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批评的主观意图，是臻促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和后现代化，因而，先锋批评的首要任务是接受西方的先锋批评观念。西方的先锋批评，通常是作为先锋艺术的宣言而出现，它打破一切传统的禁忌，面对20世纪西方艺术的破碎景象。西方的先锋批评是变动不居的，这些先锋批评，既有简单的口号与宣言式的表达，也有深层的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表达。西方的先锋批评，不是平面性的单一性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现代中国先锋批评探索者，常常对西方先锋批评只作局部性观照，而缺乏历史贯通意识，这样一来，先锋批评家本身不免显得偏狭激进。批评应该具有的独创性意识，在这种偏狭中被磨平。回顾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不少研究者看到：西方先锋批评构成了西方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主线，其积极意义得以彰显，其消极意义则在多元化的先锋批评中得以克服。在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中，可以看到极端化景象，即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对传统审美观念的根本背离。在先锋艺术那里，美让位于丑，真让位于荒诞，善让位于邪恶，艺术让位于非艺术，创造让位于移植，艺术训练让位于冒险。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错位，先锋艺术使人看到了对传统艺术的反动，这是西方人精神危机的征兆，这是西方艺术危机的某种爆破。西方先锋批评，混淆了传统批评关于艺术与非艺术的定义。社会的急剧变革，直接导致中国式先锋批评的形成，中国先锋批评对西方先锋批评的新观念的理解和传播，无疑使中国人也预感到了世界性精神危机的焦虑感。这是对中国现代封闭意识的最强有力的一次突围，一切被破坏，人所面对的正是废墟，是先锋批评让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现实的精神病况。
先锋批评，使得我们的传统本文（作品）观发生了真正的突破和转换。先锋批评与中国古代诗文小说评点传统一刀两断，所有的传统观念被废弃不用，而代之新的诗歌小说观念。小说叙事学被异常地受到重视，对本文的解构策略，使新的叙事话语变得像外星人那样富有神秘色彩。新叙事话语，关于“顺序”的理解，突出强调“时间倒错”和“走向无明性”，关于叙事频率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外历时性和内历时性的问题中去。关于小说的叙事语式，则强调投影、聚焦、变音和复调；关于叙事语态，则设置了叙述者的职能和受述者的关系，渗透到叙述时间和无故事叙事概念中。先锋批评，力图敷衍出一套完整的叙事话语，使平面化的内涵富于立体效果，形式主义倾向和破碎意识对应于冷冰冰、残酷如铁的现代艺术世界。人文主义精神被彻底抽干了，浪漫主义情调则与之无缘，抽象化、形式化、科学化、病理化，这就是先锋批评所预言的事实。这些新叙事话语，仿佛让人重新谛听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声音，从这一意义上说，先锋批评看到了人主观上不愿正视的现实世界。最后，先锋批评，将大众艺术与精英艺术处于并显的位置。先锋批评看到了传统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彻底破产，大众艺术接受和大众话语，从根本上与传统批评形成对抗。
先锋批评不从命定的历史的理论话语出发，而从现实的精神危机中走出，一开始就带上了反讽、荒诞、自嘲的色调。大众接受与真实的理想原则相距极远，他们更重视感觉，恶作剧者，投机者，艺术的宠臣、跳梁的小丑，十足的恶棍，只要契合大众接受心理，就有可能成为明星，掀起大波浪。古典的英雄被嘲弄，古典主义英雄精神没落了，式微了，连最后的辉煌也无人眷顾。大众接受的疯狂，与先锋艺术之间有十足的机缘，先锋艺术，既可以是孤独艺术，无人理会，又可以是思想潮流，掀起人们的情感波澜。人们在嘲弄中，在恶劣的游戏中，认同了这种“俗”的先锋艺术。先锋批评并不能预见什么，但先锋批评能领导新潮，并与古典原则和传统精神相抗衡。先锋批评以先锋的面目出现，自有陌生化效果，通常把这种陌生化效果和真正的独创混淆起来，更给予了先锋批评以特权。先锋批评乱加命名，随意命名，翻新出奇地制造信息爆炸效果，因而，也就与真正的艺术精神背道而驰。即使远离先锋批评，仍能受到先锋批评的干扰，先锋批评并不是时代的弃儿，而是时代的宠儿。在更新批评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上，先锋批评有着自身特殊的贡献，与传统批评相比，它也显示出较大的创造活力。然而，任何先锋批评必将同化到传统批评之中，先锋批评的危险性和冒险性也就在历史选择过程中得到克服。在肯定先锋批评的发现和独创的同时，必须警惕先锋批评的危险。
2.4.3先锋派批评的激进立场与解释学的思想文化困境
