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问题
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问题，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从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开始，西方就有学者从栽培植物的遗传变异和地理分布来研究农业的起源。如19世纪后半期瑞士植物学家德·康德尔就提出过每一种作物都起源于一定的地点，且起源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观点。1926年，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在德·康德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全世界至少有西南亚洲（中亚细亚）、地中海区域、东南亚洲和热带美洲高原4个作物起源中心的观点。
以后，随着考察地区范围的扩大和对考察材料的进一步分析，1935年，瓦维洛夫进一步从遗传多样性中心提出了农业起源的8个中心，即中国-东部亚洲、印度-热带亚洲、中亚细亚、西部亚洲、地中海沿岸及邻近区域、埃塞俄比亚-东非、墨西哥南部与中美洲、南美洲。他认为这8个中心在古代由于山岳、沙漠或海洋的阻隔，其农业都是独立发展的，所用农具、耕畜、栽培方法各不相同，每个中心都有相当多的有价值作物和多样性的变异，是作物育种家探寻新基因的宝库。之后，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对瓦维洛夫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农业起源有近东、中国、中美洲3个中心和非洲、东南亚、南美洲3个非中心的体系。
20世纪中叶，由于在西亚发现了最早的农业遗存，于是，就有学者认为西亚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是农业文化发生的摇篮。也有学者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提出农业起源中心在东南亚的观点。农业起源一元扩散论的观点一度较为流行。这一观点认为农业首先起源于一个地区，然后像缓慢移动的波浪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但是，在最近的四五十年间，随着中美洲、南美洲、北非、南欧、东亚和南亚等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人类在上述地区开始从事生产性经济的时间远比以往的猜测要早得多。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作物类型之间存在的显着差异，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起源可能是多源的。
对农业起源地的判别，一般应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大致可能归纳为四点：一是必须发现最古老或接近初始阶段的可鉴定为栽培种的作物遗存；二是这些遗存是应位于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范围之内；三是具有适宜于作物被驯化栽培的气候和降水、地形、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四是发现有人类文化的遗迹及农业工具。根据这些条件，至少西亚与中东、中美洲、东亚、东南亚等地区都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
在西亚与中东，有关农业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如位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遗址，处于约旦河谷，遗址堆积从中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考古学家在距今9000年前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了确凿的农作物遗存：包括100多件炭化谷物、豆类和水果的标本，还有一些泥砖上的作物印痕，其中有西亚代表性的农作物大麦和小麦。这里的发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制陶业并非同时出现，其中农业出现在前而陶器发明在后；二是早在农业之前，人们就已大量采集野生大麦和小麦为食，并出现了泥砖叠砌的定居性房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认为只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出现定居村落的观点。
中美洲考古也获得了有关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如在美洲中部墨西哥高原上发掘的特瓦坎遗址，在该遗址距今约8000-7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有人工种植的西葫芦、鳄梨等；距今约7000-5000年的文化层中出现了玉米、菜豆、南瓜等栽培作物，并出土有加工粮食的磨盘、磨棒等。这一遗址所反映的文化特点，首先是发现了不同于西亚地区的另一植物系统被人类驯化，并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需品——粮食；其次是该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最早出现于距今约8700年前，而定居村落为距今5000年，陶器也迟至距今4300年前后才从外部输入，并非当地的创造发明。此外，有关孢粉分析发现，在墨西哥有早到距今8万年前的野生玉米花粉，从而表明，这里是玉米野生祖本的原生地。
关于东南亚地区农业起源问题，近百年来虽然不断有人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像耶利哥、特瓦坎那样时间较早而证据可靠的农业遗存。在泰国东北部属于和平文化的仙人洞遗址（距今约1.1万年）发掘中，曾发现有扁豆、葫芦、黄瓜等植物种子，但是否栽培种尚不能肯定。又据调查，这一地区现代至少分布有8种薯类野生品种，故有的学者认为，芋、薯类等块根、块茎作物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地区。有人进一步推测，在这一地区，芋、薯、香蕉、甘蔗等无性繁殖的作物栽培可能早于谷类作物。此外这里的石器、住居及采集的食物等均具有自身的特征，而不同于西亚和中美洲的文化。
说到东南亚，不妨提一下美国地理学者索尔在《农业的起源和扩散》一书中的有关农业起源地的推论。索尔认为最早发生驯化的区域和人群应满足下列条件：植物驯化不可能发生在食物不足的地区，因为受饥饿威胁的居民，没有闲暇去进行那种在遥远将来才能收获食物的试验；驯化中心必然位于一个动、植物种类繁多的区域，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遗传因子可供选择和杂交，这意味着要有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驯化不可能首先出现在大河的河谷内，因为那里需要先进的治水工程；耕种不得不在林地中开始，因为原始的人类在那里能够容易地由于树木枯死而取得用于栽培的空地，他们没有能力去破碎草地的表层草土；最早的农民必须已经掌握使之倾向于耕种的技能，狩猎者不可能获得这种技能，但“林居”的使用斧头者应是驯化者的祖先；原始的驯化者应该是定居的，因为人的食物也是兽类喜欢吃的，如果人类不在那里经常照管成长中的作物，就不会有什么收获。根据这些必要的条件，索尔推论植物驯化的最初中心应在东南亚。虽然这一推论并不一定准确，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即便是现在看来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农业的发生在距今1.2万年前后。由于世界各地明显存在着环境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极具不平衡性；又由于世界各地动植物资源所存在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各地选择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种类也各不相同，史前农业出现的时间也有早有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农业的起源无疑应是多元的，至少存在着几个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和演化中心。
