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山田家的老屋，青瓦白墙，当时不要说外仁村，就在安顺乡，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但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是斑驳陆离，百孔千疮。台风季节一过，砖墙出现了一个窟窿，犹如脱过粒的玉米棒子，一碰就会掉下砖块来。再拖下去，一旦房屋倒塌，叫他们一家老小住到哪里去。丁山田只好咬咬牙，挤出一点钱，叫来一个老泥工帮助修理。
老泥工在清理窟窿旁边松动的砖块时，忽然看到砖墙中有个锈迹斑斑的盒子。这盒子是用铁皮做成的，长30厘米，宽20厘米，高10厘米。老泥工弄掉盒子上的石灰和泥土，用衣角抹了抹，看到上面有个红星。他用手中的泥瓦刀轻轻地撬开盖子，里面是一个黄油布包。老泥工知道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西，正准备拆开这个包，看看里面是什么，丁山田过来了，看到老泥工手中的东西，猛地一惊，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他笑了笑说：“这个盒子是我们放在那里的。”
既然是主人收藏的东西，一个吃百家饭的手艺人，自然不好意思拆开来看了。老泥工把铁盒子重新盖好，递给了丁山田。
丁山田来到房间，他双手发抖，浑身血液像被烧开了，一股股往外涌，找了半个世纪的铁盒子，终于捧在手中了。他轻轻地把它打开，拆开黄油布，拿出一张字条看了看，叹了口气说：“你来迟了。”他重新照原样放好，盖上盖子，找了块干净的布包好，放进了箱子。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丁山田的砖墙挖出一只铁盒子的新闻，像一只长了翅膀的小鸟，第二天就飞遍了整个外仁村，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猜疑着，丁山田家祖上是财主，他们肯定在解放前夕把金银财宝藏了起来，拉大旗作虎皮，用了红军留下的铁盒子，里面一定是张藏宝图。
这件事一传两传传到了一位老人的耳朵里。这老人叫荀择柱，是位老红军，解放后，他要求来到曾经战斗过的临溪县工作，担任县里的领导。现在近80岁了，早已离休。眼下虽然满头银发，可还是腰板硬朗。一听说安顺乡外仁村有户人家从墙中挖出一只有红星图案的铁盒子，不觉心头一喜，难道就是寻找多年的那一只？如果是它，自己搁在心头的那笔债可以归还了。
往事，像电影似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1934年12月，荀择柱已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司务长了，这一天，他们途经浙西北的一个村子，因天色已暗，准备宿营了，村里有个财主叫丁文悟，他同情革命，热心支持红军，主动请部队到他家里住宿，并送给粮食等东西。丁山田是丁文悟的儿子，他围着荀择柱问长问短，好不亲热。
第二天，部队离开时，荀择柱感到那个放钱的铁盒子太笨，行军中携带不方便，就把写好的一张字条放进了铁盒子，交给了丁文悟，要他好好保管，等到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后交给当地政府。
荀择柱来到临溪县工作后，到各乡镇人民政府了解，并没有谁上交铁盒子，他也亲自去查问，但终因时间流逝，加上当时是路过的，不用说在哪个乡哪个村，就是到底是否在临溪县也记不清了，离休后，他常常惦记着这件事，搞得神思恍惚，心理上的压力和负疚感更加强烈。他想，年龄一年年大起来了，不做好这事，死也难以瞑目，要抓紧时间寻找铁盒子。现在，有的就是时间，他就去一些农村找老人聊天，以便从中得到线索。他还要儿女、亲戚、朋友、老部下多多留神，听到有关铁盒子的消息马上向他报告。只要是在他长征时走过的浙西北和相邻的安徽一带，不管多远，都要去看个明白。结果，都是一次次高兴而去，扫兴而归。这次会不会也是挑雪填井——白费力呢？
荀择柱一路打听，来到了外仁村，找到地丁山田。一见面，他就认出来了，是他，没有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荀择柱为什么能一眼认准呢？原来，丁山田头上有个特殊的记号，他的左耳朵没有耳垂。
那一年，荀择柱他们离开浙江来到安徽境内，大约一个星期后，丁家那15岁的儿子突然追上来了。
原来，红军刚离开外仁村，还乡团就回来了。有人告密，红军曾在丁文悟家宿营，并留下一只铁盒子。还乡团冲进丁家，把丁文悟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要带往乡公所。血气方刚的丁山田拿起一把菜刀冲出去要和他们拼命，还乡团长举起枪想吓唬他一下，对着他的左边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他的枪打偏了，打着了丁山田。还好，没有打中要害，子弹穿过了他的左耳垂，母亲把他拉到家中。
