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是和朱熹、张栻齐名的理学家。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十七史详节》在嘉靖前的元明刊本,在国内公立图书馆中藏有十多部之多。当时它比十七史本身更为普及。嘉靖本卷二《王允授计诛董卓》引《后汉书》卷一〇二《董卓传》的《论》和《赞》,并在《赞》末注明“已上见《详节》”。《后汉书》该传《赞曰》:“矢延王辂”,“辂”,《详节》误作“路”,嘉靖本跟着错。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支那学术文艺史》和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由此断言小说依据《详节》写成,似乎与《后汉书》、《三国志》无直接关系,未免失当。如果说不见于《详节》的一些小说情节,可能依据《后汉书》、《三国志》以外的史书如《东观汉记》、《后汉纪》等,不一定来自范《书》、陈《志》,嘉靖本卷二四《姜维一计害三贤》“后裴松之辨姜维曰”一大段172字,却只见于《三国志·蜀书》卷一四,而不见于《详节》。这是小说编定校订者至少参考过《三国志》本身的铁证。至于嘉靖本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引《刘表传》《评》:“绍鹰扬河朔”,“绍”,《详节》误作“术”。无论是根据《三国志》,还是根据史实,都可以作出这样的校正,难以排斥以上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
郑本没有直接引用《后汉书》、《三国志》的《论》、《赞》、《评》,也没有通过《详节》而转引。《十七史详节》署名南宋吕祖谦,盛行于元明两代。引或不引都不能据以判断嘉靖本和郑本孰早孰迟。
二、郑本采用周静轩诗将近七十首。嘉靖本不采用。有可能郑本删去转引《详节》的《后汉书》、《三国志》的《论》、《赞》、《评》是为了腾出空白以引录周静轩诗,既足以表明自己独具一格,吸引读者,又不至于增加篇幅,提高成本。这仅仅是本文的猜测。
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引建阳书坊刻《增广事类氏族大全·皇明人文》卷一八《隐居静轩》条云:“周礼字德恭,(浙江)余杭县人。幼习举业,累科不第,遂隐居以着述为事。已而援例赐其冠带荣身,自号其所居曰静轩。尝着有《通鉴外纪论断》、《朱子纲目折衷》及《续编纲目发明》、《秉烛清谈》等书行世。”刘氏又据《余杭县志·经籍志史部》卷三四,查出周礼进呈《续编纲目发明》在弘治十一年(1498)。按嘉靖本成书于弘治七年,初版于嘉靖元年(1522)。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要成名很久以后,他的诗才会频繁地被人引用,称号而不直呼其名,甚至尊称为“静轩周先生”(见郑本卷一二《张辽大战逍遥津》)。如果从这一项单独得出结论,人们只能认为嘉靖本早于郑本。
三、嘉靖本和郑本的另一重要异点是前者没有关索的大段描述,而郑本则有。关索故事由于1967年在上海嘉定出土的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刻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四种而引起《三国演义》研究者的重视。
这四种是《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后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四川传》(续集)及《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别集)。据本文作者所知,以1984年柳存仁先生的论文《伍伯与花关索》为最早。伍伯考证,日积月累,资料翔实,可为定论。至于花关索,他根据《说唱词话》早于嘉靖本五十年的事实,断言嘉靖本的出现“实在《三国志传》(主要指郑本)一系统作品之后”。此后论者纷纷响应,郑本以及它的同类型的别本早于嘉靖本说俨然成为定论。
