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贤是个矢志不渝的工人领袖，获释出狱后不几年，苏州发生了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那是反对魏忠贤实质针对明王朝黑暗统治的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明代是太监为祸甚烈的时代之一，魏忠贤于天启年间得势，他勾结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专断国政，掌握特务机关东厂大权，自称九千岁，他的爪牙特多，所谓“其门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儿、二十小孩儿、四十猴狲、五百义孙之属”，中央六部和四方督抚都有他的私党，这些干儿子和徒子徒孙大拍魏忠贤的马屁，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建生祠。这一伙人疯狂地迫害知识分子，逮捕东林党人，长洲（苏州）人周顺昌是其中之一。执行任务的是织造太监李实和魏忠贤的干儿子巡抚毛一鹭，以及从北京远道而来的东厂特务。
周顺昌曾官吏部文选员外郎，人称周吏部。缇骑逮捕周顺昌的这一天，“士民望吏部颜色，如见天人，无不洒泣”，“百姓夹道执香，哭声干云”，四乡八镇的老百姓蜂拥而来不下数十万人。对于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倒行逆施，苏州士民颜佩韦和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率众冲入官府，击杀校尉，其余缇骑抱头鼠窜，巡抚毛一鹭藏在厕所中才得幸免。同日傍晚，另有一批缇骑乘舟往浙江逮捕东林党人黄尊素，民众于胥关焚其舟，迫缇骑“抱木片浮沉数十里，至僻处乃敢登”。
明王朝当然不会放过破坏稳定的罪魁祸首，颜佩韦五人挺身自投，英勇就义，“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
这五人同葛贤一样，是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
这场斗争发生在丁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第二年，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失势，苏州人一夜间拆掉了阉党为魏忠贤建造的普惠生祠，并在废基上安葬了五义士的遗骨，称为五人墓。
关于这件史实，《碧血录》和《吴县志》、《长洲县志》都有记载。
苏州市民的“发愤一击”，社会震动，影响极大。复社领袖昆山人张溥撰写了《五人墓碑记》，记录并称赞了这件事情，碑记中有这样几句话：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这种对读书做官的人与平民百姓的人格差异的理性思考和追问，是整篇《五人墓碑记》中最富有思想光辉的一段。中国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以读书作为手段博取功名获得社会承认的，依附在封建国家机器上甘心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往往恪守旧礼制、旧道德，而不能独立特行，哪怕被抄家被腰斩也绝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而不是异类，是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批判者，明明知道魏忠贤一伙是“矫诏”，在逆境面前，不趋炎附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遑论如葛贤、颜佩韦那样，不管那一套，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公众对黑暗统治的愤慨和反抗。
这种充满了深层社会思考精神的并不是所有知识阶层的人都认同的，大多数人依然把葛贤和颜佩韦等人的行为，同要离、专诸联系起来，以一种社会公认的封建道德和教义去规范，去阐释。清顺治十五年进士王士祯（渔洋山人）就是如此，持与陈继儒相近的态度，他的《五人墓》诗写道：流连虎阜游，宛转山塘路。石门映回波，英灵此中聚。满坛松桂阴，落日青枫树。生旁伍胥庙，死近要离墓。千秋忠介坟，忠魂誓相赴。酹酒拂苍碑，寒鸦自来去。
蒋士铨也是这样认识：“断首尤能作鬼雄，精灵白石走悲风。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
这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大致相仿的思想认识。
也有质疑的声音，雍正进士严遂成在《五人墓》诗中就说：“呜呼，荆轲聂政非丈夫，轻生一掷何为乎？”对传统的侠义行为的代表——刺客及其所作所为不以为然。
颜佩韦五人和葛贤的行为指向及其精神是一致的，他们是相通的，是市民阶层反封建的革命性实践。他们是平民世俗生活的佼佼者，是平民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的代表，他们没有封建知识分子依附于官本位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软弱，更多地体现了当时全社会的正义和良心。他们的行为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影响，与要离和专诸的刺杀行为相比，是为民众为正义，体现社会群体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目的不一样，精神也迥然有别，自然也远远超出了东林党人、复社成员的口头革命。
