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内涵
在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系统中，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是国家（或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组成部分，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子系统。根据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和正常气候状况下，农户综合应用各种生产要素，采取有机组合及相互作用，能够相对稳定地生产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该能力由耕地、劳动力、粮田设施、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等要素的投入能力及配置方式所决定，由农户粮食产量所表现。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是一个大系统，由产出结果和构成要素两大子系统组成，产出结果反映农户生产能力，构成要素形成农户生产能力。构成要素包括耕地这一自然基础要素和粮田设施、机械设备、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劳动力等人工投入要素。其中，粮田设施、机械设备、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属于物质装备要素；劳动力、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为可变投入要素，粮田设施和机械设备为固定投入要素。资金属于贯通于各种要素之间的媒介性要素，以购买农业生产资料、采用生产技术、雇佣劳动力的流动资金形式转化为可变投入要素，以购买机械设备、修建粮田设施的固定资金形式转化为固定投入要素；有时还能以长期（2年以上）租赁耕地形式转化为固定投入要素，短期（1年以内）租赁耕地形式转化为可变投入要素。在自然因素（自然气候、市场价格）和人为因素（政策保障）等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下，各项构成要素有机组合、相互作用，形成农户的粮食产量、粮食单产等产出结果。
（二）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产出结果
每家农户平均生产粮食3000公斤左右。农户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为平衡区，其次为主产区，主销区最低；平衡区和主产区的农户粮食产量均高于总体，主销区则大大低于总体水平。平衡区和主产区农户粮食产量分别高于总体19.4%和9.7%，主销区则低于总体水平近一半。户均粮食产量的高低与户均耕地面积密切相关，耕地越多，户均粮食产量越高。由于户均耕地资源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决定了户均粮食产出量也是同样排序。农户稻谷产量从多到少依次为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小麦产量依次为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玉米产量为平衡区、主销区和主产区，大豆则为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
农户每亩粮食（含大豆）产量329.6公斤，每亩谷物产量395.2公斤。粮食单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主产区谷物和大豆单产水平均高于总体；平衡区除了稻谷单产高于总体水平外，其他粮食作物均低于总体水平；主销区调查的四种粮食作物单产都低于总体水平。
比较各产销区农户粮食产量和单产后可知，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比较强，而主销区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明显偏低。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兼业的机会较少、收入偏低，比较重视种粮，投入到单位面积的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较多，种粮的集约经营水平较高。相反，发达的主销区农户兼业的机会多、收入高，视种粮为副业，尽管投入能力强，但不愿向比较效益低的粮食多投入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种粮以粗放经营为主。
（三）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
1.自然基础要素
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框架下，从构成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自然基础要素看，尽管水资源也是农户必须使用的自然基础要素之一，但农户并不拥有且无法直接支配使用，它是国家拥有和支配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素，只有耕地是农户能够直接支配和使用的自然基础要素。