先锋批评在批评活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先锋批评的敏锐性和探索性决定的。先锋批评与传统批评不同，它不愿从固定程式和习惯话语出发去分析当代作品，而是力图站在先锋的立场上，选择最新潮的理论话语，选择最具反叛性的价值观念和自由意识，接受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启迪，对当代文学作品做出新异的评判。这种批评的最大功绩在于：加速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及其在文学技法上与西方文学的靠拢。我不想多谈现代叙事性和现代诗化哲学的表达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具体的，也是有意义的，必须探讨的根本问题是：惯于从西方现当代哲学衍生出一系列批评观念的先锋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析是否有效？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先锋批评的哲学依据，主要是西方启蒙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的话，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先锋批评的哲学依据，则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先锋批评家津津乐道的几位哲学家是德里达、巴尔特、拉康、福科和利奥塔德等。他们将后现代哲学的观念直接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中，并改造出一套批评话语系统，先锋批评所依据的后现代哲学对于评断当代文学是否有效，的确发人深思。
时间观念，是最模糊又最清晰的，如果以数字纪年，时间观念在历史链条中就显得异常清晰。如果从当前的时间出发，从过去、现代、后现代来评断艺术历史的进程，通常在未来的视域里显得特别可笑，因而，当代文学批评者已充分意识到时间概念在话语表达过程中所造成的尴尬，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成了随意的时间原则。例如，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划界，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而对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划界，则从70年代开始，这种划分本身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人为性。如果生活在西方话语系统之中，那么这种划界也许司空见惯，但从本位话语的立场来看，这种后现代哲学，实质上是“人为的烟雾”，遮蔽了当代人的“澄明之思”。从观念上说，先锋批评接受后现代哲学话语完全立足于“西方立场”。但是，这种“西方立场”与“中国立场”是有差异的，且不说科学、文化、政治、法律的差异，仅就价值观念和现代意识而言，东西方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从这种时代意识来看，先锋批评的文化立场是靠不住的，带有抄袭、剽窃、移植、卖弄的意味，而少有自出新意的独创。因此，即使不站在保守的立场，仅仅站在现实中国的立场上，对这种先锋批评的简单移植难免不产生精神的对抗。先锋批评所津津乐道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正在远离或正在死亡，批评话语成了先锋批评家的孤独梦呓和自言自语。
先锋批评的哲学根基，之所以不可靠就在于他们不是站在本位文化立场上的阐释和创造。与文学批评的三大话语系统相似，中国当代哲学，实质上，也有三大话语系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系统，二是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三是中国古典哲学话语系统。这三大话语系统，是不可通约的，尽管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三大话语系统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在哲学本身的建构上，三大话语系统彼此对立。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只能站在某一话语立场上，以本位话语立场解释自己的哲学并改造其他哲学，没有本位话语立场的哲学是不可思议的。海外新儒家哲学，例如，陈荣捷、杜维明、成中英等，以中国哲学为本位话语，融通西方哲学观念，他们的探索虽有新意，但距离中国哲学的真正理解仍很遥远。他们在中国古典思想的现代转换上迈出了创造性的一步，但毕竟是以诠释中国哲学的文化精神为前提。对于海外新儒家的哲学探索，应进行新的评价，这一原则，也适应于中国古典诗学的西方语言言说，例如，张隆溪的比较阐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契合中西诗学的特质，是值得特别加以思考的。
