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史》中有一则《玉堂春》。它说王生“父为显宦致政归，生留都下，支领给赐”。《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则把事情写成王生的父亲官为礼部尚书，积蓄下的俸银三万两都放债出去了，留下王生去讨账。《通言》的这一情节虽然不及《情史》合理，但它却在无意之间暴露了放债之类的商业习气在当时是如何流行。《徐老仆义愤成家》赞扬徐老仆经商致富的一首诗说：
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
请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
这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替商人作辩护的最早的几篇作品之一。它说明经商发财同贵族、地主多数出于世袭、继承的情况不同，以一个干干净净的勤字掩盖了垄断投机、巧取豪夺的真相，公开宣扬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于是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的贫穷苦难，也自然被说成是“懒惰”之过，咎由自取，连同情也是多余的了。
这个思想以《施润泽滩阙遇友》发挥得最为露骨。如果说入话中所引的裴度、窦禹钧的两个故事，是以所谓阴功来解释官僚地主怎样才能享受富贵寿考，从而进行封建宣传，那么这篇作品的正文却是以同样的所谓阴功来解释工商业者怎样发财致富的神话。苏州盛泽镇的一个小机户施润泽，原来是“妻络夫织”，只因为拾金不昧、不杀生，不仅免除了两次死亡之祸，而且终于家业兴旺，“冠于一镇”。作品特别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开点心铺子的老汉，辛辛苦苦积下八锭银子以作送终之用。不料有一天晚上梦见枕边走出八个小厮，向老汉告别要到旺处去。第二天，这八锭银子就连同另外二千余金都变成藏金被施润泽所发掘。施润泽发善心，把两锭银子暗暗做在馒头里送还给他。老汉却把馒头送给施润泽的家人，家人又以馒头到施润泽娘子那里去调换别的点心。“方知银子赶人，麾之不去，命里无时，求之不来。”一切贫富差别都是命定的。
施润泽发家的过程，作品是这样写的：“一来蚕种拣得好，二来有些时运。凡养的蚕，并无一个绵茧，缫下丝来，细圆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匀的，每筐蚕又比别家分外多缫出许多丝来。照常织下的绸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钱方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里中遂庆个号儿叫做施润泽。”后来，“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这个作品同《徐老仆义愤成家》一样强调工商业者的勤俭致富的说法，但是那个开点心铺子的老汉岂不也是勤俭一生，结果为什么不仅不能致富，反而连那仅有的他日送终之用的几锭银子也不翼而飞地被剥夺了呢。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勤俭也许可以说明施润泽怎样增上三四张绸机，但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他怎样增上三四十张绸机。于是这里就只得求助于所谓命定和阴功的神话了。但命定和阴功究竟是渺茫的，在现实世界中应该怎样更切合实际地解释发财致富的原因呢？办法是在勤俭之外，再加上两次发掘藏金共三千余两。这是无可解释的一个解释，依然是个谜。《施润泽滩阙遇友》反映了封建中国的市民——工商业者的观点，并为他们作了封建主义方式的圆谎。它就是这样的一篇白话小说。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他们的思想意识还很幼稚软弱，因此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的所谓阴功的说教，但这并不妨碍作品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即市民——工商业者服务的性质。
《明言》卷四《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说：“多少有女儿的人家，只管要拣门择户，扳高嫌低，担误了婚姻日子。情窦开了，谁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要走差了道儿，那时悔之何及！”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当时市民阶层对恋爱婚姻问题的看法。这里有对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问题的批判，但是着眼点不高，带有庸俗的市井气。“三言”中许多爱情作品只是强调“少男少女，情色相当”，并不比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公式高明。有时恋爱的具体描写同“调光”相混，下流轻薄，趣味低级。
因此“三言”中有关男女问题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不配作为爱情看待的，至于具有反封建精神的作品就更少了。《白玉娘忍苦成夫》，着眼于个人命运的狭小圈子，国破家亡被作者置之度外；《蔡瑞虹忍辱报仇》，最后还是屈服于礼教而自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以爱情成就归因于佛法，宣扬迷信；《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为了一女不事二夫，金玉奴只得和杀人犯薄情郎重聚；《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女扮男装的黄贞女不敢嫁给平日的知己，却要另嫁，只是在嫁后才知道他不是别人：思想贫乏，谈不上对封建主义的反抗。所有这一切都同当时市民阶层的恋爱婚姻观有关，都可以从这个恋爱婚姻观得到解释。
以单独一个作品而言，市民阶层的恋爱婚姻观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表现得最为充分。这篇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话本小说，受到编者冯梦龙的特别重视，排在“三言”的第一篇。它有两万多字，是“三言”中少数篇幅较长的作品之一。在明代有闲闲子的《远帆楼》传奇，柳的《珍珠衫》传奇，清初袁晋也有同名的传奇，都是它的改编（见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可见它影响较大。
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王三巧美满新婚不久，丈夫蒋兴哥往广东经商去了，一年多还不归来。徽州陈商偶然看见了王三巧，就托卖珠子的薛婆去勾引。王三巧虽然被骗失身，却同陈商“恩深义重，各不相舍”。半年之后，陈商回徽州，王三巧私把丈夫的珍珠衫送他作为纪念。陈商在苏州遇到蒋兴哥，却不知道他的真姓名，无意之间泄露了奸情。蒋兴哥回家休弃了王三巧。王三巧后来嫁给吴知县为妾，蒋兴哥将十六个箱笼送她作陪嫁。这时陈商重访王三巧不遇，又因被盗，郁郁而死。他的妻子赶去探看，流落在外，无以为生，嫁与蒋兴哥为妻，珍珠衫才物归原主。后来蒋兴哥往广东做生意，失手打死人，关入监牢。王三巧得知前夫有难，向吴知县哭诉求救。吴知县见她夫妻情重，让他们重新团聚。
王三巧同蒋兴哥过的所谓恩爱生活是“成双作对，朝欢暮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但是她的这种感情连一年半载的别离也经受不起，更不必说人生道路上真正严峻的考验了。她同陈商也是“你贪我爱，如胶似漆，胜如夫妇一般”，可是陈商的死亡并不曾在她心上留下什么创伤。
而且并不偶然，当王三巧被休弃，她自杀得救时，母亲劝她道：“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这就是小说所描写的书中人物的所谓爱情，既不含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因素，也缺少任何富有诗意的东西，只不过是庸俗的所谓情色之欲罢了。