受访农户平均耕地面积6.9亩，各地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平衡区8.1亩、主产区7.1亩和主销区4.7亩。平衡区和主产区农户耕地超过总体平均水平，主销区农户远低于该水平，只有总体水平的68.1%。
农户粮田资源绝大部分为平地。粮田中平地占80.6%，山地占19.4%。主销区农户平地比例最高，为91.6%；分别比平衡区和主产区农户高12.7和15.2个百分点，说明主销区农户耕地最平，其次为平衡区和主产区。
农户耕地复种指数为1.23，主产区农户复种水平最高，其次为主销区，平衡区最低。虽然平衡区的户均总耕地面积和总播种面积的绝对数量都很大，但是耕地复种指数比主产区和主销区都低，说明平衡区的耕地实际利用程度最低。各产销区农户耕地利用水平如此排序，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主产区农户的收入对粮食等农作物种植依赖性较高，种植意愿较强；主销区农户将粮食等作物种植大多做为副业，不愿多种；平衡区农户虽然愿意多种，但受到无霜期短、干旱、丘陵山地多等因素影响，难以扩大播种面积。
农户平均播种面积为8.5亩，主产区农户播种面积最高为9.4亩，其次为平衡区9.2亩，最低为主销区5.8亩，只有总体水平的68.2%。各产销区农户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的平均播种面积大小不一。
2.人工投入要素
（1）粮田水利设施
一是灌溉水平。大多数农户的粮田能够浇上水，能浇水农户的比例高达78.3%。农户灌溉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能浇上水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2.9%、80.8%和66.9%。各产销区农户粮田灌溉水平不仅受到农户对粮田重视程度、投入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当地自然降水状况的显著影响。平衡区中不少农户位于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粮田对灌溉依赖性强，农户又比较重视粮食生产，因而平衡区农户粮田灌溉水平高；主销区农户大多位于东部降水量比较丰富地区，对粮田灌溉需求较弱，且对种粮不够重视，导致粮田灌溉水平低；主产区农户尽管重视粮食生产，但该区域自然降水状况优于平衡区，灌溉的环境胁迫较小，使得农户粮田灌溉处于居中水平。
二是灌溉来源及方法。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地表水，漫灌为最常用的浇水方法。从浇水来源看，64.7%的农户粮田水源最主要来自“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地表水”，25.5%的农户选择“井水”。从浇水方法看，灌溉方式仍然以水资源浪费严重的漫灌方式为主，而节水效果较好的喷灌和滴灌方式使用频率较低。59.9%的农户最常用的浇水方式为“经沟渠漫灌”，25.5%的农户选择“经水管漫灌”，两项合计占85.4%，而选择经水管喷灌和经水管滴灌的比例只有7.7%和0.4%。农户之所以在粮田基本采用“漫灌”，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水资源价格扭曲，农业用水价格偏低，降低了“漫灌”的用水成本；另一方面，节水设施一次性投入高，又缺乏大规模推广使用的成本节约效应，运行费用高。“节约水资源”具有正外部效益，属于公共产品。在现行水价体系下，理性的农户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努力将节约水资源的社会成本转嫁出去，不会自愿采用高成本的节水灌溉方式，而是设法选用比较划算的私人成本低的“漫灌”方式。
从产销区浇水来源看，主产区-主销区、主产区-平衡区、平衡区-主销区浇水来源的卡方值分别为69.093、17.737和23.325，均达到0.01的极显著水平，表明各产销区农户的浇水来源存在极显著差异。用地表水灌溉的农户比例在主销区最高（76.3%），分别比总体、平衡区和主产区高11.6、9.2和17.9个百分点；用井水灌溉的农户比例在主产区最高（40.7%），分别比总体、平衡区和主销区高15.2、14.9和36.4个百分点。
从产销区浇水方式看，主产区-主销区、主产区-平衡区、平衡区-主销区浇水方式的卡方值分别为109.690、23.141和26.946，全部达到0.01的极显著水平，说明不同产销区农户浇水方式差异极显著。各产销区虽然以漫灌方式浇水的农户比例差异较小，但不同的漫灌方式在各产销区农户中仍存在明显差异。选择漫灌方式的农户比例依次为主销区（86.0%）、平衡区（85.8%）和主产区（84.4%）。在漫灌方式中，经沟渠漫灌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平衡区（69.0%）、主产区（56.3%）和主销区（53.8%）；相反，经水管漫灌的比例依次为主销区（32.3%）、主产区（28.6%）和平衡区（16.8%）。同样，采用喷灌或滴灌的农户比例依次为主销区（12.9%）、主产区（10.0%）和平衡区（2.5%）。沟渠漫灌比水管漫灌的灌溉设施粗放、落后，渗漏多，节水效率低；漫灌又远比喷灌和滴灌的设施落后。因此，农户灌溉设施的先进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户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三是灌溉费用。农户的浇水费用较贵，认为浇水费用“有些贵”、“贵”和“非常贵”三项合计的比例达到45.7%，说明接近半数的农户都认为当时的浇水费用比较贵。农户亩均浇水费用为42.9元。主销区农户浇水费用最便宜，主产区居中，平衡区最贵。平衡区浇水费用亩均65.1元，分别比主产区和主销区高30.5%和37.9%。