还乡团要丁文悟交出铁盒子，丁文悟早有准备，红军一走，他就一个人悄悄地把铁盒子放进了墙里。他知道，只要承认有铁盒，自己就要以私通红军被定罪，他和妻子商定，说什么也不能松口，只要咬紧牙关，还乡团又没有真凭实据，奈何不了他的。
丁山田的伤不重，上了止血消炎药后，就不要紧了，只是没有了左耳垂。丁山田的母亲想，铁盒子的事在他父亲那里问不出，一定会来寻找他们母子的，当时儿子也在场，如果说漏了嘴，被抓住把柄，事情就麻烦了。她拿出五块大洋，要丁山田到亲戚家去躲避一下，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天黑后，丁山田偷偷地出门了。到哪里去呢？红军战士一个个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出现在眼前，对，找红军去。红军沿途写了不少标语，给丁山田作了指路向导，日夜赶路，终于被赶上了。经过这场磨难，丁山田成熟多了，他想，自己参加了红军，如果传出去，父母要受牵连，就在名字上添了几笔，报了一个丁灿雷的姓名，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部队来到贵州，在一次激烈的战斗后，丁灿雷失散了，荀择柱找了许久，还找不到，只好挥泪北上了。
解放后，荀择柱派人到浙西北几个县的户籍室寻找，就是没有他要找的丁灿雷。难道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想不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又在这里见面了。看到一位陌生老人找他，丁山田把他让进屋。荀择柱一看他的家，不由得眉毛一皱，屋里不要说现代化的家电，就是连解放后添置的家具也寻不出一件。荀择柱的眼睛湿润了。到了这个时候，丁山田还不知道他是谁。
“丁灿雷，想不起来了？你仔细看看，我是谁？”荀择柱微笑着昂起了头。
这个名字，只有红军部队里的人才知道，丁山田睁大了眼睛，边看边思索，他终于认出来了：“司务长，原来是你啊！”说着，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1935年9月，在贵州的那次战斗中，丁山田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头部，昏了过去。等到醒来，战斗已经结束，部队也不知去向。半夜里，他又冷又饿，找了根树枝作拐杖，慢慢地向村里走去，准备到村边的农民家弄点吃的，再去寻找部队。走走歇歇，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天有点蒙蒙亮了，这时，前面有个人走来，正是瞌睡碰上枕头，这是个草药郎中，起早上山挖草药去的。看到碰着的是红军伤员，二话没说，把他背在背上，趁人们还没有起床，悄悄地背回家，用中草药给他治伤。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丁山田的伤基本上好了，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草药郎中，寻找部队去了。
他一边给人打短工挣点路费，一边往北走，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一天清晨，他听到前面激烈的枪声，心想，这一定是红军在打仗，就朝着枪声跑去，不幸碰上了国民党的军队，他被抓了壮丁。后来，在山东打仗，受伤住了院，伤好后于1944年9月返回离开十年的家乡。一路乞讨，已不成人样。他的父母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年了，以为儿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那一年丁山田逃走后，还乡团把丁文悟送到县里，幸亏他是个知名人士，托关系，送了一百元大洋，才把这事了结。
丁山田回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户籍册上自然查不到丁灿雷这个人了。
那些小时候的光屁股伙伴都已拖儿带女了，可他还是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在父母的张罗下，他也闪电式地讨了媳妇成了家。
丁文悟由于惨遭还乡团的迫害和儿子走失的折磨，神智时常不清，铁盒子放在什么地方也记不起来了。过了几年，丁文悟夫妇先后离开了人世。
