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2日这天深夜，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记得小时候学历史，七位君子的姓名好不容易才记住，并且间隔一段时间不温习，总有一二位君子的姓名想不起来。但由于邹韬奋这位君子的名字有趣，便记得很清楚，后来选择新闻专业，慢慢重新认识邹韬奋，才知道其不仅是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同时还是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后主编了《生活》、《生活日报》和《全民抗战》等7种报刊，撰写评论和通讯报道文章数百万字，出版了数十本着作和译着，并成立和经营了生活书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风格和良好的职业作风，尤其是他的“真诚为民众服务，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鲜明报刊出版新闻思想，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993年，以邹韬奋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设立，此奖是奖励我国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员等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奖，是经中宣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2005年，“韬奋新闻奖”与“范长江新闻奖”两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邹韬奋生平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表示要韬光养晦、奋斗不懈。他的祖籍是江西余江，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家道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刚满6岁，邹韬奋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启蒙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他的父亲原本希望将来他能成为一个实业救国的工程师，便把他送到上海南洋公学。邹韬奋从南洋公学附小读起，一直读到大学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一直不感兴趣。他在大学学的是机电工程，可实际上用很多时间来读文史书籍。他决定放弃父亲给他安排的做工程师的人生之路，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由于文史底子较厚，1919年9月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从南洋公学机电工程科转入圣约翰大学文科，这一改变，不仅是学习上的转变，同时也是终身事业的抉择。
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两年，1921年7月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这时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进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当编辑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
1925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邹韬奋开始为《生活》周刊写稿，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他接手主编《生活》周刊。
邹韬奋终于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积极为抗日募捐。1932年7月他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并被推举为理事长。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同年7月，因国民党的迫害流亡海外，周游欧美，并到苏联参观。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由于积极鼓动抗日，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在上海被捕，是“七君子”之一。1937年7月底，被释出狱。上海沦陷后，前往武汉、重庆等地继续参加救国活动，并在武汉、重庆、西安、桂林、昆明等地建立了生活书店分店，大量编印发行各种抗日救亡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
1938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7月7日，邹韬奋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直到1941年2月出版第157期后被查封。1941年各地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辞去参政员职，再度流亡香港，并于5月17日恢复出版《大众生活》周刊，抨击国民党的内外政策。
邹韬奋一生为民族解放和进步文化事业，曾六次迫不得已流亡，坚决不向暴力屈服，并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痛斥国民党蹂躏民权、扼杀人民自由权利的卑劣行径，表现出铮铮铁骨。“七君子”事件发生后，邹韬奋愤然写道：“为争取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争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凡是人民革命的利益所在，邹韬奋总是全力以赴；对于任何反人民、反民主的恶势力，邹韬奋绝不肯作丝毫的片刻的妥协。1941年5月邹韬奋协助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1月离开香港到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10月经上海到苏北解放区。1943年因患脑癌秘密回上海治病。次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
职业生涯
（一）
邹韬奋喜欢读书，在南洋公学时，每当课余闲暇时，他就看书。那时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不多，阅读的书刊多是从教师处借来，所以每借到一部爱读的书刊，他都会爱不释手。在阅读的书刊中，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对邹韬奋的影响最为巨大。他从《新民丛报》中看到梁启超的文章，梁任公的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使邹韬奋内心窃慕，备极崇仰，他欣赏梁文达到“入迷”的程度，立志将来也要尽己之所能，为国家社会努力。同时他还喜欢我国名记者黄远生在上海《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另外他也会经常看一些英文书报。
这些课外阅读的书报杂志，对邹韬奋的影响不仅是文字技巧的修炼研习和思想认识的启发指引，更使他萌生了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念头。一天，他看到《申报》刊登的请领稿费的启事，不由得也想投稿一试。当时虽然他掌握了一些写作的技巧，但由于不善于从现实生活中觅取题材，觉得没东西可写，就到图书馆里的英文杂志中选择些零星材料来写。稿子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但他仍继续坚持写下去。有一天，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稿子登出来了，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发表的文字慢慢多起来，他不仅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有了信心，而且增加了对新闻出版工作的兴趣，于是便毅然放弃了电机工程师的前程，决心做一个有益于世的新闻记者。
在圣约翰读书的时候，邹韬奋已将美国杜威着的《民本主义与教育》陆续译出，该书于1928年在商务出版。这是邹韬奋最初期的译作。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负责编辑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月刊并主持职业教育丛书的编务期间，邹韬奋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此外还兼中华职业学校与海澜英文专校的英语教员。《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指导》等书，都是他在当时所翻译着述。