各产销区农户对浇水费用高低的主观评价与实际浇水费用高低一致。平衡区农户普遍认为浇水费用比较高，选择“有些贵”、“贵”和“非常贵”的比例合计58.0%，分别高出主产区和主销区12.2%和38.9%。主产区-主销区、主产区-平衡区、平衡区-主销区农户对浇水费用评价的卡方值分别为42.598、25.348和28.412，全部达到0.01的极显著水平，说明不同产销区农户对浇水费用的评价差异极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承担的亩均浇水费用由高到低的顺序，决定了农户对浇水费用的主观判断；另一方面，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的收入水平依次升高，浇水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依次下降，他们对浇水费用的主观感觉也由贵转为便宜。
四是灌溉难度。农户浇水存在一定困难，选择“有些困难”、“困难”和“非常困难”的农户三项合计为38.6%；30.4%的农户认为自家浇水容易、不存在难度，31.0%的农户认为浇水难度一般。虽然大部分农户在自家浇水时不存在难度，但是还是有一些农户在浇水时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在这部分存在浇水难度的农户中，“浇水时间集中、抢水多、管理难”和“田间沟渠不足”是最主要的困难，分别有61.0%和43.4%的农户选择，说明部分地区浇水管理方式和田间灌溉设施比较薄弱。
平衡区农户浇水难度略大于主产区，主销区最小。平衡区农户认为“有些困难”、“困难”和“非常困难”的合计47.1%，分别比主产区和主销区高7.3%和25.6%。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主销区农户对浇水难度评价的卡方值分别为65.642和44.766，达到0.01的极显著水平，说明主产区和主销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的浇水困难程度差别很大；主产区——平衡区农户对浇水难度评价的卡方值为10.237，达到0.05的显著水平，表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浇水难度差异大。可见，平衡区农户的浇水问题比其它地区应优先考虑。
（2）涉粮机械
一是农机拥有状况。只有32.0%的农户家中拥有农业机械，主要为农用运输车和小型拖拉机，分别占农业机械的32.7%和28.5%；脱粒机和其它农机排在其次，分别占15.4%和16.5%；中耕机、收割机、插秧机很少，三者合计也不足农机总量的7%。可见，农户的家庭农业机械以通用的拉运机械为主，而专用的田间作业机械很少。在农户拥有的拖拉机中，基本上为20马力以下的小型拖拉机，占拖拉机的91.9%；大中型拖拉机不足10%。这说明受耕地面积和收入水平所限，绝大部分农户只能购置小型拖拉机，而对耕作十分有利的大中型拖拉机短缺，束缚了农户的农机耕作能力。另外，拥有收割机的农户极少，不足农户数的2.0%。主要原因在于收割机购置费用高、使用时间短，绝大部分农户粮食种植面积有限，购置不如雇收割机划算。农户拥有的收割机中80.0%为联合收割机，其收割速度快、面积大，适于远距离作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说明农户当中开始分化出一些专门从事粮食收割业务的农机专业户。
除了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农机拥有情况无差异外，主产区和主销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之间的农机拥有情况差别极显著。主产区农机普及率稍高，38.8%的农户家庭拥有农业机械，分别比平衡区和主销区高4.0和24.4个百分点。各产销区农户主要拥有的农业机械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主要有农用运输车和拖拉机。各产销区农户拥有的大型拖拉机数量与农民收入水平正相关，主销区农户收入水平最高，其拥有大型拖拉机占1/3；主产区农户收入水平其次，只有5%为大型拖拉机；平衡区农户收入最低，没有农户购置大型拖拉机。可见，对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大的主产区和平衡区均缺乏大型拖拉机，妨碍了这两大区域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二是2005年农机新购置状况。2005年29家农户购置农机，只占农户的5.4%，说明除了市场需求拉动之外，国家出台的农机补贴对吸引农户购置农机有点作用，但毕竟太小。2005年各产销区农户是否购置农机的情况没有显著差异。29家新购买农机的农户，平均每家农户购置农机的开销18672.1元，主销区农户平均购置费用最高（51233.3元），分别比总体平均、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高174%、202%和399%。虽然主销区农户对农业机械需求低，购买人数少，但由于本身经济条件优越，同时获得的农机补贴也多于主产区和平衡区，因此单位农户购置新农机的花费要明显高于主产区和平衡区。
