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他留学美国时主攻的是经济学，其次才是新闻学，可他是那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在国外大学受过系统新闻学教育的学者之一，他生平成就最多、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新闻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说起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就不能不提到北京大学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开创的“五个第一”：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历史上第一门新闻学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第一部新闻学着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1952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后第一个设立新闻学专业。从这“五个第一”中，我们不难发现前四个“第一”都与他直接相关。
他就是中国新闻学奠基人之一的徐宝璜，算起来，他23岁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24岁参与创办新闻学研究团体，25岁出版新闻学专着。如此之年轻，但取得如此之成绩，成为新闻学的“开山祖”，实在令人敬佩。
徐宝璜生平
徐宝璜字伯轩，1894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之家，自幼熟读经史子集，喜好舞文弄墨。少时才华横溢，天赋极高。后考入北京大学，在校读书期间，他勤奋好学，深研苦究，191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官费留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新闻学。1916年学成回国后，先任北京《晨报》编辑，后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主讲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同时兼任蔡元培校长的秘书。191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政法等系，为学生开设新闻学选修课，徐宝璜是最先在国内开设新闻学课程的大学教授。1918年与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徐宝璜被推为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并代蔡元培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定期为会员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1921年后，相继任教于北平、朝阳、中国、平民等大学，讲授新闻和经济方面的课程。1926年3月，以发表激烈言论触怒皖系军阀，被北京当局列入缉捕名单。1930年因脑溢血倒在了北京大学的讲坛上，年仅36岁。对于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职业生涯
1912年徐宝璜北京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继而考取官费留学生，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专业。留美期间，他广泛地接触社会，亲身体验到西方国家报纸作为新闻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和作用。由此，他感觉到，新闻事业的蓬勃生机将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主流和重要内容，于是在攻读经济专业的同时兼读新闻学。徐宝璜的这次选择奠定了他今后的成就。
1916年徐宝璜学成回国，曾在北京《晨报》做过短期编辑。1917年初，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对这所学校进行革新，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大力引进一批学有专长的新派人物。徐宝璜受蔡元培赏识，被聘为北大新闻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开始为北大文科各系学生开设新闻选修课，介绍欧美各国新闻概况及理论。在大学开讲新闻学课程，以前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徐宝璜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他应聘到北大任教时才23岁，是当时校内80多个教授当中最年轻的。和他同一年到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和胡适，当时一个24岁，一个26岁，都比他大。由于旧制大学不设副校长，蔡元培公务繁忙，因而校内一般事务都由徐宝璜代行处理。作为北大进步青年教师，徐宝璜是蔡元培在北大开展各项活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徐宝璜在北大创办《北京大学日刊》，自任主编，把学校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活动都记载在日刊上，该刊因而成为现代史上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许多学生在各报兼职或自办刊物，迫切需要有关理论和业务方面的指导。1918年春，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等向校长室秘书兼讲授《新闻学》选修课的徐宝璜教授提出，希望校内能组织课余新闻研究团体，徐宝璜当即表示支持。1918年10月14日，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校长蔡元培亲任会长，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研究新闻学的团体，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将研究会的创立称为“报业教育的发端”。虽然它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却产生了重要和长远的影响，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2008年，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也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90周年纪念日。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和良好学风，北京大学于4月15日恢复成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内容包括六项：“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
1919年2月，新闻研究会改组大会召开，会议宣布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时宣布将研究会宗旨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并且突出强调新闻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以后，徐宝璜担任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副会长，实际主持了该会的系统讲课和日常研究活动。当时，新闻学首次在中国大学内开讲，不仅缺少师资、缺少正规系统的讲义和教材，甚至连可借鉴参考的国内有关资料都难以寻觅。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徐宝璜一边讲课，一边自撰讲义收集资料。暑假期间，他放下一切杂务潜心撰写整理讲稿，后经多次修改，以《新闻学大意》公之于世。其后他以此为基础，继续钻研、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结合中国国情，并将教学中得到的心得，加以补充、整理、完善，于1919年12月经过4次修改定稿后，以《新闻学》公开出版。
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新闻周刊》。徐宝璜亲任编辑主任，亲自撰稿画版。《新闻周刊》是中国最早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开启了出版专业刊物的先河，其发行的目的是“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它也是中国首先采用横式编排的报刊，可惜这份周刊只出版发行了3期，于“五四”运动后停刊。
1920年后，徐宝璜因忙于筹办民国大学等事宜，而无暇顾及新闻学研究会日常活动，因而该组织日渐涣散，并于年底停止一切活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只存在了两年零两个月，由于研究会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成立的，因而它与校内其他团体相互渗透，共同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同时，徐宝璜本人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一再强调研究新闻不要单纯追求学术发展，而更应重视为政治斗争服务。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很多成员此后均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其中有些骨干成员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会员中的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高君宇等人便是证明。
