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三代的短篇话本选集以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和凌蒙初（1580-1644）“二拍”为最着。近年引起注意的汉城大学奎章阁旧藏的《型世言》是杭州陆人龙的个人创作，同“三言”、“二拍”的成书情况很不一样，艺术上的成就也高下不同。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对话本作了这样的说明：“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这个说法沿用到现在，应该加以校正。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云：“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语意表明，这是供人阅读的话本，不是说话人所用底本。从后代说书的情况看来，说话人是否需要“底本”也很难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大宋宣和遗事》作为拟话本的典型看待，是否有当，大可以斟酌。信从《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者们在这里有个误会，以为说话就只是散文，没有诗词韵语；有诗词韵语，就成拟话本。这恰恰同事实相反。其实最早为说话艺术提供详细记载的文献资料《醉翁谈录》在甲集卷一《小说开辟》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吐谈万卷曲和诗。”《水浒》第五十一回白秀英说书的描写对此可说是具体的印证：“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小说对白秀英说话的赞词说：“歌喉宛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影似花间凤转……舞回明月坠秦楼，歌遏行云遮楚馆。”就差那时没有录像和录音留传到现在，我想小说对白秀英说书的描写已经足够清楚了，然而囿于旧说，叶德钧《戏曲小说丛考》第649页（北京中华书局）却毫无根据地认为白秀英演唱的不是说话，而是诸宫调。其实，《水浒》第五十一回的描写同明代的记载完全吻合。《水浒》天都外臣《叙》说：“予犹及见《灯花婆婆》数则，极其蒜酪。”《初刻拍案惊奇·凡例》解释说：“小说中诗词之类，谓之蒜酪。”
拟话本兴起较迟，一般说不会早在宋元之际出现。拟话本是文人的有意模拟，它采用了话本的一些常见艺术手法，就作者而论，话本的说唱编制者也不会是文盲，不过文化水平较差，社会地位低微，好歹也可以算作文人，他们同拟话本的文人作者并无本质的差异，只是拟话本作者文化水平较高，并且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现在所知拟话本作者以《老门生三世报恩》的作者冯梦龙最为典型。《型世言》则由于模拟话本的艺术特色不太显着，可以看作文人的个人创作。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总称。《喻世明言》
初版题《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原是“三言”的总称。古指的是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对它说得很清楚：“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这就是说话本是说话艺人世代相传，在几百年的流传中得到形成和锤炼的说话艺术的写本。
因为有诗词韵文的插唱，因此话本又称词话。话本和词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流传到后来，词话中插唱的诗词韵文逐渐被省略，以致使人发生错觉，以为两者不同。《古今小说》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它忠实地保留了由词话演变成白话小说即话本的确凿证据。其他如《史弘肇龙虎风云会》的入话引了九首诗词，《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有商调《醋葫芦》小令十首、《崔待诏生死冤家》的入话有十一首诗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的入话有十五首词、《苏知县罗衫再合》的入话单是《西江月》就有六首。正如同《穷马周遭际卖霒媪》的“博州刺史姓达名奚”把复姓误作姓加名；金山寺是江苏镇江的着名古刹，《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却误成“杭州金山寺”，诸如此类显而易见的错误，冯梦龙都没有把它们加以校正，上面所说的各篇话本入话所引的诗词韵文，他也没有加以删削，保留了原作的本来面貌。
“三言”中大约有十八篇，占全书六分之一可以定为宋元旧篇。题目见于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的宋元旧篇计九种：《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明言》卷三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同书卷三六）、《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通言》卷一〇）、《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同书卷一三）、《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同书卷二九）、《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同书卷三〇）、《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同书卷二七）、《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恒言》卷一三）、《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同书卷三一）。它们在《醉翁谈录》中的原名，依次为：《种叟神记》、《赵正激恼京师》、《燕子楼》、《三现身》、《牡丹记》、《爱爱词》、《十条龙》（又名《陶铁僧》）、《圣手二郎》、《红白蜘蛛》。有研究者认为《京本通俗小说》中至少七篇是从“三言”辑成的伪书，它所集九篇中至少七篇作为宋元旧篇却似可信。《明言》卷三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即钱曾《也是园书目》列为宋人话本的《简帖和尚》。同书卷三〇《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原是元至治新刊《三国志》平话的入话。以上十八篇无疑是宋元话本。从文中的官衔、地名以及一些明显地带有时代特点的词汇如“胡元”、“国朝”以及作品明白说明是明代作品的有四十四篇（有的可能只表明个别词句留下后人窜改的痕迹），难以确定时代的作品大约不到六十篇。在后两类作品中就有不少可以归之于拟话本。拟话本是在话本影响之下产生的文人作品。“三言”中可以确定地坐实为冯梦龙的作品只有一篇，即《通言》中的《老门生三世报恩》。这是作者的现实和幻想的结合。回前有入话，文字也处处以话本为模式，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拟话本。
