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名的女革命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但对她的生平和经历，至今仍有些问题说法不一。本文试图对较为重要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以供讨论。
一、生于哪一年？
秋瑾生于何年？1907年殉难时几岁？这是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1960年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生于1875年，死时33岁（虚龄，下同）。一说生于1877年，死时31岁。1960年后，福建《云霄文史资料》
第三辑、《文汇报》1961年10月24日和12月10日，分别刊载了吴秀峰、张瑞莹及吴小如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第三说，即秋瑾生于1879年，死年29岁。此后，有些文章，如《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邵雯《秋瑾出生年代初考》和《杭大学报》1979年第1、2期沈祖安《拼把头颇换凯歌》，也采用或重申了此说。
这三说以何说为是？我认为以第二说为是，而第一说，尤其第三说是不足信的。
先看第一说。此说主要出自徐自华、秋宗章二人。徐是1906年秋瑾执教湖州浔溪女校的同事，此后两人感情甚笃。但秋瑾在浔溪仅两月，其时一心革命，加以个人身世上的不幸，故忌谈私事，对徐自华也不例外。有一次徐向她试探身世，秋立即要她“勿问”且“言次长叹，泪珠忽坠”。可见徐对她的身世，包括其年龄，是未必知之确切的。秋宗章是秋瑾同父异母弟，1896年出生时秋瑾已远嫁异乡，秋瑾殉难时，他才12岁。其父、祖两代在秋瑾生前已全部亡故，秋瑾的长兄秋誉章，也在1909年宗章14岁时病故他乡，此后秋家已无人详知秋瑾的生平。
在秋瑾死后二十七年，宗章始撰记叙其异母之姊秋瑾生平的《六六私乘》，其中绝大部分材料，均非本人亲知，而是得自向别人的探听和有关的文字资料，故其关于秋瑾生年之说，亦不足为权威之论。
再看第三说。此说所据材料主要有三：
其一，《秋瑾口供》云：“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但秋瑾被捕至被杀的一天多时间里，对敌人讯问皆“坚不吐实”，敌人无奈，乃匆忙杀之，事后编此《口供》交账。故《口供》并无多大史料价值。
其二，据1960年一位96岁老人回忆，他年轻时听说秋嘉禾（秋瑾的祖父）到云霄（属厦门府）任职的次年9月，添了个孙女，取名瑾；而查《云霄县志》，秋嘉禾是1878年到云霄的，由此推算秋瑾当生于1879年。但是，一则此说出于一位年已近百的老人，对八十多年前的耳闻的回忆，其可靠性本不甚大；二则秋瑾虽确系生在福建，但出生于何县却史无明文，而据秋宗章回忆是出生于同安县（亦属厦门府），二说不一，故如无其他佐证则此说也不足为凭。
其三，秋瑾《泛东海歌》诗，有“愧我年廿七，与世尚无补。……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士辅”之句，有人断定这是1905年夏天她二次赴日时之作，并据以推定她生于1879年。我认为同样根据不足。按秋瑾在1904年春末留学日本，在日本广泛接触新思想新事物，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广泛结识同志。次年春回国后，又结识了蔡元培、徐锡麟，加入光复会，通过陶成章结交了一些浙江会党首领，当年夏再赴日本。在前后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结识了这么多的同志，而在《泛东海歌》里却充满“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其奈势力孤，群材不为助”等哀怨叹息的情调，甚至慨叹“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岂不是太不协调了吗？故把此诗断为1905年再次赴日时所作，是没有根据的。全诗唯一与再次赴日拉得上关系的，只“泛东海”三字，然而“泛东海”不一定就是出国，那时秋瑾南来北往都是乘沿海轮船，同样也得“泛东海”的！