柳存仁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谨严态度坦率承认他的考证“大体言之,自然仍系一种猜测”(《和风堂文集》第1522页,上海版)。他的花关索考证可能一时兴至,并未仔细阅读《说唱词话》原文,以致误以为《说唱词话》“所叙之关索故事,又概与《三国志传》(指郑本——引用者)各情节靡不相同”。今按:甲、郑本卷九《关索荆州认父》关索对他父亲说:“父亲自杀本处豪霸,逃难江湖,雁杳鱼沉,不知何所,又值家贫,只依外公胡员外家抚养。”而据《说唱词话》却是桃园结义后,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关羽和张飞约定互相杀掉对方一家老少,关索在母体内未出生而幸存;乙、据郑本卷一三《刘玄德进位汉中王》,诸葛亮奏请“云南五溪等处亦是国家藩篱,乞令关索镇之。玄德依奏仍加关索为镇南校尉,着令镇云南”。而《说唱词话》却说关索与刘备义子刘丰(封)不和,关索被贬。《别集》题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可见《说唱词话》和郑本的主要情节并不相同。不仅如此,早在《三国志平话》中提到关索在云南不危城和太守吕凯对敌,“关索战诈败”,而《说唱词话》《下四川》却把吕凯写成占据巴州的强人,外号转冈(钢)叉,后被收服,改名关三凯。可见关索故事虽然流传很盛,以致我国西南地区不少山岭都以关索为名,但却始终没有定型,在嘉靖本成书时期它仍未摆脱民间传说的未成熟阶段。
根据《三国志·蜀志》卷六本传,关羽只有两个儿子平与兴,没有关索其人。而三国小说以大体忠实于历史为原则,它同纯粹出于虚构、又缺乏艺术魅力的关索传说可说毫无关系。
现在将嘉靖本卷一一、郑本卷九《诸葛亮傍掠四郡》以下两段的题目引录于后:嘉靖本卷一一:赵子龙智取桂阳 黄忠魏延献长沙。
郑本卷九:子龙翼德各得郡(城)关索荆州认父郑本编者为了插入关索认父情节,将嘉靖本《黄忠魏延献长沙》前半段张飞取武陵的大约五百字并入上一段,题目改成《子龙翼德各得郡(城)》,而将《黄忠魏延献长沙》改为《关索荆州认父》。嘉靖本意在打破攻克四郡的叙写平均用力,以张飞、赵云取零陵附在《诸葛亮傍掠四郡》一段,以张飞取武陵附在《黄忠魏延献长沙》的前半,而以赵云取桂阳、关羽取长沙为主。郑本将原标题《黄忠魏延献长沙》改为《关索荆州认父》,可说反客为主;而《赵子龙智取桂阳》改为《子龙翼德各得郡(城)》则是主次不分了。
嘉靖本成书后,郑本插入关索故事有一个明白无误的痕迹:嘉靖本卷一四《瓦口张飞战张合》:张飞“分付魏延、雷铜,各引一枝人马为右右羽翼”;郑本卷一二《张飞关索取阆苑》:张飞“分付魏延、关索、雷铜,各引一支军马为左右羽翼”。三个人各引一支军马,三支军马怎样分为左右翼呢?这分明是硬插进关索而留下的破绽。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释呢?
如果联系到郑本插进不少周静轩诗而泄漏了成书较迟的真相,关索故事是由郑本及其同类型版本而增补的事实,那就更清楚了。
本文认为嘉靖本早于郑本及其同类型版本,理应对一些异议作出答复。
一、嘉靖本卷一二《张永年反难杨修》说:张松看了一遍《孟德新书》就指出:“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杨修将这番话转告曹操,“操曰:莫非古人与吾暗合欤?遂令扯碎其书烧之。”注云:“柴世宗时方刊版,旧本‘书’作‘板’,差矣。”小说原文末一句,郑本正作“遂令破版焚之”。嘉靖本注交代改“版”为“书”的理由,这一条必要而诚实的校记,正好说明嘉靖本并未轻易改动,而不是相反。如果推而广之,以为旧本已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可不合逻辑。
二、关羽被擒斩首,对方以他的首级前来招降关羽的残部,嘉靖本卷一六《玉泉山关公显圣》写作“将君侯父子刀马前来招安”;写他的阴魂到玉泉山普净禅师坐禅处“大呼主人何在”?郑本卷一三《玉泉山关公显圣》作“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大呼还我头来”,这些句子显然郑本是(或更接近)原文,而嘉靖本则因忌讳而改动原文,如同它卷一六《汉中王痛哭关公》通过《十七史详节》转引《三国志·吴志》卷九的《评》,将“关羽”改为“关某”一样,同样是嘉靖本的个别修改,难以说它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原本。
郑本关索故事的增补和嘉靖本对关羽之死的忌讳,虽然表现不同,都是出于对关羽的崇拜。郑本对关羽之死的描述忌讳较少,但也以“归神”代替“斩首”或“死亡”,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
以嘉靖本和郑本作对照,既有嘉靖本不误而郑本误夺的,也有嘉靖本误夺而郑本不误的。前者举例如下:嘉靖本卷一一《赵子龙智取桂阳》:“二人(指陈应、鲍隆)对赵范曰:刘备乃反汉之臣,更兼恶了曹丞相,若来时合与他相持”;郑本落了“对赵范曰刘备”六字,意思变得相反。
嘉靖本卷五《祢衡裸体骂曹操》的时间是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贺,郑本卷四《祢衡裸衣骂曹操》改为建安五年正月初一日。嘉靖本以《后汉书》卷一一〇本传李贤注引《文士传》为据。
相反的情况,即嘉靖本有误夺而郑本不误的。举例如下。
嘉靖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张)角立三十六方,分布大小。方者,乃将军之称也……”郑本同卷对应段落,“大小”作“天下”,不误。
