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血淋漓的清廷“迁界”。这一年，清廷为了断绝沿海居民给占领台湾的郑成功接济，消灭郑成功，想出了这么一招儿：把沿海所有的庄稼、树木、房屋统统毁掉，逼迫沿海居民迁往内地，让郑成功军队在沿海一带找不到补给品，断绝他们的生命线。迁海令一发布，上至山东、下至广东，沿海三十里居民都得迁往内地，沿界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当时晋江迁界的边界以晋江内坑、龙源山、石狮、宝盖山、鹧鸪寨、泉州后渚、洛阳桥为界。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反对清廷的迁界禁海政策，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天下一统”，又影响财政收入，应尽快“讨平台湾”。不过，朝廷非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解散水师，将他召入北京城，担任内大臣，闲置了12年。
在这场“迁界”中，谁家要是没有及时撤走，一场大屠杀随即开始。
晋江以东的泉州城，有个名叫“乌屿桥”的村子。那里的村民，因为过惯了捕鱼、晒盐、开垦沙田的悠闲日子，不愿离开世代生活过的土地和家园。清廷就采取武力手段，一个字：杀。全村百姓无一存留，即使是不满月的婴儿都被残忍地一一摔死，然后又放了一把火，把整个村子烧成了一片废墟。
“迁界令”一下，大兵压城，临海的金井镇石圳村屋舍化为废墟，拖家带口的李氏，准备到英林投靠老婆的娘家，可是当时到处是兵荒马乱的，差点在路途上丧命。迁界当天，金井镇钞岱村的洪氏的母亲不幸过世，灵柩设在厅堂；可那时的村庄沦为一片荒地，房子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海岸荒无人烟；朝廷派兵戍守，出界者死；当时年仅13岁的洪氏，冒险越过界碑，偷偷地拣回其母尸体。
原本居住在安海甘蔗巷内的汪氏一家，抱着锅碗瓢盆，挑着家当，扶老携幼，一步三回头，痛哭流涕地离开故土。在南安、永春、安溪等地的乡间道路上，汪氏触目所及是从安海城被驱赶出来的居民，他们沿路乞讨、风餐露宿。汪氏一家一路流浪，辗转来到了莆田仙游县盖尾镇一个叫窑头街的地方，落脚安家，以烧瓷为生。尽管远离故土，但他们不忘自己的根，拿起木炭，在房门背面的木板记下祖上灯号和字辈。
1683年，63岁的施琅统一台湾，沿海复界，居民回迁。在施琅的号召下，安海各大姓的族民陆续迁回，划分地段，兴建聚族而居的9个建筑群，如金厝围、沈厝围、史厝围等。这一年，施琅将驻山西古陵把总的族弟施秉，调来安海，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全面清理安海城的废墟，按明代格局，规划街巷，建起馆口街、下墟街等，原来的二十四境依次恢复；在安海龙山寺前搭盖简易民房500多间，招抚回乡迁民。
也正是这一年，思念故土的汪氏，从仙游县举家回迁安海。回到阔别22年的家乡，炊烟不起，鸡犬不闻，从前的老房子已是一片废墟，屋顶被烧毁，墙角坍塌，只有石裙不倒。学着邻里筑墙的土法，汪氏从废墟里挖出旧砖瓦和碎石子，和着泥土砌成了墙体。这就是后人说的“出砖入石”。
一年之后，施琅还请求朝廷将福建海关设在厦门，在泉州、厦门设口馆10处，安海鸿江澳口馆便是其中一个，馆设在朝天巷内，凡商船越省贸易或贩往外洋船只出入，接受税官检查。当时安海镇内外又设两处墟市，为晋南农产品集散地，双日在上墟北门埔，单日在下墟高家祠前。
今天，从车水马龙的安海中山中路，拐进一条小巷，人流的喧闹声远去，偶然听到的几声犬吠衬托出这里的宁静。这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叫永高山，不足百米，散落着三三两两的“出砖入石”的老房子。位于安海永高山4号的金墩黄氏三房祖厝，便是清代“复界”时建起来的。从永高山到石狮巷，一共建了6间闽南大厝，都是施琅将军当年发起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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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迁界”时的安海古城，成为一片废墟，曾经扬名海内外的安海港日渐式微。旷日持久的迁界，不仅极大地削弱中国海上力量，还扼杀了已然驰骋于世界的安平海商。安海复界后虽有恢复发展，但因清廷建海关于厦门，闽南海上贸易，转以厦门为中心。因安海离厦门航程短，航道安全，便成为厦门的转运港口。安海港不再有昔日的盛况，沦为厦门的一个附属港口。
“迁界”致使沿海居民无以为生，大批难民逃亡海外，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定居下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营，他们把定居地建成了人烟稠密、外贸发达、经济繁荣的港口或者商业区。这些难民的后代，就是现在的“华侨”。目前晋江籍海外华侨有200多万，其中不少华侨的先辈就是当时移居海外的，而且以旅居菲律宾为多。
清廷在沿海大搞“迁界”，是为了消灭郑成功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郑成功的力量，但是由于海岸线实在太长，无论怎么防守，都防不住郑成功的军队继续进入大陆获取补给品。
十、辛亥福建第一枪——安海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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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安海暴动，是因一次偶然的酒楼赊账小纠纷而起。
穿过安海中山北路，来到事件发生地——安海卫生院对面的百货商店，即杏芳林酒店的旧址。这是一栋两层高的闽南古厝，是安海暴动的见证。时过境迁，老宅早已没了酒楼喧嚣的气息，但气派的骑楼，雕梁画栋，仍掩饰不了昔日的热闹与繁华。据说，清政府调驻安海的“防堵兵”常常在这里喝酒。
