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成得了大事
韧性与毅力是政治家、军事家所应具备的重要素质。古今中外，凡是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人，几乎无一不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最后才达到胜利彼岸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尤为典型。
对毛泽东非常了解的陈毅元帅曾说：“毛主席就是最能受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据毛泽东自己讲，他一生遭受的排挤打击或挫折大约有20次，其中主要的有4次：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在井冈山上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 年秋收暴动后，毛泽东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左”倾盲动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认为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因而决定撤销毛泽东、彭公达、夏明翰等人的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并特别指责毛泽东应对湖南省委的错误负有严重责任，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
根据中央指示，1928 年 3 月上旬湖南特委派其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上井冈山推行盲动主义路线。这位周鲁真是够“鲁”的，上山后不问青红皂白，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怪他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还轻率地把中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这样一来，毛泽东只能做师长，开支部会也不能参加，一下子成了“民主人士”。直到4月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带来了中央正式文件，才作了纠正。
事后的实践证明，对毛泽东的处分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第二次是在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上的落选。
当时朱德任红四军军长，毛泽东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两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加之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就以中央代表自居，挑动宗派活动，使分歧激化。
为解决思想分歧，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七大。由于陈毅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又正在代理前委书记，这次大会就由他来主持。会议选举的结果是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下来，而选举陈毅当前委书记。本来前委书记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无权改选，但毛泽东还是委曲求全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直到同年12月红四军九大时，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才被恢复。
第三次是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那时，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
1930 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发展起来。他们主张进行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毛泽东认为红军根本没有那个力量，不赞成中央的决定。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由专程前来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指责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狭隘的经验论”，“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等等。会议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还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机构，这等于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
第四次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
1932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面临紧急形势。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朱德、王稼祥联名提议之下，同年8月毛泽东被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回到前线。
但是，在战略原则与作战部署上，毛泽东与主持后方中央局工作的同志仍存在严重分歧。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对毛泽东激烈批评，完全否定了他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不顾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毛泽东被调回后方专任政府工作，只挂了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的空名。
这次，毛泽东被剥夺军权的时间最长，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才告恢复，前后共两年零三个月。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1949年12日，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前往苏联访问。16日专列抵达莫斯科。当天，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首次会面。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连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却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从毛泽东几起几落的经历看，他的话实非虚言。
遭受委屈与挫折，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稀奇的事，关键是如何对待这种委屈与挫折。
毛泽东对待挫折的态度说明，挫折并不可怕，只要能正确地对待它，最终是能够摆脱困境，再度奋起的；更重要的是，在挫折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聪明。一个经不起挫折，受不住委屈的人，永远成不了大事。
罢掉军权，不让上前线了，毛泽东就全力以赴做政府工作，以积极的态度领导中央苏区进行了各项建设。
为了了解苏区的情况，他潜心深入到著名的苏区模范单位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就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护大红军和群众生活，以及合作社运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革命竞赛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于 1933 年 11月写成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个著名的调查报告。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把这两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全体代表。并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又向前进了一步。这体现在他把调查研究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推广先进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完成革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说的“抓典型”，“解剖麻雀”，“个别和一般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一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先声。
毛泽东身处逆境，面对错误处理，经受重大冤枉和委屈，不消极，而是积极工作，潜心研究，在新的工作中奋勇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