.5新陈代谢：批评家永远作为文学批评思潮的接力者
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维度，把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为三种基本形态，为下面的论述奠定了基础。任何界定皆是相对的，尤其是关于历史的总结性陈述，不同于逻辑性陈述。逻辑性陈述必须置于思想的逻辑语境中，保持其逻辑的一致性；历史性陈述，则有所不同，它可以由陈述者加以总结和界定。历史性陈述始终必须面对历史本身，陈述只是对历史的总结；逻辑性陈述则不必面对历史，不必处处照应历史事实本身，它追求思想的内在逻辑，概念的统一性。正因为如此，“批评的批评”，有关文学批评历史经验的陈述，在概念的使用上有不同的规定，这种规定，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也是当然与应然相统一的话语形式。我们所讨论的文学批评的历史转型问题，不仅就形态的转换而言，而且指当代文学批评的主导倾向而言。“转型”，实质上，构成了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标志，正是从转型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进步倾向。当代文学批评的精神形态之转换，不仅促进了批评的活跃与批评的自由，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当代文学创作的深度探索。当代文学批评的转型，也就必然伴随着当代文学创作的转型。从这种共通性出发，从创作与批评的历史互动关系来看，当代文学批评进行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终结，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开始。时间可以界定在1978年，在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中，一大批老作家和老批评家开始重新歌唱。在这一时期，以周扬、巴金、丁玲、荒煤、冯牧、罗荪、阎纲、李希凡、王蒙、陈涌、张光年、许觉民、严家炎、秦兆阳、张炯、唐达成、钱中文、王元化、雷达等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最具代表性。他们大多在文学批评领域沉寂了十多年，新时代的春风感召，他们重新拿起了批评和理论的武器，急于为解放了的文学创作而歌唱。复苏后的文学创作是特别繁荣的，由于批评家的观念与创作的冲突，这一时期，批评之间的论争，也就极其剧烈。
解放了的批评家，大都以5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批评观来批评和判断作品，因而，他们一方面欢呼解放了的文学，另一方面又对暴露性文学和新的文学探索感到困惑。这就是说，批评的权威意识仍然支配着批评家，可以说，这一类型的批评家，在批评观念上是有一定的模式的。在这些批评家和理论家中，并非是完全统一的，有的批评家倾向于从50年代的批评模式出发，认可那些符合其批评准则的作品，而对那些探索性的作品或者表示沉默，或者开展争论和批评。当时，新的文学观念之提出，仍有可能被上升到政治事件来处置，这说明，这种类型的批评并未真正划清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另一些批评家则不然，他们从创作出发，从“五四”文学精神出发来衡量当代文学批评，理解当代文学的探索。我之所以把这两种类型的批评放置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在思想根基上有其共同之处，尽管在思想倾向上还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一形态的两类批评家之矛盾，也预示了意识形态批评的分裂和分离，而意识形态批评的分裂，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文学批评向价值论批评转型。应该说，真正促进当代文学批评转型的，并不是单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家，而是来源于现代文学批评的学院派的冲击。王瑶在北大重执牛耳，李何林在北师大导航，钱谷融在华东师大开路，贾植芳在复旦主事，陈瘦竹在南大坐镇，于是一大批青年荟萃在这几位先生的旗下，他们以探索精神，以文学的审美阐释为本，迎来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新格局。与此同时，王蒙、王元化等批评家应时而动，王蒙很快放弃了意识形态创作论，以体验和创造为批评之根本，与新的文学观念认同，王元化则转向古代文论的探讨。这种现代文学批评的学院派倾向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使当代批评家重新重视“五四”文学传统，恢复了文学的审美探索，契入了作家的内心世界。
现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确立了价值论批评范式，完成了当代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批评向价值论批评的转换。他们一方面研究现代文学，重估鲁迅等伟大作家，一方面关注当代文学，针对当代作家发言。刘再复、谢冕、孙绍振、王富仁、凌宇、赵园、汪晖、陈平原、王晓明、曾镇南、黄子平、季红真，南帆、陈思和、蔡翔、李庆西、周振保、许子东、张志忠等共同创立了新的批评范式，向“五四”文学传统进行超越性回归。价值论批评，对作家创作精神的把握，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分析，对作家的艺术技法的阐释，开创了全新的境界，使文学青年感到新异，也使老批评家感到振奋和陌生。这是不可阻挡之势，关于鲁迅、郁达夫、王蒙、曹禺、沈从文、老舍、艾芜、沙汀、莫言、张承志、公刘、林斤澜，这些价值论批评家皆拿出了扎扎实实的批评专著或专论，现当代作家在这些批评家心中获得了深刻的理解，与些同时，他们极大地推进了关于诗的理论，关于小说叙事学和结构艺术的理论，关于文学的语言的理论，关于新的方法论在文学阐释的作用。一切浪漫而又抒情，一切从容而又热情，那是批评家最舒坦，最自信的日子！尽管意识形态批评与价值论批评之间存在分歧，但前者对后者基本上持认同态度，然而，尖锐的声音，总不能令意识形态批评家和价值论批评满意。那便是“当代中国文学面临危机”这一口号或理论宣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不免使许多批评家震惊，也不免使许多批评家扫兴，这是先锋性批评登台的先兆。提出这一观点的刘晓波，在当时的批评领域并没占据主导地位，只能在一些小刊物上推出《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与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思想对话，于是，先锋性批评否定意识形态批评，与价值论批评对抗，走向批评的中心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