大约在1926间，邹韬奋还曾一度担任《时事新报》秘书，兼该报副刊《人生》的编务。这一时期邹韬奋因所从事的工作与自己的志愿相契合，所以兴趣很浓厚，做得很辛苦但很认真。这一时期对邹韬奋以后的事业，是一个很好的准备阶段。
（二）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新闻出版工作中去。邹韬奋认为报刊要“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生活日报》创刊词），这成为他一生的追求目标和实践标准。他“时时立在时代的前线”，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邹韬奋一接手主编《生活》周刊，即着手改变以往的编辑方针，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篇幅虽只有四开四面，不到一万字，但内容力求趣味活泼，兼采各类常识，不枯燥，不空泛。例如言论大半根据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加以分析，剖解，短小精悍；人物评述、游记、国内通讯、科学谈话等材料都含有丰富的知识；文艺方面如翻译小说、短篇创作、杂感随笔，也都言之有物。最有特色的还是读者信箱栏目，对读者所问的关于求学就业、婚姻、法律、卫生等各种问题，周刊无不详细答复。读者如有所委托请求，在人事可能范围内，也尽量为读者服务，所以周刊便成了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良师益友。在今天的杂志报纸上，读者信箱栏目已很常见，但回溯当年，邹韬奋因鉴于我国社会的不振，实由于大多数人的蒙昧，而青年又为社会的中坚，故用心良苦创设这一栏目，的确十分了不起。
《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家危亡迫在眉睫，《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为根本目标，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呼吁，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从那时起，《生活》周刊内容由局限于谈一般社会问题进而关注政治问题，不仅逐渐扩充篇幅，还增加了国际问题和经济、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扩大读者的视野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邹韬奋先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三篇文章，声明周刊是以“劳苦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周刊的言论“要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不为少数人所利用来为他们特殊利益说话的工具”。周刊通过编印特辑、号外、画刊等，尽量反映实际，销量猛增，达到十五万五六千份，开我国杂志销量的空前记录。读者遍及全国及海外华侨足迹所到的地方。周刊还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
《生活》周刊为充分发挥言论的力量，征得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意后，脱离该社，完全独立出版。邹韬奋以“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的犀利的笔锋，痛责当局者的苟延残喘，不能即时抗敌御侮，同时激励同胞共赴国难。1932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密令停止邮寄，可是周刊读者遍及海内外，大家热心递送，周刊的发行并没有受到影响。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终于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周刊。
（三）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他被迫流亡。
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邮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生活》周刊从7月15日第8卷第28期开始新辟《萍踪寄语》栏，专载韬奋的海外通讯。本来，赴国内外考察，是他做记者多年来的心愿。但是此次出国，却因黑暗势力所迫。邹韬奋在《萍踪寄语》第一篇坦诚：“记者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漫漫长夜，不甘同流合污的，谁都感到苦闷。但黑暗势力的劲敌是大众的意志，绝不是铲除几个个人就能高枕而卧的。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只须朝这方向努力，不会感到孤独。
因为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个人的得失存亡是不足道的。”他表示离开祖国，不是消极的退避，而是去别的地方擦亮铠甲，磨锐兵器，预备做一个更勇猛的战士！并表示借这次出国的机会，考察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特别是各国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努力把在国外的所见所感随时写寄《生活》周刊。
韬奋这次流亡之旅，到1935年8月底回国止，历时整两年，足迹遍及世界，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重点考察了英、法、德、意、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他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上连续撰发记述海外行踪的新闻通讯，又先后修订补写辑印出版4本通讯集，即《萍踪寄语》3集和《萍踪忆语》1集，累计168篇，57万余字。
其中，《萍踪寄语》初集首叙3万里海程途经的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等亚、非城市，以谈英、法、意大利为主；二集主记德国，兼及比利时、荷兰；三集专记苏联。这37万字的《萍踪寄语》全部是在国外写成的。《萍踪忆语》专述在美国的采访见闻，因时间紧迫，于回国后追忆整理而成，故名《忆语》。
《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的采写，充分显示了韬奋作为新闻记者的出色活动力和才华。他诚恳、谦逊，结交了海内外众多新老朋友，得到友人的热情帮助。离国登上意轮时，他只身一人，很快在船上结识了十几位《生活》的读者。
途经新加坡、科伦坡等地，直到西欧各国，几乎每到一地，都有热心的读者。这为他在异国他乡的旅行考察提供了许多方便，更使他借此搜集到不少海外华侨生活状况的材料。韬奋不畏艰辛，奔走调查，广泛搜集材料，日夜勤奋写作。他在伦敦的头一个多月，每日上半天用来阅读英国十几种重要日报和杂志，下半天多用于参观，或就要查询的问题约专家谈话。晚上，有时查阅有关书籍，有时去各种演讲会听讲，有时约报馆主笔谈话，有时参观报馆，夜间全部工作。每天就这样忙个不停。他说：“记者常恨自己学识的浅薄，出国后，尤觉好书不胜其看，良师益友不胜其谈，事物不胜其观察，直像饿鬼看见了盛宴佳肴，来不及狼吞虎咽似的……愈迫切地觉得时间的不够用。”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用大量时间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研读有关马克思列宁方面的社会科学书籍，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英文读书笔记。在莫斯科暑期大学他选修社会学，专心致志地听课。平时，他坐车乘船，或看英文书籍或自学法、德、俄语，从不浪费一点时间。韬奋认为，一个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能力，“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
