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节。各节标题为单句，后来才合二节为一回，标题由单句变为联句，对仗渐趋工整，那是后来的事了。
书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据天一阁藏《录鬼簿》续编抄本，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续编作者曾同他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重聚。生卒不详。相传除本书外，《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都由他编次而成，但以后又多次经人校订。所作杂剧三种，《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今存。
金华蒋大器署名庸愚子的弘治七年甲寅（1494）序云：“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书成”指不久前的另一次加工改编。当时以抄本流传。嘉靖元年壬午（1522）关中张尚德署名修髯子的《引》说：“客曰（此书）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端。”《三国志通俗演义》至此始以刻本印行于世，世称嘉靖本。
据嘉靖本的署名，罗贯中可能是在不止一次的写定和增订中的关键人物。但是集腋成裘，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工增订作出贡献的不会是一二名“天才”作家。蒋大器和张尚德都可能在传抄和出版时或多或少地对它的提高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是不少加工整理者中侥幸地有姓名留传的两位，更多的人都默默无闻地难以查考。
嘉靖本删去了平话中韩信、彭越和英布“三人分天下”的开头和“刘渊兴汉巩皇图”的结尾，并大体上按照正史补写到《王濬计取石头城》，晋武帝司马炎降服吴主孙皓，统一中国止。这一改编最早可能出于罗贯中之手，才会署名“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他的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所表现的明君贤相鱼水相得的关系，正好同《三国演义》对刘备、诸葛亮的描写相仿佛，《雪夜访普》和《三顾茅庐》可说异曲同工。
此书后来的修订者并不都是具有高度文史修养的人，他们中大都是说话艺人，尽管书卷知识较差，不时留下一些不应有的败笔，凭着他们娴熟高妙的技艺照样可以对本书的提高作出贡献。
事实表明，在罗贯中之后，艺人或整理出版者曾留下明显的破绽，他们所作的有助于作品提高的那些修订则由于难以辨认而融合在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总成就中去了。
明显的破绽举例如下：
卷一二第一百十一节《曹操大宴铜雀台》说：“尹氏有诗一首，单道王莽奸邪处。后人读此诗有感，因而可以拟曹操也。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按，此诗是白居易《放言五首》第三首的后半。见《全唐诗》卷一六白居易十五。后来毛本第五十六回将它改正为“后人有诗曰”。
卷九第八十五节《诸葛亮舌战群儒》：“且如汉扬雄以文章为状元”，汉代没有状元，这是常识性的错误。毛本第四十三回改正为“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
嘉靖本的艺术成就可以赤壁之战作为代表。它以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借箭、借东风等情节使得他的形象熠熠生辉；而周瑜仍然不失名将风度，如他策划的黄盖假降、蒋干中计等都是击败曹操的必要部署，但以三气周瑜等情节的铺叙有力地形容他胸襟狭窄和妒贤害能的个性。周瑜足智多谋，而诸葛亮又高出他一头，两者都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1962年郭沫若发表论文《为曹操翻案》，可说完全不理解小说和历史的区别。就历史而论，正史从来没有否定曹操，不存在翻案问题；就《三国演义》而论，尊刘贬曹倾向虽然可以追溯到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唐刘知几的《史通·探赜篇》，它在南宋和元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而大盛，不是单纯地出于个人对曹操的偏见。世代累积形成的传统杰作，不是任何这样那样的个别人氏所能否定。
南宋哲学家朱熹（1130-1200）着《资治通鉴纲目》。此书强调正统，如“第十四，凡十九年，起己丑（209）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尽丁未（227）（蜀）汉后主建兴五年”；“第十五，凡二十五年，起戊申（228）（蜀）汉建兴六年，尽壬申（252）（蜀）汉后主延熙十五年”；“第十六，凡二十七年，起癸酉（253）（蜀）汉后主延熙十六年，尽己亥（279）晋武帝咸宁五年”。
这就是说东汉献帝之后，以蜀汉作为中国正统的继承者；蜀汉之后以晋武帝作为中国正统的继承者；把曹魏开除出正统之外，贬之为“僭国”。
《凡例》说得很清楚：“僭国谓乘乱篡位或据土者，如汉之魏吴。”
同时代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说：“况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佞邪，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
后来元泰定帝天历二年（1329）揭傒斯（1274-1344）《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序》说：“舜禹之后得天下者莫如汉。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孔明汉贼之分（指诸葛亮《后出师表》：“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此朱子之志也。”
元至正二年（1342）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奉命纂修宋、辽、金三史，至正五年三史先后完成。杨维桢（1296-1370）居然以《正统辨》上奏，指斥三史“《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它说：“先正（指朱熹）论统于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指陈寿），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正统论从来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气息，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值得肯定，其中有一些看法甚至显得相当可笑。朱熹不承认曹魏，而不得不以晋为正统。杨维桢不承认宋、辽、金鼎立，主张元朝是北南两宋的合法继承者。