嘉靖本卷一五《庞德抬榇战关公》:“(庞德)手下骁将五百人,问庞德曰五百将皆昂然而告曰旗下庞德,青袍银铠,钢刀白马,背后五百军兵紧随……”;下一段《关云长水淹七军》:“关公令尽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后来收庞德并董衡、董超、成何,其五百人,尚无百十,立在堤上成何依令,向前死战,被关公一箭射落水中,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一人力战德提短刀,飞身一跃,早上小船,立杀数人。被降军五百人,皆上船舡上那员将跳入水中,生擒庞德上船,军士沉水而死。”上引文“止有庞德一人力战”及以下引文,郑本作“止有庞德与伍伯二人力战庞德提刀,跃身一跳,早上小舟,将数人尽杀下水。伍伯拖弓矢下舟栰上将跳下水,生擒庞德上栰,伍伯甲重沉于水底而亡”。上引嘉靖本“五百人”都是伍伯之误,许多文句变得难以理解,如庞德部下怎么可能有五百骁将?有的句子则文理不通,无法理解。柳存仁有专文考证,题为《伍伯与花关索》。伍伯相当于副官。见《和风堂文集》下册。
总之,主要由于嘉靖本对关羽之死的忌讳,由于郑本及其同类型各本插入大段关索故事和大量静轩诗的引录,而另一方则否,才产生两者的差异和孰早孰迟之争,仿佛已经形成二百四十段的明代三国小说的两大系统。本文认为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版本系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具有各自的特色,但主要的差异不外如上所述。另外,文字的出入,引诗的多少及差异,有的出于单纯的技术原因,有的出于各版本的修订,由于各本编校者水平都不太高,而校刻又不精细,彼此都有不少误夺,但不妨碍它们同出于单一的嘉靖本的基本事实。
五、嘉靖本和《火龙经·序》
蒋大器署名庸愚子的弘治七年甲寅(1494)《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现在所存《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始于嘉靖元年(1522),比蒋大器所说的“书成”之时迟了二十八年。可以想象比嘉靖本更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非不可能存在,但至今没有发现足以证实它在蒋大器序之前业已成书的任何记载。
任昭坤《栀火龙经·序枛舆栀三国志通俗演义枛》(《明清小说研究》,南京,1988年第一期)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守拙三亭重集校版《火龙经》“永乐十年东宁伯焦玉序”所云:诸葛亮“鏖兵于赤壁,火焚于藤甲火攻之法,至孔明而尽善矣。至若埋地雷于葫芦谷内,非天雨大降,则司马氏之父子必为火中之灰烬矣”。谓“火焚于藤甲”指嘉靖本卷一八《诸葛亮七擒孟获》,其中有“但逢藤甲,无有不着”之句,葫芦谷指嘉靖本卷二〇《孔明火烧木栅寨》,因此得出结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初成书后便很快流传开去,以至被人们当作史书信以为真,甚至以为诸葛武侯是火器的发明者。这种现象在文史不分家的时代虽然不足为怪,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时已如此深入人心,倒是不能不令人赞叹的。”
《火龙经》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部重要着作,受到国内外学者如张其昀、刘仙洲、李约瑟的高度重视,可惜还缺少认真的论证。
据《明史》卷一七〇,东宁伯始封在天顺元年(1457)二月,受封人是焦礼,不是焦玉,年代则比永乐十年(1412)迟四十五年。据《明史》卷一五六《焦礼传》,他是蒙古人。他的父亲把思台,“洪武中归附为通州卫指挥佥事”,同《火龙经·序》自述追随朱元璋起兵,因呈献火器,得到朱氏许诺“功成当封汝开国元勋”的情况完全不相吻合。
成东根据《海外火攻神器图说》焦玉序的署名“时永乐十年仲春吉旦东宁焦玉自序”,认为东宁指他的籍贯今安徽省宁国一带,“伯”字是后代传抄者所妄加。见他的论文《焦玉的真实身份和他的火攻书》(《中国科技史料》第五卷第一期,1984年,北京)。
成东的论文还指出署名焦玉的着作《火龙经》、《火龙神器阵法》、《海外火攻神器图说》和《火龙神书》“四书之间,相同处甚多,应当是同出一源。经过不同人的辗转传抄和改纂,也就形成了四部互有差异的书和不同的书名。现在传世的四部书,都是清代的版本,四书中都有后人加笔之处,尤以《火龙经》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