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案”发生后，陶成章成了清政府重点通缉的要犯，被迫流亡海外。他没有也不可能对秋案的内幕进行深入调查，更无从探明贵福、张曾事前策划的细节，所以他记有关巨绅汤某人的事，只能得诸道路传闻。《浙案纪略》初刊时，中国尚处于清政府专制统治之下，文中凡讲到尚在国内活动的革命党人时，都以甲、乙、丙、丁之类代之而隐去其名。
1910年，陶成章将其整理为三卷，原先用甲、乙、丙、丁代表的革命党人，改为只书其姓，而用“”代其名，非革命党人物，则一律“录其真姓名”。汤寿潜不是革命党人，陶成章决不会为他讳饰。但仍然例外地用了“汤”代其真名，尽管读者一眼便知道是谁；但在陶成章，很可能是因为他对汤氏牵涉秋案不能确证无疑，不便贸然书其全名，才用此隐名之法处理，以示慎重的吧。 说陶成章有关汤寿潜的记载得诸道路传闻，是有踪可寻的。“秋案”发生后，浙、沪等地的社会舆论在强烈谴责贵福、张曾的同时，对于汤寿潜这样有很高声望的浙沪士绅，事先既没有出面营救秋瑾，事后又长久保持沉默，十分不满。当时即有人在报上刊文说：“观历史所载，则匹夫含冤，万众皆裂。浙省素称风气早开之地，学会如林，士子接迹，乃浙之士绅对于此案，其贤者畏祸缄口，事前不闻有阻止之策，事后亦不闻有抗争之举，毋亦高论有余而壮往则未足者欤？”汤寿潜是浙江“闻望素着”的着名士绅，又是秋瑾的绍兴同乡，人们本来期望他能挺身出来说话，他竟缄口不语，这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失望和批评。
有人批评他“平日哗众取宠，亦苟以立宪相号召，独至其事关于吾民生死问题，而稍与官权相抵突者，则避之若将浼”。甚至说：“绍兴之事，虽谓为浙绅所纵容，讵苛论欤？”继而有一些上海的报人把给汤寿潜的公开信登诸报端，指名道姓地问他：如果秋瑾是含冤而死的话，你汤先生该是早与官场去交涉了；现在你既长久缄默，是否因秋瑾确属“逆迹昭着”、不值为之交涉呢？要求汤氏表态，以便登报，澄清视听。接着，上海报纸上刊登了《戏代浙绍巨绅汤蛰仙京卿复上海报函》的文章，故意用汤氏自述的口吻极力挖苦讥刺说：“鄙人甘冒众人之不韪，而不与官场交涉，则不独顾公益，且服从长官之命令矣！……杀一秋瑾，而凡为秋瑾者皆屏足绝迹，则鄙人方且拜颂贵守（即贵福）之不暇，安有反与交涉之理？”这里让汤寿潜自称仇恨秋瑾，赞赏贵福杀害秋瑾，而且文章题目中给汤氏冠以“巨绅”的头衔，这一切，与前引陶成章后来在《浙案纪略》中的记述，已颇为相近。虽然文章声明这是旁人“戏代”之作，但既然指名道姓地刊登对汤寿潜这样一位名望素着者的讥刺言论，表明那时在浙沪一带关于汤氏牵涉“秋案”的流传是相当广泛的。
对此还可从另一条史料中得到证明。据民国初年无名氏《小奢摩馆脞录》所记，据说在秋瑾被害后，其生前好友吴芝瑛曾在一封给“某女士”的信中这样写道：“贵福捕得秋氏，微服至省时，已二更，入见方伯某公。某谓今日夜深矣，恐不得见中丞。贵福必欲往见，求其手草数语，持以往，得见白状。中丞大惊，绕屋走，手足无措，姑以电话问路总办某公：秋瑾为何如人？某公答以秋瑾为革命党，遂与贵福定议杀之。”《小奢摩馆脞录》的作者在引录这段话之前，特地说明他听说吴芝瑛信中所说的事，系“得之越中，确实调查，为传略遗事所不载者”。吴芝瑛为秋瑾写的“传略遗事”，即《秋女士传》和《记秋女侠遗事》，当年就已公诸于众，颇得社会舆论之好评；但这封给“某女士”的信，却迄未见到，她究竟写过这样的信与否，已无从查考。纵然真有这样一封信，今天人们也一望而知所说全属虚构，且虚构得过于离奇了。
说它全属虚构，是因为秋瑾7月13日下午4时被捕到7月15日凌晨被害止，在这不到两天之内，贵福根本没有离开过绍兴一步，他在13日当晚亲自审讯秋瑾，14日改由山阴知县李钟岳审讯，贵福因害怕竺绍康等光复会人来绍营救，当日打电报请求张曾批准立即杀害秋瑾。