他在中西诗学对话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并试图在英语语境中解释汉语诗学。海德格尔曾探究东方哲学，尤其是接近过老庄哲学，但是，他后期哲学的根本表述仍是以西方哲学作为本位话语立场。最可怕的是，站在非本位话语立场上套用西方哲学来解释本土文化问题，其结果必然是不伦不类；本来，三大哲学话语系统不存在此优彼劣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确定本位话语，去发展去创造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以中国学者为例，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不乏其人，专研一艺，熟悉其本位话语、解释本位话语，必定对当代哲学建设有所贡献，因此，把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思潮去研究无可厚非，因为这种研究根源于历史事实本身。研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创造，但这种创造必须是内在的，有主见的，而决不能简单比附和简单移植。那种立足于中西哲学的局部问题和个别范畴的比较及其关于哲学家之间的比较，从目前来看，少有成功者。金岳霖的《知识论》，之所以富有独创性，是因为他真正融通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洛克和休谟哲学。中国当代文学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所表达的社会情感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特殊问题和文化精神以及生命精神烙上了鲜明的文化印痕，在根本特性上，是与西方后现代哲学相冲突的，或者说，不具备西方批评话语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生存语境。当代作家虽熟悉西方文学，但他们在内在品格上是与西方作家的创作有冲突有矛盾的，先锋批评不顾这种外在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差异，主观地将后现代主义哲学话语运用到当代文学中来，分析和评判当代文学作品。
这种强制性的批评，必然带有偏见，以“先见”去寻找，去同化，去选择当代文学所表达的中国问题意识。从表面上看，先锋批评赋予了当代中国文学以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品格，而从本质上看，先锋批评拔高和误解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特性。先锋批评的这种单向度的探索必然会很快失效，他们的批评本身，需要进行重新反省和反思。先锋批评构成了历史痕迹，这种历史痕迹是抹不去的，但是，这种批评本身，显示了中国批评家创造力的衰败。在先锋批评中，如何坚守本位话语立场和批评思想的独创性，显得非常重要。先锋作家在先锋批评的误置中获得了替代性、陌生化的冲动和满足，而淡漠了先锋批评对其创作的曲解和误导。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代作家的思想平面化、感觉化，无法获得穿透现实生活的思想利剑，另一方面反映了当代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合谋，即满足于文学的表面的虚假繁荣，而失却了对文学最本真意图的追求。批评的无心化和创作的无心化，是当代文学流于表面而缺乏独创的根本原因。尼采曾极力嘲笑过学者与哲学家的差异，在尼采看来，哲学家必须是真实的人，即天生健康、真诚、有创造能力的人，学者之不能胜任哲学的使命，正由于他同人生处在根本错误的关系中，他漠视人生，远离人生，虚度人生。
这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尖锐的。哲学家最关心思想的独创，而反对将其思想纳入某一思潮之中，最忌讳将其思想简单拼接和移植。先锋批评家则千方百计把相关的哲学家纳入一定的类型中，不惜以类型来抹杀思想上的差别。先锋批评所激赏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其实，根本不在同一思想层面上，也根本无法用“主义”来笼括。思想的独创性被淹没在主义的潮汐中，正是哲学家的悲剧所在。再以“后现代主义哲学”这一学术命名为例，当代学者将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理论、工业社会的文化理论、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全部纳入系统中，将海德格尔，德里达、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福科、拉康、阿多尔诺、伊格尔顿、巴尔特纳入系统里，不知出于怎样的哲学意图和文化目的？由于不严格的运用，这一理论思潮的消极后果将会愈来愈受人重视。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通观当代哲学，势必削平了所有哲学的独创性。再说，并非新潮的哲学就是最好的哲学，先锋批评以这种“大杂烩”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点，势必陷入极大的迷茫和混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