那么，此诗作于何时？答曰：1903年隆冬。这年春夏间，秋瑾随夫居京，在新思潮影响下，思想激变，夫妻关系日恶，至中秋时写《满江红》，就有“俗子胸襟谁识我”等句，此与“豚犬诸儿安足伍”极似。不久，秋瑾决心出国留学，乃于农历年底离京搭轮南归，至沪上岸，写《申江题壁》，中有“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淞愿竟违”等句。这里，“航海南归”与“泛东海”当同指一事，“冀得壮士辅”与“小住吴淞愿竟违”也可衔接。可见，《泛东海歌》也应是此时之作，与其说它证明秋瑾生于1879年，倒不如说证明她生于1877年。
可见，1879年说更难置信，且持此说的同志从未对在己之前的其他二说提出过应加否定的理由来。那么，1877年说何以可信？除上述从《泛东海歌》得到的证明外，更因持此说的吴芝瑛、王时泽、陶成章、冯自由，都与秋瑾有特殊关系，对秋瑾的年龄，他们应是清楚的。
吴芝瑛是秋瑾1903年到1904年居京时交往最多的女友，更重要的是她还与秋瑾结为盟姊妹。人所共知，旧社会在义结芝兰时须互知对方年龄。王时泽为秋瑾留日同学，其母当时也留日，并与秋同住一室，故王、秋过从甚密，情同姊弟。陶成章与秋是绍兴同乡，又同为光复会、同盟会重要活动家。冯自由曾主持横滨秘密团体“三合会”，亲自主持秋瑾等入会仪式。这四人均说秋瑾死时31岁，亦即生于1877年；王时泽还特地补充一句说，秋比他“大9岁”。很难设想他们会统统把秋的年龄搞错。由于他们同秋瑾的这些关系，他们对秋瑾的年龄，应比徐自华等知之更确，更不必说比《秋瑾口供》和百岁老人的回忆可靠得多了。
此外，与秋瑾有过交往的服部繁子，1904年从秋瑾处打听到：王廷钧25岁，比秋瑾大2岁。照中国虚岁纪年法，这年秋瑾28岁，与吴、王之说也正复相同。
综上所述，秋瑾生年应为1877年。
二、何时居京华？
秋瑾随其丈夫在北京居住过几次？在什么时间？对此也有不同说法。
秋宗章《六六私乘》说秋瑾在1903年农历五月以后才赴京居住，徐双韵附同此说。他们都只记秋瑾上过一次北京。陶成章、冯自由、吴芝瑛等都只说秋瑾曾随夫居京，未明说次数和时间，但文意中也似只1903年那一次。徐自华说“庚子变乱”时秋瑾在京，但也未明说次数。
王时泽则说秋瑾是1902年上京的。总之，对于秋瑾何时居京说法很多，但似乎都认为只有一次。近人论秋瑾的着作，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也很不一致。
事实如何？事实是秋瑾不只一次，而是两次在北京住过较长时间，第一次在1900年前，第二次在1903年春末到1904年春。
秋瑾自己的诗词中，有多处透露过有关的消息，其中有“京华几度秋”、“重上京华”、“一轮航海又南归”等句，均说明她居京不只1903年那一次。而在《见月》一诗中，更有“愁见帘头月影圆，思亲空剩泪潺湲，……湘水燕云索旧鹿”等句，这是她身居北京（“燕云”）而怀念远在湖南（“湘水”）的亲人所作。秋瑾的父亲1901年冬在湖南桂阳州任上病故，其母、兄等则至1902年秋全部离湘返浙。因此，秋瑾此诗证明在1903年春夏间赴京之前，已另外有过一次赴京居住。从其《翠楼怨》词的题注，可证这一次居京是在1900年前。题注曰：“题王泽寰亡姬吴氏遗像，因庚子兵燹，此像失之，后其友朱望清见于市上，赎回归之。”这就是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秋瑾曾在北京，后因避祸离京，匆忙中曾丢失吴氏遗像……可见，徐自华谓其“庚子变乱”
前夕在京是确凿的。又从其“京华几度秋”所透消息，我认为这次居京的时间大约是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到1900年夏这一两年时间里。
秋瑾1903年第二次居京，到次年春离京，是各种记载都肯定了的。
唯其1903年赴京的具体时间，秋宗章及徐双韵谓在农历五月以后。此说不确。应为农历三月，至迟四月初。因秋瑾《致琴文书》，从内容看显为这年抵京不久所写，信末署四月初九，证明秋瑾此次赴京不可能迟至五月以后。从这时到次年春离京，前后不到一年，故秋瑾在出国前夕吴芝瑛等为之送别于陶然亭时所写《临江仙》的小注中，有“聚无一载”
之句，即指这第二次居京的时间。
三、有无“十人会”？
留日期间，秋瑾于1904年秋，在横滨加入由冯自由等主持的、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原”为宗旨的秘密革命团体“三合会”。那天一同入会者共有十人。
有的记载说：在此之前，这十个人还另外立过一个秘密团体“十人会”，宗旨与上述“三合会”的八个字相同，与秋瑾一同在横滨入“三合会”的，就是这“十人会”的全体成员。
