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论述中国报纸历史的着作，全书严谨考证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中国报刊的历史，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清晰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成为后继的新闻史学研究者和报刊文献收藏家案头必备的读物。为写作该书，作者四处搜集资料，刊登广告“访求旧报”，埋头于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的报库寻找原始资料。作者收集了大量的、珍贵的近代新闻史上的资料，许多史料保留了其原始的面目，颇具史学研究价值，不少报刊资料赖本书得以传播。作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该书和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并称于世。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戈公振。戈公振是一位集记者、学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多重“角色”均以新闻为轴心，在他长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丰富的新闻思想。
戈公振生平
戈公振，1890年生于江苏东台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幼年聪慧，勤奋好学，受过家塾和私塾教育，后进入东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考入南通师范学校。当时其兄已在该校就读，家里无钱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戈公振无法入学，从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之路。他在上海《时报》工作时，经常到青年会去补习英语；后来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与参观访问，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都做到能阅读和讲话的程度。他的勤奋好学可见一斑。
戈公振一生编辑或创办了《东台日报》、《时报》、《图画时报》、《申报》等报刊；先后在上海的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新闻系任教；于1927年和1932年前后两次出国考察，总结出《世界报业考察记》、《从东北到苏联》等成果；编译了《新闻学撮要》，写出了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开山之作的《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不幸于1935年10月22日病逝，年仅45岁。
职业生涯
（一）
1912年，戈公振进入《东台日报》担任图画编辑，从此进入新闻界。因报馆收入微薄，戈公振也为东台绅士夏寅官做家庭教师，戈公振的才识得到夏的赏识，便把他推荐给上海《时报》馆馆长狄平子，让他给戈公振介绍一份更好的工作。戈公振欣然同意，带着夏寅官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找狄平子。狄也是江苏人，“辛亥革命”前后曾从事过革命活动，后在上海办《时报》，在当时上海滩名气很大。狄见到夏寅官的介绍信后，让戈公振进入上海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
《时报》馆与有正书局是一家，设在上海福州路望平街口，楼上是《时报》馆，楼下是有正书局发行所。1913年冬天戈公振进入有正书局，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第二年就被狄平子重用，调到《时报》编辑部工作，初任校对、助编，后升任编辑直至总编。戈公振在《时报》前后工作15年，对报纸的革新作了大量的工作。
戈公振当上《时报》编辑后，总感机会来之不易，便全身心投入到办报中。
他创办了各种副刊，特别重视文化、教育、文学、体育等方面的新闻，使《时报》越来越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1920年，他大胆地创办了《时报图画周刊》，内容以中外大事为主，图文并茂，开我国画报之先河。第二年，狄平子因资金周转困难，将报馆卖给了上海的富商黄伯惠。黄办报并没有狄平子那样的文化功底，才华横溢的戈公振虽说担任副总编辑，但并不被黄重视，不参与编务。但戈公振并不计较，仍旧在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思考报纸如何改革和创新。开始时，《时报图画周刊》每星期出版一大张，随报附赠，没想到逢画报附赠的那一天，《时报》就销量大增，后来黄伯惠干脆把画报一分为二，每星期附赠两次，以促销量。在《时报图画周刊》的影响下，《时报》越来越成为全国文化界人士和一般知识分子最爱读的报纸。
（二）
在办报实践中，戈公振逐渐发现报学实在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而在当时中国很少有人知道报学是何物，更谈不上研究。因此他在《时报》时就开始潜心研究新闻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新闻资料。为使人们对报学有初步了解，他先编译了美国着名新闻学家开乐凯的《新闻学手册》，整理成《新闻学撮要》一书，该书对报馆的各项具体业务工作，作了扼要的叙述。梁启超欣然为该书作序，序中说：“戈君从事《时报》十有四年，独能虚心研究及此。
予喜其能重视其职业，与此书之有裨后来者也，爰为之序。”1925年2月《新闻学撮要》由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出版，戈公振在1924年7月写的《译者的话》中说：“开氏服务新闻界很久，他的阅历，当然很丰富，所以我将它先翻出来，或者于我国新闻界不无小补，其中有与我国情况不同的地方，由译者酌量删节或附加注释，使此书便于我国人实用。”后又根据他第一次出国考察新闻事业所得，删去一些过时的资料，补充了很多新的照片和文章。该书多次印刷，在当时中国新闻学译着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受到了新闻界的欢迎。此书刚刚出版完成，戈公振就投入了《中国报学史》的写作。该书以授课的讲义和积累的资料为基础，为了追溯报纸的起源和演变，戈公振引证了《左传》、《礼记》、《汉书》、《说文解字》、《宋史》、《经纬集》、《癸辛杂识》、《日知录》、《陀罗尼经》等数十种典籍。
1926年底该书终于完成，全书28畅5万字，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为写作该书，戈公振经常到徐家汇天主教堂的藏书楼去阅读和查找有关报刊资料。该图书馆馆主徐宗泽修士，对图书报刊素有研究，搜罗了很多中外书籍报刊，尤其是收集了一批早期外国人在华办的报刊，戈公振如获至宝。他还在《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的广告，高价征集他所需要的各种中外报刊。并致函马相伯、丁福保、郑振铎等人士，虚心请教，获得很多灵感和启发。