新购置的主要农机依次为拖拉机、农用运输车和脱粒机，三者合计占到新购置农机的84.9%；其中，小型拖拉机占到拖拉机总量的84.6%。可见，在市场自发调节下，农户主要受收入所限，很少购买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农业机械。各产销区主要购置的农机排序不同，主产区农户购置的主要农机依次为农用运输车、脱粒机和拖拉机，平衡区依次为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主销区则为拖拉机。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购买的拖拉机全为小型，而主销区农户明显不同，购买的拖拉机中2/3为大型拖拉机。一般而言，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农户为抢农时对大型拖拉机需求越高。人均耕地面积较高的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虽然对大型拖拉机需求高，但收入水平偏低，只能购买小型拖拉机；相反，人均耕地面积较小的主销区农户一般不会从抢农时角度，主要是为从事其它高收入行业节约时间角度对大型拖拉机需求较高，加之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故购买大型拖拉机者居多。可见，国家支持大型拖拉机推广的重点对象首先是主产区农户，其次为平衡区农户。
三是粮食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水平。除采收环节外，农户在粮食生产中机械化水平较高的环节从高到低依次为翻地、托运、播种、灌（排）水，机械化水平分值相应为53、50、44、40；施肥、除草、插秧等环节机械化水平很低，基本靠人工。不同作物的收获特性，决定了其机械化水平差异悬殊。适宜机械化作业的小麦机械化采收水平最高，其次为稻谷，机械化水平分值分别为73和35，小麦比稻谷采收的机械化水平高一倍以上；不太适宜机械作业的玉米和大豆机械化采收水平很低，只有小麦机械化采收水平的14%左右。
主销区农户粮食生产环节的总机械化水平最高，其次为主产区，平衡区最低，各环节合计分值依次为429、338和273；主销区和主产区农户的粮食生产总机械化水平分别高于农户总体31.1%和3.4%，平衡区农户低于总体机械化水平16.5%。可见，农户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的支付能力和替代人工的需求越强，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也越高。在主要机械化作业环节，各产销区在翻地、托运、小麦采收环节的机械化水平差别不大，变动系数分别为9.1%、10.9%和15.8%；播种、灌（排）水、稻谷采收、玉米采收和大豆采收环节差距大，变动系数分别为42.1%、45.2%、43.0%、86.7%和102.2%。在播种环节，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机械化水平分别只有主销区农户的44.9%和59.0%，说明在目前技术水平下，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机械化播种水平尚有很大提高空间。在灌（排）水环节，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的机械化水平接近，但平衡区很低，只有主产区机械化水平的37.3%，表明平衡区农户的机械化灌（排）水是重点提高领域。在玉米采收环节，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机械化水平分别只有主销区农户的23.5%和26.5%；在大豆采收环节，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机械化水平分别只有主销区农户的32.0%和8.0%。由此可知，在目前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下，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玉米和大豆机械化采收水平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3）肥料
一是有机肥（或农家肥）施用。大多数农户种粮时仍然施用有机肥，但多数农户有机肥施用量较少。2005年种粮时，72.6%的农户施过有机肥，27.4%的农户不施有机肥。在施过有机肥的农户中，超过一半的农户施用量每亩不足1立方，近40%的农户每亩施用1.1～3.0立方有机肥，每亩超过3立方的农户只有10%强。