《老门生三世报恩》确切的创作年代不得而知，《警世通言》序署“天启四年甲子（1624）”。小说写到老门生57岁中举，61岁中进士；而那时冯梦对它的怀疑否定以1965年马幼垣、马泰来兄弟的《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清华学报》新五卷一期，1965，台湾）及苏兴的《京本小说辨疑》（《文物》1978年第3期，北京）为最力。马氏兄弟认为“《京本通俗小说》只是一部伪本，……全是从……《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抽选出来”。按，《京本通俗小说》的《志诚张主管》又见《警世通言》卷一六。《金瓶梅》第一、二回和第一百回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警世通言》豫章无碍居士叙作于天启甲子（四年，1624），而《金瓶梅》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已有东吴弄珠客序本。本文对马氏兄弟的论文持异议。
龙只有51岁。老门生中举和冯氏为贡生都在57岁，只能是巧合。看来这篇小说不大有可能经过长久的流传才编入《通言》中。这是拟话本的一种少见的情况。这同冯梦龙既是这篇小说的作者，同时又是《通言》的编者有关。
《通言》第三十二卷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原是宋楙澄（1569-1619）创作的文言小说《负情侬传》的语体翻译（见《九龠集》卷五）。《警世通言》刊于天启四年（1624），而话本入话提到万历帝在位48年（1573-1620）。鉴于从小说由文言改编成白话，到《通言》的出版时间较短，《负情侬传》不大可能在入选之前有一个在说话艺人间的流传提高过程，出于冯梦龙改编的可能较大。就这一点而论，它同《老门生三世报恩》倒比较接近。
常见的拟话本的产生情况都经过三个阶段：文人创作→在说话过程中加工和提高→写定。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为拟话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
宋楙澄的《九龠集》卷二《珠衫》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前身。此篇又从他的族侄宋存标的《情种》卷四迻录。宋存标的原作总评写道：“居士曰：若此则天道太近……”宋楙澄本将居士改为废人，而詹詹外史（冯梦龙）评辑的《情史类略》卷一六《珍珠衫》又将废人改为九龠生。而宋存标的总评又云：“此新《珠衫》也，坊间有旧刻，得此后来居上。”可见这篇小说在入选《明言》前已经宋楙澄和冯梦龙的校改，而在此之前宋存标则又参校了坊间旧刻。这就是说在常见的拟话本成篇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之前，已经经历过或长或短的一个流传过程了。别的不说，《九龠集》的《珍珠衫》用文言写成，约二千字，《明言》将它改写为白话，字数在两万两千以上，这是由旧刻改为新《珠衫》之后的又一次刷新。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原见冯梦龙《情史》卷四和《智囊补》卷四，从不止一次的改写可以见出冯氏对这篇作品的喜爱。江盈科的《沈小霞妾》
（见《明十六种小传》卷三）是它的原本。《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卷首《鹧鸪天》词带有自序性质。“休解绶，慢投簪，从来日月岂常阴。”冯梦龙在《明言》付刊时还是一个老童生，谈不上“解绶”、“投簪”，它的最后一次改编分明出于一位失意官僚的笔下。
中国的长篇小说以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西游记》为代表，它们本身就是话本的产物。在它们的影响下，开始了一批邯郸学步的文人创作。中国的短篇小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始于话本和拟话本。同这一个系统相并行而起源更早的短篇小说是以模拟《史记》的史传为主的文言短篇小说。如唐宋传奇、明初瞿佑（1341-1427）的《剪灯新话》和清代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纪昀（1724-1805）的《阅微草堂笔记》等。
后起的话本小说明显地受到史传的影响。前已说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源于宋楙澄的《负情侬传》。传末说：“不数日，女奴露桃忽堕河死。”
《九龠集》卷九有《祭女奴堕水文》。可见许多类似虚构的情节，除一个梦境无可指证外，竟完全是真人真事。宋楙澄把《负情侬传》和友人的传记一起列入《九龠集》第五卷，而把小说《稗》列入最后第十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前身，冯梦龙《情史》卷一六《珍珠衫》结尾云：“小说有《珍珠衫记》，姓名俱未的。”这是说姓名不真实，已经有所隐讳，可见小说据真人真事编写而成。《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甚至偶一提到的兵部尚书许论的任期也和《明史·七卿年表》吻合。各篇小说的结尾都有类似《史记》各卷篇末“太史公曰”的传赞，可见文言短篇小说，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没有摆脱《史记》的影响，他只是如实地把“太史公曰”改为“异史氏曰”而已。
全部“三言”中以工商业者、手艺人为主角的作品大约有四分之一。
他们包括商人、机户、染坊主人、酒店老板、窑户、船主、渔夫、花农、瓜农、裱画匠、木匠等。如果除开以历史人物（包括文人）为主角的将近三十篇作品，再除开鬼怪和由笔记小说改编的一些作品，以工商业者、手艺人为主角的作品在全书中所占的分量就更加可观了。在四十四篇明代作品中，这类作品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一。唐宋传奇可以说都是历史人物和封建士大夫、封建才子佳人的故事。金元杂剧在这方面开始有了改变，但是像《东堂老》、《朱砂担》那样以商人为主角的作品却还是少见的。在另一类金元杂剧如《青衫泪》里，人们可以感到商人已经是咄咄逼人的一种社会力量，但是暂时还只得委屈他做一个配角。同唐宋传奇、金元杂剧相比，话本可以算得是一种真正的市民文学，市民在其中已不是配角而是主角。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三言”所收的话本中，描写传统的才子佳人和封建文人、官僚、地主的作品甚至还更多一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市民的思想意识还是零星的不成体系的，常常为封建思想意识所淹没，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明末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远不足以改变社会的本质。
在古代，商人长期地被看作四民之末，有时甚至受到歧视。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油贩秦重却意识到“我做生意的，清清白白之人”。在花魁王美娘看来，“市井之辈”虽然还比不上“衣冠子弟”，但是她也承认他是个“做经纪本分人儿”，最后还是嫁了他，而且成婚之后依旧靠生意吃饭。
秦重谐音情重，感情毕竟打破了传统的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