1921年后，徐宝璜相继任教于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徐宝璜还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新闻系主任，这也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1923年，他在北京平民大学创办报学系，学制为四年，预科两年。所设科目有《新闻学概论》、《新闻采集法》、《新闻评论法》、《新闻事业发达史》等。与此同时，他编辑出版了半月刊《平民大学报学系级刊》。1926年“3·18”惨案后，徐宝璜积极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后被段祺瑞政府列为第二批缉捕对象。1927年，北京记者组织“新闻学会”，同时出版《新闻学刊》，得到了徐宝璜的鼎力支持。
1930年5月29日，徐宝璜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因高血压症脑溢血晕厥，送协和医院急救，不幸于6月1日不治逝世。
新闻思想
徐宝璜最为人们所知的是他的《新闻学》（发表时曾名《新闻学大意》，后又改名《新闻学纲要》）一书，蔡元培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认为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此书的出版，为当时新闻界所推崇。着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在当时《京报》上评价：“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而黄天鹏在《新闻学纲要》序中则称徐宝璜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新闻学》是在1919年12月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首次出版，历经4次修改，全书共14章，约6万余字。该书由浅入深，娓娓道来，生动而有说服力，十分引人入胜。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是众多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学习的必读书。可以说，《新闻学》这本书奠定了徐宝璜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如前所述，该书一方面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另一面徐宝璜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军阀和官僚的统治下，报界中的腐败堕落现象十分严重。不少报人卖身投靠、不顾人格，有些报纸因陋就简，刊登大量言情小说、黑幕新闻等招徕读者。而政党报纸则成为军阀、官僚和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喉舌和工具。副刊上言情小说泛滥，且出现大量的以黑幕、武侠、神怪、侦探、滑稽等为题材的庸俗无聊之作。
《新闻学》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书出版的，作者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徐宝璜期待通过此书来纠正新闻界的不良风气。
《新闻学》一书中理论新闻学与应用新闻学相结合，徐宝璜在该书自序中坦言：“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他用区区6万字，建构起整个理论体系，内容涵括了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以及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新闻学的各个方面。书中对新闻学的性质和地位、新闻的定义、新闻的价值、新闻业务如新闻采访编辑、新闻评论写作、广告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徐宝璜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此书中。在书中，他给“新闻”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定义：“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这也是在我国出现的最早的新闻定义。徐宝璜特别强调事实的重要性。在这个新闻的定义中，新闻的落脚点在事实。事实是新闻的根本。“凡凭空杜撰闭门捏造之消息，均非新闻。”“因只有事实，可成新闻。”“新闻与小说有别，须为事实，苟非事实，即非新闻。”他批评“若报纸不辨真伪，则报纸之新闻，与街谈巷议无别矣。”指出言论不能代替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切不可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迷惑读者，否则亦为以假乱真也”。“编辑对于该新闻，如有意见，可于社论栏中发表之，或于新闻之后，加以附注”。而社论也必须以事实为基础。“社论第一须以事实为材料，第二须以多数阅者所注意之事实为材料，第三须以最近之事实为材料”。
在谈及“新闻之精采”时，徐宝璜的论述已经揭示出了新闻价值的显着性、重要性、接近性及趣味性等构成要素。他认为在新闻价值的判断上，是一个注意人数多寡和注意深浅之问题。
徐宝璜还在《新闻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闻三原则：1.内容重要性，新闻价值与其重要性成正比；2.时效性，新闻如鲜鱼，愈新鲜价值愈高；3.距离性，人们关心的新闻首先是与个人关系较大，距离越近的人与事。
徐宝璜主张采访要有闻必查，不能有闻必录，更不能有意捏造。他要求新闻记者有大无畏的精神，见义勇为，宁愿牺牲一身以为民请命。作为报刊编辑，应对社会负重大责任，应有纯洁之品德，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为对社会负责，刊发的新闻应确为对时事所下的正确透彻之批评。
他还提出了对新闻功能的认识即新闻应该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着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徐宝璜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徐宝璜对于广告极为重视。在他看来，要保持报纸的独立性，必须使报纸在经济上独立。而若要求得经济上之独立，则广告是根本。他认为，广告还有推广报纸销路、推动商业发展以及促进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针对当时广告中的一些弊端，例如大量刊登“卖春药、治梅毒、名妓到京或种种骗钱之广告”，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此外，徐宝璜提出了“发达广告之法”，主要是“推广销路与用有广告知识之广告员及广告经理”。另外，对于报社和通讯社的组织以及设备，报纸的销路等问题，徐宝璜也结合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和学习，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除着作《新闻学》之外，徐宝璜还发表了几篇论文，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新闻思想。如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的论文。1919年1月，当时北京大学的唯一的大型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创办，该刊物从1919年1月出版第一期起到1922年2月出版第一卷第七期止，共出版了9期。徐宝璜在该刊共发表新闻学领域论文3篇，它们分别为发表在1919年3月出版的的第三期上的《新闻纸之广告》和《新闻纸之社论》，以及1920年9月出版的第七期上的《舆论之研究》。在这3篇新闻学论文中，《新闻纸之社论》和《新闻纸之广告》两篇论文与《新闻学》一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两篇文章是徐宝璜《新闻学》一书第二次修订稿的重要增补研究，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可见于《新闻学》一书。与《新闻纸之社论》和《新闻纸之广告》不同，《舆论之研究》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徐宝璜研究舆论学问题的唯一的专文，这篇文章由于发表于《新闻学》一书出版之后，因此，文中绝大多数观点并没有在该书中体现。徐宝璜的这篇论文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舆论的定义；舆论发达之要件；创造舆论之方法；舆论之能力。
通过对这四个方面问题的讨论，对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但却是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有系统的研究。
徐宝璜的新闻思想形成于近百年前，而且多数观点源于西方。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积极热心地介绍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知识，把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贯穿于新闻观中，则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他对新闻学的重要问题，都有精当的解剖、独到的眼光，厘定了新闻的定义及有关的概念，对采访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都有言简意赅的论述。他的新闻思想使我们了解到我国20世纪初叶盛行的新闻观，并且对我们今天研究新闻学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2.徐宝璜：《新闻学纲要》，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
3.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5.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京报馆1923年版。
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8.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