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一个美好的字，伴随着中华民族度过了漫长的历史。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中国古人除了喜好、迷恋玉的物质特性，还赋予玉鲜明的人文色彩和丰富的思想情感，不仅以玉作器、以玉为饰、以玉喻美，而且以玉比德、以玉为礼、以玉悦神，由此创造了绵延千年的玉文化。无论是新西兰毛利族玉器、美洲印第安人玉器，还是日本古玉、阿拉伯古玉、西伯利亚古玉、欧洲古玉，都无法与中国玉器相提并论，因为它们或昙花一现、源流无绪，或玉质粗劣、碾琢草率，或种类单调、用途狭隘。那么，博大精深的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走进本章，一起探索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及发展，并看看史前先民是如何用简陋的工具雕琢出一个“玉器时代”的。
第一节 良渚文化与良渚玉器
明清以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神秘的玉器，其细致精湛的工艺和规整庄重的造型深深地吸引着收藏家、古董商、宫廷和海外的博物馆。这些玉器大都出自浙江余杭的良渚、安溪和嘉兴的双桥一带，被人们称为“安溪土”和“双桥土”。在很长一个时期，它们被视为中国古代周汉之际的器物。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古文化探索的人士在余杭良渚发现了远古文化的遗址，由此拉开了良渚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帷幕。良渚古玉——这一神秘玉器的面纱，也随着考古的进展而逐渐被揭开。
一、良渚文化的发现与探索
对良渚古玉的认识是伴随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而展开的。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一带发掘了良渚棋盘坟、荀山周围以及长命桥、钟家村等遗址，同时调查获知的遗址有10多处，出土了众多的黑陶与石器，并撰写了《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同样在1936年，在复旦大学求学的何天行，得知家乡良渚一带常有玉、石、陶器发现，便多次利用假期前往长命桥、荀山等地进行调查，陆续采集、购买到一些陶器和石器，并撰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施昕更、何天行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开了良渚文化科学考古之先河。由于良渚遗址出土的黑陶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这些遗存一度被看成是龙山文化或黑陶文化的江南类型。
20世纪50年代，随着浙江杭州的老和山遗址、水田畈遗址，湖州的钱山漾遗址、邱城遗址，上海的马桥遗址、青浦崧泽遗址、松江广富林遗址，江苏的无锡仙蠡墩遗址、苏州越城遗址、吴江梅堰遗址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者开始从器物特点及组合上总结出了诸如鱼鳍形足鼎、发达的圈足器、表面易脱落的黑皮陶、穿孔石钺、角形石刀、石“耘田器”、有段石锛以及精致的玉器等这些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同的特点。这些独特内涵和鲜明个性引起了着名考古学家夏鼐的注意。1959年，他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把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主要包含黑陶的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由此开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历程。
20世纪70年代，太湖地区又发掘了江苏的吴县草鞋山遗址、常州圩墩遗址、吴县澄湖遗址、吴县张陵山遗址，上海的青浦崧泽遗址，浙江的嘉兴雀幕桥遗址、双桥遗址等重要遗址，获得了一大批考古新材料，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良渚文化内涵的认识。尤其是1972-1973年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发掘到了随葬有玉琮、玉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时期大型墓葬。在草鞋山198号墓中，发掘者惊喜地发现，琮、璧、串饰等玉器与良渚黑陶等其他遗物安静地躺在同一墓穴中。长期以来笼罩在玉器上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撩开了，良渚玉器的真实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回到了其应有的历史坐标中。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为解决此前江浙地区出土古玉的年代问题提供了准确的考古地层学依据。1977年又在吴县张陵山发掘到了随葬玉琮、玉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共出土了20多件良渚玉器。其中琮的形制纹饰与草鞋山迥异，体现出良渚文化玉器存在着明显的早晚差异。这些发现除了对解决“周汉古玉”的归属等问题有重要价值外，也为进一步认识良渚文化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形态以及前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与此同时，在浙江钱塘江南岸，发掘了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以其久远的年代和特征鲜明的文化面貌，使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性，受到世人瞩目。这对同属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探索与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随着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的相继发掘，良渚文化与良渚玉器的研究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1978-1982年，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几次发掘，发现了有大量玉琮、玉璧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研究者注意到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3号墓是其中最大的墓葬。研究者推测3号墓墓主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其随葬品有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玉琮、玉璧最具特色。33件玉琮被置于人骨架四周，24件玉璧则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这一现象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对良渚玉器与良渚文化内涵关系以及良渚文化在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地位的关注。一方面玉琮、玉璧等这些中国礼制中的重器，竟然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江南找到了渊源；另一方面良渚墓葬中类似后世《周礼》所记载的“玉殓葬”的情形存在，足以使人们相信，这一文化的社会分化与进步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982-1987年，上海青浦重固镇福泉山遗址的几次发掘，又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大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钺、玉琮、玉璧、玉锥形器等贵重玉器，也出土了鼎、甗、豆、盘等工艺精致的陶器。遗址中还发现了燎祭的祭坛和灰坑等遗迹。发掘者在对墓地的解剖中认识到，这一突兀的土山原是专门为埋葬这些墓主人而由人工堆筑而成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形象地称之为“土筑的金字塔”。受这一现象的启发，考古工作者意识到，寻找和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