在从事办报、着述研究的同时，还热衷于新闻教育工作。从1925年起，戈公振不仅先后被国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校争相聘为教授，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也亲自来函，意欲邀请他前往北京大学讲学。
戈公振在大学主讲《访事学》和《中国报学史》的同时，还亲自发起成立上海报学社。上海报学社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地区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新闻学术团体，主要从事新闻学术探讨，组织短期新闻培训班等活动。
（三）
办报、着述研究均有成就的戈公振，出于对报学思想及报学史的浓厚兴趣，1926年辞去《时报》副总编，1927年2月到英、法、德、意、瑞士、美国、日本等国考察新闻事业。他的报学思想此时已引起外国同行的重视。1927年8月，应国际联盟邀请，戈公振出席日内瓦国际新闻专家会议。会议期间，戈公振就《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做了专题发言，呼吁大会讨论“中国与欧美两洲间之新闻电费，较欧美两洲相互间，高过二倍有半”的极不合理现象，为我国新闻界力争平等的合法收费。大会讨论议案时，戈公振第一个登台演说，他介绍中国的国民运动和北伐战争情况，希望各国新闻界的朋友消除偏见，多了解中国，为维护远东和平而努力。
会议结束后，戈公振转赴伦敦，参观访问了《泰晤士报》和路透社，并到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图书馆查阅资料，激动地看到了在国内看不到的一批珍贵的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他当即影印下来，以备日后修订充实《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还挤出时间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听课，努力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丰富自己的学识。
在德国，他参观了科隆市举办的“世界报纸博展会”，看到欧洲国家用28个展室介绍自己国家报纸产生和发展的进化历史的资料，丰富多彩，而外国部中的中国馆陈列简陋，不禁扼腕长叹，中国为造纸及有报纸最先之国，大可借此宣传，为何国人对与自身有关系之报界漠视至于如此？1928年3月，国际作家组织“国际笔会”吸收戈公振为会员。他是最早加入国际作家组织的中国作家。
欧洲之行于1928年6月结束，随后戈公振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参观了《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联合通讯社。7月下旬，他到加拿大，访问了温哥华等城市。8月初，戈公振前往日本，参观了大阪的《每日新闻》和福冈的《日日新闻》。在日本，戈公振一方面感叹日本人民从明治维新后，重视科学教育，善于学习西方，从模仿到创新，富国强兵，很快进入强国之列，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新闻媒体上仇视中国，煽动国人去侵略中国东三省，很是气愤。一晃出国两年了，戈公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遂于1929年底带着沉甸甸的报学史资料，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回国后不久他就写了《英京读书记》和《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他对清嘉庆、道光和同治年间外国人出版的中文报刊的研究情况，以及西方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过，可惜的是大部分底稿毁于战争炮火。
（四）
1930年，戈公振开始了在《申报》的3年办报生涯。20世纪初的上海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时报》、《申报》和《新闻报》最为出名。后来，由于主办人的变更和办报指导思想的变化，《申报》渐渐占了上风，其主办人史量才因主张办报必须维护人格、报格和国格，因而得到民众的信任，报纸销量大。戈公振办报也始终奉行“办报救国”，主张说出民众的心里话，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史量才不谋而合。因此从欧洲归来之后，戈公振毫不犹豫选择进入《申报》，应该是自在情理之中的事。进入《申报》后，戈公振担任报馆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凭借着自己创办《时报图画周刊》的经验，又创办了《申报星期画刊》，随《申报》赠送，铜版纸套色，极为精美，比《时报图画时报》更胜一筹。《申报星期画刊》将新闻时事与图画摄影有机结合，图文并茂，同样也在较短的时间内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经过多方努力，从东北和国外收集到东北沦陷后的照片，配合《申报》的时评和专论，在画刊上发表，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救国。另如异域社会风情、国际重大新闻，很多照片为人所罕见。有些人就是因为要看画刊才订阅《申报》的，这使报纸发行量大增。戈公振将他在新闻编排上的艺术审美观念广泛应用到工作实践中，逐步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对中国报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邹韬奋等知名人士赞誉道：“群众认为《申报星期画刊》可与《纽约时报》的星期画刊比美。”
“九·一八”事变后，戈公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着作，研究苏联政治、文化等方面情况。“一·二八”日军入侵上海，他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运动，同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李公朴、毕云程等计划创办《生活日报》，后因国民党百般阻挠而未付诸实践。
1932年，国际联盟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的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去东北。日本当局为掩人耳目，派了大量的特务公开跟随调查团和中国代表团行动，明为保护成员的安全，实则对调查团和中国代表团的行动进行监视。戈公振身边就有4个日本特务紧紧跟随。为了了解真相，戈公振想尽一切办法摆脱特务的跟踪。一天凌晨，他趁特务不注意，悄悄到城内张作霖的帅府以及北大营各地考察，不料还是被日伪宪警发觉并当即扣押。后调查团反复与日军交涉，戈公振才被释放。这次调查，戈公振看到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看到了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软弱，也看到了东北义勇军与日寇进行的殊死搏斗以及东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在东北看到的所有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他，令他愤怒，更令他无奈。