三、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的地位
中国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历来受到广泛关注，如德·康德尔、瓦维洛夫等学者在谈及农业起源问题时，都把中国或东亚看做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中国农学家丁颖从20世纪30年代起，多次提出稻作栽培起源于华南地区。1948年中国农学家周拾禄提出中国可能是水稻栽培起源的中心。1969年，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专着《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中认为中国最古的农业是旱地陆种农业，中国农业起源于黄河流域黄土区域，主要农作物粟原生于华北地区，粟在华北被种植的时代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又是水稻的原生地区之一，水稻应原生于江淮以南，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稻的国家。
最近40年来中国史前农业考古的一系列发现与研究，使中国史前农业特点及其在世界史前农业中的地位等问题，变得更为明晰。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些较明晰的和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基础，形成南部稻作、北部粟作的史前农业两大系统，这在世界史前农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言，中国无疑是自成完整体系的农业起源重要中心之一，也是史前农业地理分布广阔，并保持着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国家。农作物中，如稻、粟（稷）、黍等粮食作物，油菜、小白菜、小葫芦、菜豆、紫苏等蔬菜类作物，以及油料兼衣着原料的大麻，都是中国本土原生植物。猪、狗、牛（黄牛、水牛）、羊（山羊、绵羊）、鸡、家蚕等家养畜禽、昆虫中，也有不少品种属于中国首先起源或原产的。
第二，中国新石器时代有发达的农耕文化，目前发现农作物遗存的地点之多，数量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譬如，据20世纪90年代末对出土水稻遗存（遗存形态包括炭化稻谷和米、印痕、稻植硅石等）的不完全统计，共有遗址137处，其中长江下游44处占32.1%，长江中游57处占41.6%，淮河流域、黄河流域、西南地区、东南沿海等合计36处占26.3%。近年来发现水稻遗存的地点又有较多增加，特别是因采用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发现了一批出土水稻遗存的新地点。
第三，基本肯定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亚洲栽培稻）的国家。考古发现表明，不仅玉蟾岩、吊桶环、仙人洞、上山等多处公元前1万年左右的栽培稻遗存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稻作遗存，而且直到八十垱、贾湖、跨湖桥的水稻，年代也大多超过东南亚、南亚的栽培稻，也远早于仅限于西非部分地区的另一种栽培稻——非洲稻。已揭露出来的城头山、草鞋山史前水稻田，也是世界上目前所见最早的水稻田遗迹。当时选择在近水源的低洼地段开辟稻田，并有了一套小型的水稻田灌溉系统。这在世界史前农业史上具有领先地位。
第四，粟是中国华北地区的原生植物。粟的野生祖本是狗尾草，在中国古籍中称之为“莠”。在旧大陆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几个重要地区如西亚、中美洲等地，均没有发现粟类作物；欧洲发现的最早的粟为公元前3000年。中国在距今约8000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栽培粟类实物遗存。
因此，粟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国内外比较一致的意见。
第五，中国史前农业在农具、耕作方式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农具方面，广泛使用石、陶、木、骨、蚌等材质，农耕整地类主要有耒、耜、锄、犁等，收割类有刀、镰等，加工类有磨盘、磨棒、杵臼、碾子等。耕作方式上，整治旱田长期采用火耕、耜耕或锄耕相结合的方式，整治水田长期采用火耕、踏耕、耜耕相结合的方式，水稻种植中又较早出现了田间小型灌溉系统。诸方面都显示出鲜明的本土特征和历久性传统。
第六，黄河流域开始栽培的小麦，究竟是来自中亚西亚的传播还是本地起源的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世界公认小麦、大麦最先在西亚栽培成功，其年代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黄河流域地区古代小麦是由西亚、中亚传入的。但面对中国境内现有考古发现的物证则提出了疑问：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武功赵家来发现龙山时期小麦秆印痕尚属孤证，那么，近年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及夏、商、西周时代的小麦已被多次发现，又对照新疆、甘肃、青海一带已发现的早期小麦，都不能从时间和路线上显示出小麦依次由西向东传播的迹象。
有意见认为，普通小麦（即六倍体小麦）是在我国独立起源的。
第七，大豆的栽培起源于何时有待进一步探索。大豆本是中国特产，国际公认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据近现代的调查，大豆野生种广泛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和长江流域一带。目前所知新石器时代发现的大豆，如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渑池班村（裴李岗文化）、滕州庄里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都属野大豆。洛阳皂角树村相当于夏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的大豆，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栽培大豆实例。
附：建议阅读论着目录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见《稻作科学论文选集》，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
3.游修龄：《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4.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5.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6.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7.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8.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