在朱熹看来，晋至少有别于五胡。杨维桢不敢否定元朝统治中国的现实，但他对辽、金则采取摈斥的态度。当时不少人以三国蜀、吴、魏鼎立比附宋、辽、金对峙，辗转地寄托了他们对国家形势的忧虑（宋亡前）或故国之思（宋亡后）。同封建主义并存的还有广大人民在王朝绝续存亡之际所怀有的忧国思想，在剔除它的家天下的封建性和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之后，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三国演义》千百年来流传不绝，决不是简单化的极左思潮所能否定。
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问题
《三国志通俗演义》因署有“嘉靖壬午（元年，1522）”的修髯子引通称嘉靖本，但它不会是嘉靖本的原刻。以它和日本内阁文库藏金陵万卷楼刊本作对照不难作出这样的推论。
万卷楼本全名为《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
唯卷一无“出像”、“传”字样，卷八、卷一一“出像”作“全像”，卷四则“出像”二字移置在“音释”之后。可见以《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作为两个版本系统看待未必合理。
万卷楼本也是二百四十节，各节标题也是单句，但它不是二十四卷，而是十二卷。它也有庸愚子序和修髯子引，但庸愚子序，它没有今传嘉靖本的“金华蒋氏”、“大器”二印；修髯子引，它没有今传嘉靖本的“尚德”、“小书庄”、“关西张子词翰之记”三印。修髯子引，它署壬子（嘉靖三十一年，1552），今传嘉靖本署壬午（嘉靖元年，1522）。万卷楼本在修髯子引之后。又有“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刊于万卷楼”字样，说明它是古本即嘉靖本在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的“新刊校正”本。
万卷楼本既有比今传嘉靖本更接近古本原貌的一面，今传嘉靖本也有比万卷楼本更接近原貌的一面，不可一概而论。
万卷楼本卷一结束云：“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其他各卷也有起讫的年份。庸愚子序说：“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事纪其实”，可能这是古本即嘉靖本的原貌。
万卷楼插图都是两面合成一幅，每侧各有十一字（前四后七）的联句，对仗比较工整，同回目文字的古拙形成对照。如第一节《祭天地桃园结义》，联语为：“萍水相亲，为恨豺狼当道路；桃园共契，顿教龙虎会风云。”
联语当不是原本所固有。
从万卷楼本同今传嘉靖本的上述简要比较，可以想见当时各书坊竞出新意翻刻古本即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的在这些方面改动或创新较多，在另一些方面则原书面貌保存或因袭较多，很难简单地判明各本的迟早。刊刻年代的迟早并不一定表明全书各段越早越接近原本，当然也不是说与此相反。万卷楼本《玉泉山关公显圣》：“吴兵在城下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显然比今传嘉靖本同一节“吴兵在城下将君侯父子刀马前来招安”更接近原貌。这一节，今传嘉靖本有赞扬关公父子诗五首，比万卷楼本多一首，而提到黄梅第五祖弘忍禅师，万卷楼本不误，今传嘉靖本却将弘忍误为弘恩。可见各本翻刻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宜轻易下结论。
《孔明秋风五丈原》插入尹直作于1504年的诸葛亮赞词，词晚于庸愚子序十年；《曹操大宴铜雀台》误以白居易《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为尹氏作；《诸葛亮舌战群儒》所谓“汉扬雄以文章为状元”等等，万卷楼本和今传嘉靖本相同，可见二书同出一源，都没有经过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士的认真修改。
四、《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问题（续）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1522）刻本到崇祯年间（1628-1644）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三国志》，海内外收藏的三国小说明刻本有二十多种，每种都在五六十万字上下，要对它们一一作出校勘，即使各种版本（或复印件）都会聚一堂，那也难以做到，可能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它们之中无意的仅仅由于雕版工作的偶然失误即纯技术原因而造成的文字出入和有意的增删校订并存，有的简直无法加以区别，有的似乎容易分辨，而实际上校勘者的主观判断却不一定符合版本的实际。如果把它们巨细无遗地写成校记，盈千累万的条条罗列在一起，不会比二十多种版本（或复印件）陈列在眼前更为醒目。但是如果没有具体地逐字逐句地校勘而要论定它们的版本源流，那又无异空中楼阁，无根之木。本文意图在两难之间作一折中处理，即选定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版本，同嘉靖本作一扼要对照。如果选择失当，那不是由于笔者水平不够，就是限于所见版本还有重要遗漏，两者必居其一。那只有静待时间的检验了。
嘉靖元年刻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抽象的存在，它的原刻本没有流传至今。现在所见的刻本虽有嘉靖元年的修髯子《引》，已不是当年原刻本。上文已就万历十九年根据嘉靖三十一年的“新刊校正”的万卷楼本和今存嘉靖本作了扼要的比较。另一方面，现在却又别无选择，只能把今所见的嘉靖本作为大体可信的嘉靖元年原刻本用作对照的一方。
作为对照的另一方是卷末署有“万历乙巳（三十三年，1605）岁孟秋月闽建书林郑少垣梓”的联辉堂刻本（以下简称郑本），书首题“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 □（全像）三国志传。”上文已经指出现在不少研究者把郑本和同类型的别本简称为《三国志传》以之与嘉靖本《通俗演义》相对是不恰当的，因为郑本的全名就同时包括这两个简称在内。
郑本又名《联辉堂刻三国志赤帝余编》，卷首顾充《新刻三国志赤帝子余编序》说：“此赤帝子余编也，不应称三国。”它以蜀汉作为刘邦（赤帝子）西汉正统的传承者，这一点同嘉靖本、郑本以及同类型的一切别本都是一样的。毫不夸张，没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就不会有三国小说。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顾充字回澜，浙江上虞人。隆庆丁卯（元年，1567）举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着有《字义总略》四卷。
《提要》指出它失误颇多，作者不是一名严肃的学者。序文作者一般都比原书作者名高位重，小说编校者的水平不难由此想见。
嘉靖本和郑本的歧异可分三个方面加以评述。
一、嘉靖本几乎对书中每一历史人物都附有一段《论》或《赞》或《评》，或二者、三者兼而有之。从它们同《后汉书》、《三国志》原文的出入看来，它们并非直接引自两书，而是引用吕祖谦（1137-1181）的《十七史详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