一回到上海，他迫不及待地想将东北调查的所见所闻告诉国人，几个不眠之夜之后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到东北调查后》的通讯。在这篇通讯中他愤怒地指责徘徊观望的国民政府，提醒国人不要把解决国难的希望寄托在软弱无力的调查团身上，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努力与奋斗。他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虚弱本质，坚定国人必胜的信念。至此，戈公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主张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2年9月戈公振到日内瓦参加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大会。会后，正值中苏两国恢复邦交，他便在1933年3月随颜惠庆大使前往莫斯科访问，为了解和研究苏联社会，戈公振决定留在苏联。戈公振在苏联生活了3年，这3年他勤奋阅读马列主义着作，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并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他写成了《社会城》、《谷城》、《电城》、《油城》、《碱城和铁城》等系列长篇通讯，陆续发回国内，发表在《生活周刊》、《大公报》、《国闻周报》、《世界知识》、《时代新报》等报刊上。这些配有相关照片的通讯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一反国民党政府的歪曲宣传，使国人从中了解到苏联社会的真相，令人为之向往。
1935年夏，邹韬奋电邀戈公振回国创办《生活日报》以宣传抗日救国。10月，他毅然回到危难的祖国，不幸的是刚回国就染病不起，于10月22日病逝，年仅45岁。临终前，他握着邹韬奋的手，对病床前的好友说：“在俄国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新闻思想
戈公振不仅有长期的办报和新闻讲授实践，而且几次到国外对英、法、德、意、瑞士、美国、日本等国的新闻事业进行考察，这些经历既开阔了视野，又提高了认识，更重要的是戈公振意识到报学需要研究，对研究报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办报、讲课和到国外考察的同时也一直在收集资料，从事研究工作。因此戈公振能够从纵横两方面对中国报业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尽管其基本理论和思想大多来自西方，但其结合本国实际和自己的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戈公振研究工作的心血凝结在《中国报学史》中，该书图文互证，是戈公振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中国报学史》中最能反映戈公振个人风格和其新闻思想的是他的几篇“结论”。书中戈公振笔锋常带感情，但对人对事的点评却很精确、独到。第一篇“结论”总结中国古代的报刊发展。开篇从秦朝的言禁开始，历数历代的言论政策，短短15行，就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言论政策说尽了，“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戈公振总结道。随后一段写官报的作用，一段分析官报为什么不发达，每段都只有短短的几行字，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在民“不可使知”的统治思想指导下，遏制了中国古代报业的发展。第二篇总结的是中国近代早期报业。第三篇总结的是清末报业的发展。第四篇总结的是民国以来的报业。由于谈论的是作者正在生活的时代，作者的情感格外的暴露在外，批评也格外尖锐。一开篇作者就下判断：“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
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而且通篇不断用反问的句式，举出各种事例，斥责报业的庸俗化对社会风气和进步造成的恶劣影响。
具体分析，戈公振的新闻思想如下。
一、对新闻舆论的认识
何谓报纸？戈公振综合前人对报纸的定义，提出“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在他看来，报纸本身是为公众而刊行的，因而报纸应该承担陈述、评议公众事务的义务。但当时报纸只重视所谓的“名人”、“要人”的文电，大半是“私见”而非“公论”。戈公振呼吁报界多关心社会问题，尤其是主持笔政者要胸襟开阔，把目光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给予平民抒发意见的机会，这样，才能避免固执己见，寻求真理。
戈公振认为：“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机会。”戈公振曾在西方多国深入考察，受西方“大众化报刊”思潮特别是新闻自由主义、早期专业主义理念的影响，回国后在指导新闻实践、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等方面，多多少少沿用、借鉴甚至照搬过许多西方模式。他本着报纸以“新闻”为本位的思想，提出报人应以经济自立达到政治上的独立，使报业成为其理想中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共机关”。他分析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压外迫的势力所造成的。舆论不振，报纸无法发挥监督政治、改善社会的功能。因此，在《中国报学史》自序中他说：“军事扰扰，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舆论不可。”至于舆论是如何形成的，戈公振的理解是，舆论是根据全民的公共意志而产生的，而报纸又是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所以，记者的“天职”是要代表舆论，客观公正地传达民众心声，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他认为：“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可见，戈公振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是从“天职”、从“新闻本位”角度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的。
二、对新闻广告的认识