然而，实际上并未出现过这个“十人会”团体。 被说成“十人会”成员的王时泽，在秋瑾留日期间始终经常在一起，又同去横滨加入“三合会”。他在《回忆秋瑾》中，详细记述了他和秋瑾一同前往横滨入“三合会”的整个过程，他说：“就在和秋瑾认识的这年秋天某日，刘道一来到我的住所说：现有孙中山所派的冯自由、梁慕光等在横滨组织革命团体，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秘密邀请同志参加。……过了两三天，我们（按指王时泽和秋瑾）即由东京乘车到横滨。”“到了预定时间，入会的人陆续来到，共计十人。除我以外，还有秋瑾、刘道一……（其余两人，忘其姓名）。”可是，王时泽从无一字提及“十人会”或那次一同入会的十人另外组织过团体的事，且明明说这十人是“陆续来到”，他还对其中两人“忘其姓名”了。这些都说明：并没有“十人会”这个团体。
那么，这“十人会”之说从何而来的呢？原来，此说作俑于陶成章而铸成于冯自由。
1909年陶成章发表其《浙案纪略》各篇，其中《秋瑾传》提到，秋瑾留日时“与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但他没有提秋瑾等十人加入横滨“三合会”之事，这表明他将十人一道入横滨“三合会”误作单独“相结为秘密会”了。
辛亥革命后，冯自由编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其中有关浙人在辛亥之前革命活动事迹，大多采自《浙案纪略》。他在写《鉴湖女侠秋瑾》这一节时，写了秋瑾“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一段话，除充实进几个人名外，均抄自陶成章。但因他亲自主持过秋瑾等人入横滨“三合会”仪式，故在抄了陶成章这段话后，立即补充与己有关的一段话：“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于是，在陶成章是因知之不确而张冠李戴的一件事，到冯自由这里在依样画葫后又加上一件与己有关的事，而不知这正是陶成章语焉不详的那一件事，竟使一事变作两事，终于铸造出了这个从未有过的“十人会”。
四、“秋风秋雨愁煞人”之真伪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被杀。之后不久，报载她受审时写过“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但在清绍兴府公布的秋瑾手稿里并无此七字原件，且这七字本身也易启人生疑：秋瑾被捕、杀正值盛夏，何谓“秋”风“秋”雨？“秋风秋雨”已够悲凉，复加“愁煞人”就更凄凄惨惨，这同秋瑾比“男儿烈”的性格及其勇敢无畏，似也难合。因此，很快有人对这七字提出怀疑，认为并无其事，如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便怀疑此七字“系何人造作”。辛亥革命后，人们也未见到过这七字原件，因而疑问一直未消，近人仍有认为“供词也并非如当时所传的‘秋风秋雨愁煞人’那么简单和凄惋”。有的则干脆回避不谈。
但疑者自疑之而信者亦从来有之。如徐双韵《记秋瑾》曰：“秋只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别无他语。”又如辛亥革命后人们为纪念秋瑾，先后在杭州西子湖畔和绍兴卧龙山上建立纪念亭，亭名即衍绎“秋风秋雨愁煞人”而名之为“风雨亭”。更有人认为“她那临刑前所作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含着对革命失败的惋惜和对整个时代的悲愤，给人以深刻的激励”！则不但认其有，且与“那么简单和凄惋”的看法截然相反了。
那么，这七字究竟真是秋瑾写的，还是别人造作的呢？答曰：真是秋瑾写的。这七个字并非描写自然环境或触景生愁之作，而是在比喻祖国当时处境之悲之险，以及秋瑾内心的忧虑、焦急，故与其性格、思想并无违背。她在被捕前写给徐双韵的绝笔诗：“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就充满这种忧国忧民和对革命未成的痛惜之情，正可作七字的注释。至于清政府当时没有公布、人们以后又未寻到，并不等于就没有过。据秋宗章后来看到的一条材料，浙抚张曾在秋瑾被害后两周，曾电问绍兴知府贵福：“又报纸中载‘匪’（污指秋瑾）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有无其事？有即送核。”贵福当天回电，不但不否认，且曰：“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这个李令就是奉命审讯过秋瑾的李钟岳，七字在他之手正合情理。至于“已晋省”，则说明这七字原件已送存杭州浙抚衙门。1911年11月，杭州“光复”时该抚署被焚，故七字也永远不复能见了。
原载《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