这一认识上的突破，不仅为探讨良渚文化大墓的特点、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也为日后的良渚文化遗址、墓葬的发现与发掘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地，共清理出了排列有序的11座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土坑墓，布局排列间距有序，墓底有低土台、浅沟和棺椁板灰痕迹，随葬品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器、漆器等1200多件（组），其中玉器的数量占了随葬品的绝大部分。处于墓地中心位置的12号墓，随葬玉器数量众多，器类组合最为复杂，加工制作也最为精致，还出土了被发掘者称之为“琮王”和“钺王”的2件玉制重器。从墓葬所处的位置和随葬品的规格判断，墓主应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王级人物。反山的发掘深化了人们对良渚玉器功能的认识。考古学家不再仅仅从“敛尸”的角度看待这些随葬的玉器，而是意识到它们可能具有作为人神沟通媒介的至尊地位和王权至上的象征意义。玉器研究也从侧重于单类玉器的探究扩展到对包括琮、璧、钺、三叉形器、梳背、璜等玉礼器系统的释读。对玉器意义的新认识和对其功能的进一步解读，也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文化社会性质与文明程度的更好理解与判断。
1987年发掘的余杭安溪瑶山遗址，揭露出了一座在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边缘砌有石块护坡的覆斗状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出10余座与反山墓地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墓葬分南北两列，先后出土玉器、陶器、漆器等随葬品1000余件（组）。玉琮、玉钺、玉三叉形器、集束状的玉锥形器等主要见于南列墓内，玉璜、纺轮、圆牌饰等主要见于北列墓中，反映出南北两列墓葬可能存在性别或职能上的区分。通过大墓与祭坛、玉器与祭祀的关系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文化内涵的了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与公布，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模式，开始成为考古界最热门的课题。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一带由于发现了显贵者墓葬、大型祭坛、玉礼器等，受到格外的关注。于是，进一步探索良渚遗址群的文化内涵，也成了90年代后浙江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继反山、瑶山之后，1991年，在西去反山仅2公里的瓶窑汇观山上，再一次发掘到了一座与瑶山相类似的祭坛遗迹。经复原，祭坛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遗址中还清理出良渚文化大墓4座。1987-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被证实是一座人工营造的大型长方形土台，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现存相对高度8米以上。
遗址的主体是一个大型的夯土平台，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在其中心部位发现了以泥沙和石块多层夯筑的类似大型宫殿的建筑基址。2007年，又在瓶窑镇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被称为良渚古城的城墙遗址。
祭坛、宫殿、城址的发现，为进一步解释良渚文化的精美发达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在遗物与墓地上所表现出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组织结构等，找到了综合性的依托，并为复原良渚社会，将良渚文化性质的认识提高到古国的高度，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虽然探索仍在进行，但70多年来的考古积累已经形成较为明晰的看法，那就是距今约53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古国），确实是一片实证5000年文明的“圣地”，在中华文明的初创年代，正是从这里，喷射出最耀眼夺目的光芒。
二、良渚文化的玉器
良渚文化的夺目光芒很大部分是由精美的玉器所折射的，然而人们对良渚玉器的真正认识仅有30余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推测良渚古玉可能是周以前甚至是石器时代的遗物，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大胆的推测而已。直到70年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制品后，人们才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年代坐标上。此后发掘的吴县张陵山、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余杭反山等遗址，进一步印证了玉器与良渚文化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文化玉器的渊源与发展、类别与功用、纹饰与内涵、质地与工艺的认识。
1.良渚文化玉器的渊源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遗址的内涵常常不是单一性的，一处遗址往往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所以在包含良渚文化遗存的许多遗址被发掘的同时，在地层序列上也逐渐确立了由上而下的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叠压关系。如草鞋山遗址的文化堆积最厚处达11米，上下可划分为10个文化层。从文化层叠压关系可以看出其时间先后次序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早期良渚文化、典型良渚文化，直到进入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这一文化序列的确立，为寻找良渚文化及其玉器的渊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嘉兴的马家浜遗址而得名。马家浜文化约开始于距今7000年前，到6000年前发展为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已出现水稻种植、家畜饲养、陶器烧制和原始的纺织业，其中稻作农业已成为食物的重要来源，但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已有玉器出土，但玉器种类不多，仅见玦、璜、管等几种，局限于小件的人体装饰品。玉料主要是硬度较高的玉髓，制琢工艺以先打制成坯、再磨制成形为主，但一种借助解玉砂间接摩擦的新工艺已经出现。就总体而言，马家浜文化琢玉工艺较为简单，但正是这种初步的尝试，揭开了此后太湖流域史前高度发达的制玉工艺的序幕。
崧泽文化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它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年代距今约为6000-5300年。生产工具有穿孔石斧、扁石锛、条形石锛、石凿、骨镞、陶纺轮等；晚期出现石犁状器。居民从事稻作农业，在陶器的羼和料中经常发现稻壳和稻草末。制陶工艺进步，用慢轮修整陶坯的技术已经普及。陶器有鼎、豆、壶、罐等，所采用的压划图案、镂孔和彩绘装饰，十分醒目和美观。墓地中多单人葬，死者一般随葬工具和陶器，有少数墓还随葬作为财富标志的猪下颌骨。
崧泽文化早期玉器基本延续马家浜文化晚期玉器的风格，器形较少，仍以玦、璜等佩饰品为主，但玉钺这种专门化的玉礼器已经出现。晚期墓葬随葬品中，玉器的比重明显增加，新见环、镯、坠饰、半球形隧孔珠等器类，玉钺的出土数量也比早期增多。在器形、器类变化的同时，玉料选择在崧泽时期也产生了根本性变化，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逐渐取代玉髓等玉石而成为玉器取料的宠儿，并带来玉器制琢工艺的全面变革，以柔性线状物和硬性片状物作为工具，裹带解玉砂的琢玉工艺，已成为玉器制作中最常见的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