蒋兴哥休弃了王三巧，却又送她十六只箱笼作陪嫁；王三巧改嫁给吴知县作小妾，却又对前夫旧情不断。这里好像有一些同封建礼教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如果把它们说成是爱情和礼教的冲突，说成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冲击，那么这冲突这冲击就未免太可怜了。有人说这表明贞节观念在市民阶层的爱情生活上已逐渐丧失它的作用，这难以令人同意。如果蒋兴哥对陈商的情妇即他自己的前妻王三巧的藕断丝连的感情值得赞许，如果吴知县的小妾王三巧对她前夫蒋兴哥的怀恋可以肯定，如果王三巧同情夫陈商的爱情同她对丈夫蒋兴哥的爱情不妨调和统一，那么丧失作用的首先不是封建礼教，而是人类爱情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如果作者能够比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得高一些，写得深一些，上面对书中人物的指责就不一定意味着作品的缺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却不能这么说。
小说即作者对陈商的批评是：“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
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小说即作者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议论是：“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
“我不淫人妇”，是为了“人不淫我妻”，婚姻不妨同买卖相比——在庸俗的冷冰冰的计较之下，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显得多么轻微无力呵。
这篇话本之所以在全书中显得篇幅较长，是由于它具有当时作品中少见的那么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和体贴入微的心理刻画。例如它描写王三巧在楼上远远望见陈商的模样以为是她的丈夫归来，而她的注目而视却使陈商以为她是对自己有意。这一次错认是后来整个故事的发端。这样描写使得王三巧和陈商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不至于显得过分轻狂。作品刻意经营的正是陈商通过薛婆勾引王三巧的整个过程，许多不加批判的不健康的绘声绘影的渲染同庸俗的市民阶层的恋爱观结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带有自然主义倾向。有一首英国诗说，并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同时也不妨说，中国文学史上并不是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东西都是进步的概念。
“三言”一百二十篇作品中大约有三十六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在四十四篇明代作品中它们占一半多。恋爱婚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维护或反对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社会问题，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它在话本题材中所占的过分突出的地位，却意味着其他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是话本小说带有根本性的一个缺陷。这只能从话本作者以及听众的社会地位得到解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仿佛可以置身于现实斗争之外。正因为如此，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话本和拟话本很少有意识地把它作为社会问题来对待。这是明代恋爱婚姻话本的一大弱点。
《卖油郎独占花魁》对女主角心理的前后发展、卖油郎同她晚上初会时的志诚体贴的描绘同如闻其声的老鸨的那张快嘴，表明话本——一种以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艺术已经完全成熟了。从话本白话艺术的高度成就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奄奄一息的明清古文再也产生不出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家了，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三言”中以历史人物（包括文人）为题材的小说大约有二十篇，占全书篇目的六分之一。它们的特点是往往不以历史记载为依据，而是从传说出发；不写或少写这些人物的所谓立身大节，而写他们的私人生活：总之是无意写历史小说。例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唐解元一笑姻缘》，只要把主角的姓名一改换，谁也看不出他们同历史人物有关。《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所叙述的沈郺直言敢谏受奸臣严嵩陷害的故事，与《明史》卷二○九《沈郺传》的记载相同，可是小说的主要部分，即沈郺长子沈襄（小霞）和他的小妾闻淑女的故事却出于虚构。在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站在沈郺父子一面的，除闻淑女外，还有贾石、狱卒等小人物。即使在那么黑暗的权奸统治之下，他们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也是强大的。这就使得小说的意义超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范围了。小说把斗争的重担放在受人鄙视的小妾身上，从而对她作了热烈的歌颂，这又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背叛。另一篇明代小说《蔡瑞虹忍辱报仇》的用意正与此相同。《刘小官雌雄兄弟》、《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刘方、李秀卿都以女扮男妆成为小说的主角。以上几篇虽然各自成就不同，它们反对男尊女卑的民主思想却是一致的。
“三言”中如《通言》卷一〇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卷二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及《恒言》卷二四《隋炀帝逸游召谴》文言成分较重。那是由于它们作为宋元旧篇，成书较早。此外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由于都以文人的文言笔记小说为依据，然后改成半文半白的作品，并且增加、补充了许多情节和细节描写，同真正的话本可能略有区别，但不能说是文言小说。
“三言”中公案和宗教鬼神小说大约各占十五篇。公案小说是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好奇心理而兴起的。作品对清官的歌颂掩盖了它们对黑暗的封建社会和封建衙门的轻微的揭露，粉饰过于批判。明代公案小说的艺术技巧也不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那样的宋元旧篇。明代中叶以后，宗教流行，如嘉靖时的道教、万历时的佛教，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借它们作自我陶醉之用，而且在感到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时，用来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从现实转移到来世，从而消除他们的斗志。宣扬道教神力的《张道陵七试赵升》、《旌阳宫铁树镇妖》，虽然传说较早，但它们在明代广泛流行，显然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