种粮时没施过有机肥的农户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分别为48.2%、27.3%和11.8%。可见，收入水平越高地区的农户，越不愿意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上升，一方面，施用简便、见效快的化肥的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臭、脏、累”的有机肥施用的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逐步提高，于是，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不断下降。由此推断，随着各产销区农户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若缺乏适当的政府干预，在市场作用下，农户施用有机肥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土地肥力日益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贡献举足轻重的主产区农户中，近30%的农户也不施用有机肥，将成为制约中国粮食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在种粮中施过有机肥的农户中，每亩超过1方以上的农户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分别为48.9%、43.9%和36.1%，表明产粮越多的地区，农户越重视粮食收益，越注重土地的长期利用，施用的有机肥也越多。
不少农户不愿施用有机肥，难道是农户不知道不施用有机肥的弊端吗？事实上，大多数农户都知道不施用有机肥的弊端。74.0%的农户认为会导致“土壤没有后劲”，76.1%的农户认为会出现“粮食单产下降”，近一半（48.1%）的农户认为“化肥越用越多”，还有近20%（18.9%）的农户认为会导致“水土容易流失”。据调查发现，有机肥缺少来源是农户不施农家肥或有机肥的最主要原因。在不施农家肥的多种原因中，选择“家中无农家肥来源”的农户高达83.3%。此外，18.0%的农户选择“周围买不到农家肥”，13.7%选择“相同肥效农家肥比化肥贵”，12.4%选择“宁愿休息、也不愿积肥”，选择“施农家肥太脏”以及“不能快速增加粮食单产”的比例均为10.6%。可见，农户不施有机肥除了无有机肥的最主要原因之外，还包括缺乏有机肥市场供应、性价比低于化肥、休闲成本上升、体面劳动要求增加、追求短期效益等因素。
各产销区农户不施农家肥的最主要原因与总体状况一致，都选择“家中无农家肥来源”，农户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主销区农户选择“周围买不到农家肥”的比例，分别是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4.5倍和1.7倍，说明主销区农户的有机肥市场意识浓，购买力强，但当地养殖业随着土地和环保成本上升而转移后，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相比，周边地区尤其缺乏有机肥供应。选择“积和施农家肥太脏”的农户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说明农户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体面劳动的要求越高，越不愿意干不体面的施有机肥等脏活。由此推论，随着各产销区农户收入水平的逐渐上升，嫌脏而放弃施有机肥的农户比例会不断上升，从而长期影响土地肥力的提升。平衡区农户选择“等效农家肥比化肥贵”的比例是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的2.8倍和1.3倍，说明平衡区一些地方有机肥的性价比高于化肥，农户对有机肥价格比其它地区敏感；只要降低有机肥施用成本，就会明显提高平衡区农户施有机肥的积极性。
二是秸秆还田。大部分农户的秸秆未能直接还田。秸秆能够直接还田的仅占1/4，还有3/4的农户未实现秸秆直接还田。各产销区秸秆还田方式的卡方值显示，彼此之间差异极显著。主销区秸秆还田做的较好，28.3%的农户实现了秸秆直接还田，分别比主产区和平衡区高1.7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
秸秆还田机械化程度不足40%，大多数农户仍然主要将秸秆直接翻入地中还田。将秸秆直接翻入地中的农户占53.0%，用机械化方式还田的农户占37.0%；用人工截短再还田的方式太费事，采用的农户很少，表明秸秆机械化还田有较大提高空间。各产销区秸秆还田机械化程度的卡方值显示，彼此之间差异极显著。主销区秸秆还田的人工程度最高，机械化程度最低，79.5%的农户都用人工将秸秆直接翻入地中，农户比例分别是主产区和平衡区的1.83倍和1.79倍；主销区采用机械化还田的农户只有12.8%，分别只有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27.8%和28.8%。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主销区农户人均粮食种植面积最少，秸秆也最少，又不太重视粮食生产，用机械化还田不值，直接翻入地中最省事。相反，主产区和平衡区不少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大，重视土地肥力培育，对机械化秸秆还田需求较高，故机械化还田水平明显高于主销区。在机械化还田中，主产区农户“先用机器粉碎后再翻入地中”的比例最高，达到34.2%，分别是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的1.8倍和4.4倍；平衡区农户“用秸秆还田设备边粉碎边翻”的比例最高，达到25.0%，分别是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的2.1倍和4.9倍。因采用专门的秸秆还田设备是机械化还田的方向，说明平衡区农户的机械化还田比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更先进，同时反映了主产区农户需要更多采用先进的专用秸秆还田设备。