读韬奋先生的游记，看到的不仅仅是真实和爱憎鲜明的文字，更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腔爱国之情。他真诚地眷恋着祖国社稷，一颗心紧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在国外采访写作时，他说：“心目中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不得不注意中国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大势怎样，这两方面显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为此他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客观地加以报道：看到利物浦贫民窟的下层劳苦大众的凄惨悲凉生活，他揭示出“华美窗帷的后面”的悲剧和惨象——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堕落风尚等；通过对苏联的参观，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国家”充满着高度的激情。他告诉读者，资本主义还未“油干灯草尽”，要特别注意观察那里“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社会主义既有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劳动人民生活改善、公有制的优越性等，也有弊病和缺点——办事效率低、有小偷等。这使当时民众客观理性地认识两种社会制度，对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次流亡之旅，韬奋还重点考察和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新闻事业，写有《操纵于资产集团的巴黎报界》、《英报背景和对华态度》、《真理报的最新设备》、《美国的新闻事业》等12篇通讯。这些通讯介绍各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代表性报刊和报人，各报对中国的态度，从中学习借鉴世界新闻事业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不同特色报纸的评论、编辑、写作业务技巧和着名报人的艰苦奋斗业迹。还分析各国新闻事业的政治倾向，揭露英美资产阶级报刊“对外仍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对内仍是维持资产阶级势力的立场”。美国新闻界势力最大的赫斯特报系，“利用它分布全国的数十种日报和刊物……把中国人写成卑劣不堪的、该死的民族”。他分析揭示言论自由和不同新闻事业的阶级属性。认为充当“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新闻事业，是在替日暮途穷的旧社会挣扎；而作为“劳工阶级的代言人”的新闻事业，则正在“替方兴未艾的新社会运动冲锋”。
（四）
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大众生活》的内容为求与全国的救国运动相配合，广泛报道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信息。发行量最高时达25万多份，创国内报刊发行的新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仅仅出了16期，1936年2月底《大众生活》即遭禁止。邹韬奋好比一个愈战愈勇的战士，他随即准备筹办日报。筹办日报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就计划过。邹韬奋感到周刊的出版时间间隔太长，不能充分反映随时会发生的严重问题，曾与戈公振、胡愈之等发起号召读者集资筹办生活日报，很快筹集资金15万元。但因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筹办日报的计划没能实现，遂将所集股款全部发还。
《大众生活》1936年2月底被禁刊后，邹韬奋又筹集了一笔经费，于6月7日在香港出版《生活日报》。邹韬奋本以为香港比较民主，言论比较自由，但由于香港偏安一隅，信息闭塞，日报出版54天后，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7月邹韬奋与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小册子，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邹韬奋返沪后更积极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与其他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同时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着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七君子”事件中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宣扬民族意识，鼓动民众从事抗战工作，并讨论抗战中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问题。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三日刊。
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在广大读者中间唤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等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量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备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脑癌，被迫回上海就医。病中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并“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接受申请，追认其为中共正式党员。
新闻思想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是毛泽东1944年11月15日给邹韬奋的题词，也是对邹韬奋一生精辟的概括。纵观邹韬奋一生的新闻出版活动，隐含最深的就是面向“大众生活”的情结，即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实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如实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努力办好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报刊，这就是韬奋办报的基本思想。
一、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以社会的改进为目的，保持着言论独立的崇高报格
无论是办“抗战”系列报刊还是“生活”系列报刊，邹韬奋始终坚持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而非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邹韬奋的编辑出版生涯丰富多彩，成果丰硕。而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是邹韬奋一生当中集中全副精力努力经营七年之久的一个刊物。
邹韬奋在《栀生活枛周刊究竟是谁的》中明确指出：《生活》周刊始终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韬奋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的办报思想从同情人民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把为民众服务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强调报刊要反映“爱国爱民族的同胞的民意”，要为造就民族解放的英勇斗士而努力。20世纪30年代创办《生活日报》时他又进一步强调：要使《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耳目，并在《栀生活日报枛发刊词》中表示同仁自勉的第一义——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要把报纸办成真正的“人民的报纸”。韬奋一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始终不向黑暗势力屈服。他创办和主编的报刊不随风倒，不媚世俗，更不投靠国民党政府，而“永远立于人民大众立场”。