1949年下半年，外仁村解放了，紧接着开始了土改，按政策法规，丁家在解放前积极赞助人民民主事业，解放后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和支持土地改革，可以划为开明绅士。但这也不是空口说说的，需要证据，再加上丁文悟已经逝世了。丁山田记起了那只可以作证的铁盒子，把屋里的东西来了个大移位，仔细地清理了一遍，也找不到，最后还是被划为地主。丁山田虽然曾参加过红军，但毕竟后来又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兵。他找了个借口说这十年跟一个商人到东北跑生意了，把这段历史隐瞒下来了，这也确实少了麻烦。
六十年代中期，灾难性的“文革”运动来了，他这个地主分子自然被列为批斗对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那隐瞒的历史也查了出来，被隔离审查，增加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叛徒”、“特务”、“逃兵”等一顶顶大帽子，天天游街批斗，受尽了委屈。
“文革”结束后，丁山田头上的帽子也一顶顶摘去。但这无形的精神枷锁，还是压得他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向民政部门递交了要求认定自己为红军失散人员的报告。民政部门也派人进行了认真仔细地调查，可丁山田一拿不出当时的材料，二没有证人，这件事只好搁下来了。
这次荀择柱的到来，不是最好的证人吗？
丁山田解放后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在生活上没有得到妥善照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还遭受打击，这是荀择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他要找那只铁盒子，目的是趁自己还健在，了却心债。
铁盒子失而复得，丁山田非常高兴，可一想，头上的地主帽子早已摘除了，这盒子又不能证明他的红军身份，就把它放好了，打算等以后有机会时再当作革命文物献给国家，想不到老战友来找他了。
荀择柱打开铁盒，取出油包，心情沉重地慢慢把它拆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字条，上面写着：
今借到丁文悟先生净谷柒拾担，生猪叁头，重量肆佰玖拾捌斤，鸡壹拾只，重量伍拾壹斤半。此据。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司务长荀择柱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
“我可找到它了。”荀择柱激动地把那张纸条紧紧地贴在胸口。
解放初，荀择柱把借粮的事向领导作过汇报，领导指出：“共产党是讲信用的，有借有还，红军立下的借据，一定要如数兑现。”这就是他寻找铁盒子的原因。
荀择柱看着丁山田这样困难的家庭，不解地问：“既然借据已被你发现，为什么不向政府兑现呢？”
丁山田笑了笑说：“这是我父亲支援革命的，我怎么能去要回来呢，何况我们当时也不指望归还。再说，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荀择柱被深深地感动了，第二天一早，他带着这只铁盒子走了。
荀择柱马上向县民政部门做了详细汇报，这件事引起了省、市、县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决定按现价折算，由县人民政府向丁文悟的唯一继承人丁山田归还人民币1万元。
国庆节这天，是丁山田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县人民政府在外仁村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仪式，一是兑现一张红军借据，二是丁山田的红军身份被确认。
也许，这对于与组织失散联系六十多年的丁山田老人来说，既感到意外，又在他的企盼之中，他仿佛一个流浪者回到了家，那份珍贵的回忆又失而复得了，他悲喜交集，心情异常激动地说：“党没有忘记我。”
他把收到的1万元钱当众递到了外仁村的村委会主任手中，说：“这钱就给村里吧，把我们通往外界的那条简易公路加宽修结实。”
在场的人们使劲地鼓掌。
荀择柱带着富有个性的口气说：“这下，我的任务完成了，能够心安理得地去见毛主席他们了。”
附注：据资料记载，1934年12月2日，由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红军十九师，由寻淮洲、刘英率领，从浙江省桐庐县境内的分水百岁坊，经临安县到安徽省而北上。
（载中国民协《民间文学》200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