站在杏芳林酒店旧址的大门口，我们似乎听到了遥远的枪声和疾疾的脚步声——
1911年11月7日傍晚时分，如往常一般，几个清兵在杏芳林酒店买醉。几杯下肚，清兵借着酒劲，因为赊账之事与酒店伙计动粗，气急败坏的清兵骂骂咧咧，气焰嚣张。看不过去的来往民众，围拢一起，团团堵住酒店门口，还清兵以颜色。这时，混在人群中的革命党人蔡温见事可为，悄悄溜出去密告同盟。当晚7点左右，接到密告的革命党人杨文炳，穿着一件灰布对襟长衫，神色匆匆地出门。杨文炳赶到酒店，认为这是下手的好时机，大声喊打。顿时现场一片哗然，围聚的群众越来越多，声势浩大，开始有人扔石头，杨文炳与一群革命党人乘机痛打清兵。见势不妙，清兵冲出人群，逃到楼仔后的一家饭馆，而后溜回驻防地，即武衙门边的旧武庙。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有2000多人，他们紧随其后，包围了武衙门，喊打之声震天。看到这架势，清兵向天开枪示威。可老百姓丝毫不示弱，反而冲进武营，却发现清兵早已从后门溜走。盛怒之下，群众放火焚烧武衙门。
“抢分县衙门呀！”“抢粮局哦！”“要烧海关了呀——”暴动发生的这天晚上，安海街头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暴动的群众一不做二不休，一把火烧掉武衙门和防堵营地之后，又接连捣毁了粮局和分县衙门，最后冲到海墘（现鸿塔小区一带）要拆毁海关驻地，当地黄姓族人出面劝阻，群众才作罢。直到凌晨三点，人群才散去，安海城也恢复了平日的安静。
天将明，杨文炳回家。妻子看到他光着膀子，满头大汗，气有些喘，问：“那件衣服哪里去了？”他说：“把上衣绑在木棍上，蘸着油，当作火把使用，烧了武衙门。”第二天，他单枪匹马，要去泉州城烧衙门。刚走到泉州南门外，看到那里清兵戒严，他就潜回安海。
这时，一个蒋姓的广西人传密信给杨文炳，信中一再吩咐不可轻举妄动。
这个神秘的广西人为何要暗中保护杨文炳呢？这得从杨文炳的出身说起。
杨文炳出生在永和镇上宅村的一个小商贩之家，由于父亲在安海做蒸糕买卖的缘故，小小年纪的他，便随父亲住在了安海城。少时，他跟一个住在安海西河境下林的外地人习武，练得一身轻功和缩骨术。在安海一带，年轻的杨文炳名气很大。没上过一天学堂，但他有一身武功，是个“敢拼命的人”。除了摆摊卖糕菓，他还当过陈清机的贴身保镖。陈清机每次从海外回到安海，他都形影不离，陈清机去了海外，安海的老家则由他看家护院。
1908年的一天，杨文炳遇到了一个姓蒋的广西人，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蒋姓者把自己要在安海组织推翻清政府的武装，透露给他，并交代负责发展组织，准备起义。几天之后，蒋离开安海，走之前，留下一笔钱款，当作活动经费。没过多久，杨文炳招集二十多名当地壮汉，参加革命军。名单依照蒋的嘱咐，上报广西某处。姓蒋者每半年来安海一次，每次都住在杨文炳家，组织革命党人召开秘密会议。
安海暴动发生的前半个月，一个头戴毡帽、身穿长马褂的中年人，来到杨家。杨文炳后来告诉妻子许女士，这人就是姓蒋者。蒋先生都是半夜摸黑进杨家，然后与杨文炳反锁在房间密谈。这次，他们接连谈了七个晚上。而后，蒋先生又神秘消失。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11年11月7日，安海城就发生了火烧武衙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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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如此惊人的暴动，安海城顿时炸开了锅，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年轻人个个欢天喜地。可老人却连连顿足叫苦，他们以为烧掉衙门等于造反，上方一定会起兵围剿。老人们忧心忡忡地说：“真是轻举妄动！烧衙门，这是造反的举动，还了得？”
正当老人们惶惶不安之时，1911年11月8日，也就是安海暴动的第二天，安海街头出现一张革命军的公告，曰：“焚毁文武衙门和粮局等乃推翻清政府的必然行动，是革命军所为。安海同胞务须照常安居乐业，不必惊慌，耐心等候大军前来处理善后，建立新政府……”这张告示，如同给安海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人们放下心中的石头，该做什么做什么。几天过后，人们却发现这是一张假革命军之名的伪告示。原来是杏芳林酒店老板为推脱责任，请人代书，将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推给革命军，要是清政府前来追究，可以直接找革命党人，而与其他百姓无关。
安海暴动后，泉州官府准备派兵前来镇压，但安海暴动的消息，震动了全省，泉州城的人民反抗情绪高涨，再加上第三天就发生福州光复之事，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再后来，泉州也光复了。安海暴动之事就不再提起。
时间已过去百年，沧海桑田，当年参与安海暴动的革命党人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代大多移居海外，或散落各地。这些年，不断有人问：这场暴动是谁一手策划的？那个姓蒋的广西人是什么来头？业内人士会告诉你，蒋姓者很有可能受到孙中山、黄兴的委托，到安海组织秘密活动。但他为什么把安海这个弹丸之地当作革命基点，而不是福州、厦门？其背后一定有人给他提供信息，也就是说幕后有人在策划！理由是，杨文炳虽说只是一个小商贩，但孔武有力，胆量过人，是陈清机的保镖；而作为中国同盟会盟员兼孙中山好友的陈清机，又是安海人，囿于当时清政府因革命活动活跃，戒备森严，就转向幕后，所以也才有了姓蒋者几次现身安海，找上陈清机的保镖杨文炳，秘密组织革命活动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