他在电报中说：“现讯秋瑾供，坚不吐实。……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下署日期“微”，即五日，公历7月14日。张曾接电后当天便回电“秋瑾即行正法”。于是7月15日凌晨秋瑾壮烈就义。可见，贵福在秋瑾被捕被害这两天根本没有去杭州，上述信中所说的种种情节，只能是子虚乌有。说它虚构得过于离奇，是因为信上说贵福在深夜赶到杭州不能直接去找张曾，非得先请“方伯某公”写一纸介绍不可。当时浙江的“方伯”（即布政使）是满人信勤。姑不论贵、信之间究有何等密切关系，就贵福而言，他十万火急地去见张曾请其批准速杀秋瑾，作为知府完全可以径直去见张，根本用不着持谁的介绍信。更离奇的是，秋瑾被捕前，贵福、张曾早已确知秋瑾是革命党，并从胡道南的告密中掌握了她行将发难的实情，而这封所谓吴芝瑛的信却说：张氏竟毫不知道秋瑾是何许人，反而要打电话向“路总办某公” 打听，这岂不是太离奇了？而且即令张曾昏庸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为什么他对贵福汇报的话不相信，定要再向与此不相干的“路总办”打听之后，才相信秋瑾真是革命党，并批准了贵福之请呢？
尽管如此，既然注明是“得之越中，确实调查”，则说明当时浙江一带确有关于汤寿潜参与秋案的这类传闻。众口可以铄金、无根的传闻可以使人们渐渐形成汤氏参与制造秋案的强烈印象。陶成章写《浙案纪略》时，既无法核实，也不能一概否定一度盈耳的种种传说，只能依自己所知进行梳理、分析之后，除去那些他显然不相信的成分，作了上述那样的记载，并特地把并非革命党人的汤氏例外地只书其姓，隐去其名。应该说，陶成章在当时的环境下能这样做已算得严肃，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到1911年杭州光复时，王金发既对四年前的各种传闻记忆犹新，所以他反对汤寿潜都督浙江；又因他对那些传闻也不能确信无疑，所以他只说“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自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可以肯定，以王金发反汤任都督的态度之坚，如他真有所据，必会如数说出来，不会只用“喧传”作为根据的。至于褚辅成等没有正面驳斥王金发对汤氏的指控，而另从影响大局立论，同样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忘怀道路传闻；但从他们仍然坚持由汤氏任都督，则表明他们也不确信那些传闻。
说到这里，还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汤寿潜并未参与制造秋案，为什么在秋瑾被捕杀之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清政府之际，他却沉默不言？对此，他当年有过解释。在上海一些报人刊登公开信要他表明态度以澄清真相，尤其是有人“戏代”他发表了文章之后，他曾致书上海报馆，回答了人们对他的责难。他说：“天夺吾母，人欺其呆，强迫以上舞台，流涕而游羿彀，人怒鬼怨，蝉蜕无方，自保不暇，奚暇他顾？弟虽绍人，三十年来流滞杭沪，前者通籍，并不诣绍一谒有司，其与绍事，亦属传闻。”意即他是由于遭母丧之痛，被铁路公司的工作弄得焦头烂额，以及长期不在绍兴，与当地官员没有交往，对秋案亦仅知一些传闻，才沉默不语的。他所说的是实情。当然，如果他态度积极，无论秋瑾被杀之前或是之后，出来说说话总不至于做不到，而他竟一点没有这样做，当中原因，除了他自己所说的这些，恐亦与他不愿得罪清政府，以及他终究与革命党人不是同志、缺乏同情有关。
因此，人们责备汤寿潜对秋案态度冷漠，是理所当然的；而说他参与制造秋案，则虽然事出有因，却是查无实据。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