诗人尤维熊对此作了反思：“五人墓前流水长，饮他一勺味犹香。自从倾入闲脂粉，荡尽吴儿侠烈肠。”苏州地区人们的性格缺失，在五人墓前得到了补充，也一扫软绵的阴柔，展示了阳刚的一面。这是至为宝贵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会萎缩我们民族的精神，“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奋起抗争，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才是尤可称道的。
出狱后已58岁的葛贤也参加了颜佩韦等人的抗暴斗争，在五人就义后，他“高五人之风，庐于墓侧，卒葬其旁”。他是1630年崇祯三年病逝的，享年62岁，人们根据他生前的愿望把他葬在五人墓旁，后人合称为六义士坟。人们依旧深深地怀念他，无名氏的《葛贤墓》诗写在他入葬以后：葛将军，万夫雄，我昔遇之娄水东……死骨穿近五人冢，生魂啸动五雨风。葛将军，今死矣！权奇個校；谁与拟？……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窝囊的，但不妨碍对义行侠骨者的歌颂和赞美，以別人的豪情和牺牲浇注自己心中的块垒，这也是真诚的表白，同样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和慰勉，也可以看作是苏州人性格完善的一种肯定和嘉许。
清人赵翼的《山塘绝句》说得相当好：“普惠祠基筑短墙，五人墓木独苍苍。山塘满路皆脂粉，可少秋风侠骨香。”
李福也有相似的礼赞：“嗟尔，五人市儿舆隶尔，何所知尔独好义……虎丘塘，七里长，花市丛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
就是这座小小的纪念堂，挺直了苏州这座城市的脊梁，使这座美丽的水城有了永不停歇的正义和歌唱，也使柔弱的苏州人有了“奋乎百世”的骄傲。
注释[1]选自《遥望姑苏台——苏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山谷，作家。著有《回眸江南》、《世纪晚风》等。
玫瑰花[1]
林斤澜
大约十来年前，我去到无锡。高晓声带我到惠山，去看看大约三十年前住过三五个月的房子。上上下下可以推门的推敲而进，不可以的也到门缝张了张，走到第二泉那里，高晓声就要找个雅座喝碗泉水龙井，作为雅兴的收尾。我却惦记着一方池塘，塘边的青石板路，垂柳、太湖石假山。当年的日脚匆忙，年青的脉搏紧绷，有时在池边略站一站，也说不上悠闲，可有些清净的喜悦。后来的年头如浪头，一两年不起浪，叫做“弦儿不紧”，两三年呢，就是“缺根弦儿”了。人，不直升浪尖，就是滚落浪底，这才觉出来片刻的松弛宁静，可以海绵一样吸收柔情。回想起当年的池边小站，也有了当年感觉不到的滋润。
这个意思不容易说清楚，高晓声也不等我细说，笑笑，抬腿就走，有些蹊跷。
走到一个干坑旁边，站下。我说这不是，他说这就是。我说这不是这不是，他说这就是这就是。
一池春水哪里去了？青石板路哪里去了？一两棵干巴巴的树比没有还难受。我们住过的曲折小巷古旧平房都在哪里？拆了？圈起来了？空着了？
当年的忙忙碌碌失落在眼时的空空荡荡里，当年的片刻宁静也没有着落了，这个干坑若只管干巴也罢，不，它干在那里发愁。
又过去了大约五六年，又一次走到无锡，没有人带路，自己走到惠山。忽然出现了街市，马路，楼房。街市的繁华，马路的热闹，楼房的现代气象，应有尽有，应有的精神面貌也当尽在那里。
想着去看看一个新坟。当年的才女，后来错划、错捕、错杀，新近平反安葬的彭令昭之墓。没有找到。
人家告诉我在哪里哪里的山坡上，我无端想起若在当年的池塘——后来的干坑旁边，可好，能叫干坑又叫池塘了。
那么去找池塘，也没有找到，干坑也没有，连拆得空荡荡的地皮也找不见，眼前的都是楼房、马路、街市，好不气派。
又是后来的后来，想起来却有一座彭令昭之墓，在向阳的山坡上，新挖的黄土暄暄，墓碑上没有刻下“三错”，有一首才女的小诗，写着带刺带血的玫瑰花。
补记
这篇千字文是应《江南晚报》之约，凭点感想，随手写下，后来竟得了个奖，转觉写得随便了。
八十年代初，彭令昭平反后，亲朋同学给她立碑。有说刻上错划错捕错杀，那么是块三错碑。有说碑在名胜景点，只怕煞风景，岂不第四个错了。有考虑周到的，以为立碑求其长久，还是不太扎眼的牢靠。有想象力丰富的，主张刻上一首才女自己的小诗，意味深长，又别致脱俗，这个主张大家赞成了。
有几位建议刻上一首叫做“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记不清最后的决定了。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酒流成河……
也曾商量营墓于无锡惠山，后来选定她的生身之地苏州灵岩山，两地都是天堂风光，都是适宜的。决不会煞风景，倒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名堂也说不定，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看见到处想方设法的卖钱。
诗人邵燕祥介绍过她的诗，标题是“血泪中的玫瑰花”。她自己在狱中说过：“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像这样的话，都像石碑一样沉重，且有棱有角不兴随便。
注释[1]选自《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