“九·一八”事变后，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忌恨。国民党派胡宗南登门压服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邹韬奋不畏高压，与胡宗南展开激烈辩论，明确告诉对方：“《生活》周刊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1933年底，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生活》周刊时，邹韬奋已被迫流亡海外。12月16日，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邹韬奋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及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实等于自杀政策，决非记者所愿为，也不是热心赞助本刊的读者诸君所希望于记者的行为，故毅然决然听任本刊之横遭封闭，义无返顾，不欲苟全。”这段话说明《生活》周刊充分溶入了邹韬奋独立人格精神力量。这种独立人格精神凝结成为他的“报格”思想，外化为《生活》周刊的“报格”。这种“报格”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时代环境里，要创办一份言论自由、精神独立的报刊，不是件容易的事。邹韬奋自己既未加入任何党派，《生活》周刊“始终站在无党无派的战线上”的立场，《生活》周刊虽与任何党派无涉，但却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民众的立场，一切以民众立场、民众利益为依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生活》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民众，投向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穷苦的农工、人力车夫、失学的学生、流离的灾民、受欺压的华侨等“小人物”。对于他们的苦生活以及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
并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揭示他们的疾苦，为了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奋力地鼓与呼。邹韬奋说：“个人经济要独立，才配讲自由，刊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天天想赚钱”，“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也就是要为《生活》的报格奠定经济自立的基础。曾有有经济力量的某君示意邹韬奋，如果《生活》周刊需要的话，愿意无条件地资助《生活》，邹韬奋婉谢了他的好意。因为他认为这样会破坏《生活》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始终坚持立足民众，服务民众，依靠民众，通过整合市场资源，正确处理刊物商业性与事业性的关系，走出了一条经济自立之路。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生活》“销数激增，广告涌进，不但出入能相抵，且可有赢余以为改进本刊之用”，真正成了“一个经济独立的刊物，有自由精神的刊物”。
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意识
1.增辟“读者信箱”，“最快乐”处理读者来信，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开始每日收到来信二三十件，每信必复。后来每天收到上千件，专门组织4人复信，每日回信在500件以上。邹韬奋也写了不少的复信，每一信件都签字归档。“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和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韬奋曾描述处理读者来信时的心情说：“……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这正是他尽心编辑工作的真实写照。《生活》周刊把读者来信编成一套卡片，写上地址姓名和通信来往记录，以便和读者保持经常的联系。“服务精神成为《生活》同仁自觉身体力行的事，我们往往忙得夜以继日，汗流浃背，为某一读者办成一件事，手脚酸软，筋疲力尽，不但不以为苦，且以能为读者有所尽力，再实际上做到好朋友，视之为乐。”这种苦而不厌的傻子精神使读者无不感动。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万份，创我国当时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生活》周刊充分利用报社的邮递线路，积极地代读者办事、购物，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1930年9月，韬奋设立“生活代购部”，开展了为读者代购书报、代购物品、找律师、请医生等服务工作，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以“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为服务宗旨的生活书店，他还组织群众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与大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
韬奋以“真诚为民众服务，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信任和爱戴，实现了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良好互动。
2.以大众为根本出发点，认真负责地改进完善刊物的内容、风格和经营韬奋说：“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他一生将始终全心全意服务民众的办报宗旨贯彻到新闻实践之中，在报刊的版面分配、栏目设置及内容经营上始终坚持以读者、大众为根本出发点，关切着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邹韬奋谈《生活》周刊宗旨时说过：“生活，谁的生活？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自述《生活》周刊创刊目的时说：“每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以供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粮。”因此在内容上他要求报刊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农人、工役和女仆等人的苦生活；在文风上，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口语来写新闻，力争使初识字半通文的大众都能看懂所创办的报刊；在文字方面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力争让民众看懂和理解文章；在报刊经营上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对读者极端负责任。韬奋办报刊历来主张“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诚信对待读者，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尽量降低销售价，使读者买得起，指出广告也要和言论新闻一样，凡是提倡迷信、伤风败俗、坑人害人的广告一概不登。这和今天少数媒体为谋取一己私利而刊登虚假甚至违法广告以致欺骗坑害读者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参考文献
1.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着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全1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
2.王建辉：《老出版人肖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3.邹嘉骊主编，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着作编辑部编：《走进韬奋丛书》，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4.俞润生：《邹韬奋传》，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马仲扬、苏克尘：《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6.陈挥：《邹韬奋：大众文化先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钱小柏、雷群明：《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8.俞月亭：《韬奋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武志勇：《韬奋经营管理方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0.邹嘉骊：《忆韬奋》，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