戈公振认为广告为报业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是报纸重要的信息内容，广告一经登载并公开发行，便会对社会、对公众、对文化产生深刻、潜在和长远的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他认为中国近代报纸广告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有竞争市场，而报纸又不能表现广告的效果，以博得商人们的青睐。此外，广告设计的“杂乱无章”，不像国外那样将同一性质的内容汇列在一起，让读者易于寻见。正因为如此，为了使报纸成为货物流通的媒介，戈公振主张应设法使本国商人登载广告，并为他们做好计划方案，设计图案，提供周到便捷的服务。在版面安排上，排列务求美观，印刷务求清晰，地位务求明显。同时，还要得到商人和读者两方面的信任。这样，才能既增加报馆营业发行量，又能促进商业发展的效果。
戈公振对于报纸广告的论述，既从各个角度论述广告的价值，又从各个侧面提供当时的广告资料，他认为广告既为商业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化进步的记录，不仅是工商界推销产品的一种手段，更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的使命。
可见戈公振认识到广告除了有商业价值，还有宣传文化、指导人生和教育群众的价值，所以他特别强调广告要讲究真实和道德。
三、对新闻教育的认识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的开始。但它属于研讨班性质，学习时间最长为一年，还不能算正规的新闻教育。20世纪20年代，上海、北京、厦门等地有十多所大学陆续创建新闻系（科）或报学系（科），为我国新闻教育奠定了基础。戈公振积极参与了这种奠基工作，他应邀在上海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主讲“访事学”、“中国报学史”等课程。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1927年出版后一直是当时大学新闻系的主要教学用书之一。
戈公振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新闻教育，还作了实地考察，他把这些国家的新闻教育归纳为三种类型。美国重在实用，注意职业训练；德国重在教育，注意学习理论和基础知识；英国二者并重。他具体分析了三者的特点和长处，但不赞成中国抄袭其做法，提出中国的新闻教育应该有自己的主张。
要不要新闻教育，中外新闻界人士持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报馆是最好的学校，在报馆工作，取得实践经验，就能培养出称职的记者，因此用不着办新闻教育。戈公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从道德理想上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者不可偏废。戈公振认为，新闻教育应该传授业务知识和技能，算不算称职的记者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学生应该先在学校里学知识，然后再去报馆实习。
对于新闻教育，他写了《新闻教育之目的》等专文，在《中国报学史》上也列有专节，这样重视新闻教育，在当时的新闻界是不多见的。他认为新闻教育的必要性，是和新闻工作的特点和需求分不开的，报纸是面向社会的，它影响着千千万万的群众，因此要求新闻记者要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高度的文化修养。
戈公振反对把新闻教育作为职业训练，他认为如果学校教育只重职业技术上的养成，就会导致学生思想素质的不足，也不会产生理想的记者。戈公振说凡是做新闻记者的，应具有高深教育的修养，能够主动挖掘新闻，而不只是“等米下锅”，也不会盲目地服从于某些错误的观点，整天用他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意见。因此，记者必须接受大学的新闻教育，除此以外，没有捷径可走。
戈公振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具备同其专业有关的各方面知识。他说，新闻教育，应该包括这么几种：1.理想的政治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法律、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外国语；2.理想的商业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及统计学，私人经济、地理，重要的法律和英语；3.理想的省报或地方报的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特殊的法律；4.理想的文艺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哲学、历史和本国文字。
戈公振还主张，新闻学应该成为一种国民必修课，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因为报纸是一个国家总括的文化现象，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个中国青年，都应该“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戈公振的这一媒介素养教育的远见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范围都是十分超前的。
戈公振把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新闻事业，对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事业，从实践到理论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优秀的记者，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家，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新闻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所着《新闻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着作，像戈公振这样的在新闻战线的各个领域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全才，在中国新闻史上并不多见。为纪念戈公振这位我国着名的新闻工作者，1998年江苏新闻工作者协会设立以戈公振名字命名的“戈公振新闻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以奖励江苏省新闻工作的杰出人才。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洪维杰：《戈公振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陈钟石、郭天明：《戈公振》，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方汉奇：《新闻界人物·戈公振》，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5.郑贞铭：《百年报人——报业开路先锋》，远流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