未直接还田的秸秆少部分在田间焚烧，大部分被利用。27.5%的农户在田间焚烧秸秆；72.5%的农户以各种方式利用秸秆，作燃料的农户比例最高（35.7%），作饲料的占其次（22.6%），卖掉秸秆的农户只有3.0%，说明秸秆的市场化利用程度很低。各产销区未直接还田的秸秆处理办法的卡方值显示，彼此之间差异极显著。一般而言，产粮越多的地区，户均秸秆数量也越多。“田间焚烧秸秆”的农户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说明秸秆越多的地区，田间焚烧秸秆的农户反而越少。主要是秸秆越多，超过规模利用的临界点后，农户越重视秸秆利用。主产区近一半的农户将秸秆“作燃料”，是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比例的1.6倍和3.2倍，说明主产区农户比其它地区更缺乏清洁能源，秸秆成为家庭的重要能源之一，但这种利用方式的能效比低于饲料。平衡区近1/3的农户将秸秆“作饲料”，其农户比例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41.0%和2.1倍，说明平衡区农户秸秆利用的能效水平最高，主产区农户需要提高秸秆的饲料利用水平。主销区农户“卖掉”秸秆的比例最高（6.1%），分别高出平衡区和主产区84.8%和3.4倍，说明主销区依托其经济发达的优势，秸秆市场发育比其它地区领先。
超过1/4以上的农户之所以在田间焚烧秸秆，最主要的三个原因依次是人工还田太费力、家中不需要作饲料燃料、没有机械化秸秆还田服务，农户选择的比例分别为55.0%、44.7%和40.5%，说明多数农户因没有便捷、有收益的秸秆利用途径，被迫在田间烧掉秸秆。此外，还有少数农户选择了“没人收购秸秆”、“秸秆还田设备太贵”、“买不到还田设备”、“机械化还田费用太高”，说明一些地区没有形成秸秆的加工及收购市场，买不到秸秆还田设备；即使有秸秆还田设备，也因费用高而买不起、用不起。主产区农户焚烧秸秆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人工还田太费力、无机械化还田服务、家中不需作饲料燃料；平衡区农户的前三位原因依次为无机械化还田服务、家中不需作饲料燃料、人工还田太费力；主销区农户的前两位原因依次为人工还田太费力、家中不需作饲料燃料，说明各产销区农户在田间焚烧秸秆的主要原因大体相似，但排序各有侧重。
（4）涉粮科技
一是获得技术服务的来源。大多数农户（63.4%）种粮未获得过技术服务，只有少数农户（36.6%）获得过，说明中国农户获得的种粮技术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农户获得的技术服务来自于乡镇（村）技术员、农资销售商、种粮专业户（大户）和龙头企业技术员的比例分别为23.0%、13.4%、4.6%和0.3%。可见，农户获得技术服务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系统的科技推广队伍和市场化的农资销售商，而种粮专业大户的示范推广也有一些作用，但涉粮龙头企业几乎没有发挥技术推广作用。
获得过技术服务的农户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平衡区42.2%、主销区38.1%和主产区32.2%；主产区获得技术服务的农户比例比平衡区低约1/4，说明主产区农户更需要获得种粮技术服务。各产销区接受乡镇（村）技术员提供技术服务的农户比例最高为主销区农户（30.9%），分别比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高9.6和11.1个百分点，说明主销区政府财政宽裕，其乡镇基层科技推广能力较强。平衡区农户获得农资销售商技术服务的比例最高（24.6%），分别比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高出15.2个百分点和18.1个百分点，说明平衡区农资销售商的技术服务能力强于其它地区。技术服务来自于种粮专业户（大户）的农户比例依次为主销区（8.6%）、主产区（4.5%）和平衡区（1.6%），说明主销区和主产区种粮大户的技术服务较好。
二是采用新技术的行为。2004～2005年，大多数农户（71.2%）种粮时未采用过社会上正在推广的新技术，只有28.8%的农户采用过新技术，说明目前粮食种植的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在这些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当中，大部分（72.7%）农户只采用过一项新技术，少数农户（23.3%）用过两项新技术，用过3项以上新技术的农户不足5%，说明种粮新技术供给不足。各产销区农户种粮时采用新技术的卡方值显示，彼此之间差异不显著，说明农户种粮时的新技术采用行为不存在产销区差别，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
三是使用良种的行为。2004～2005年，大多数农户（76.2%）种粮时采用过良种，只有23.8%的农户没用过良种，说明目前粮食种植的良种普及力度比较大。在这些采用良种的农户当中，采用2种良种的农户最多（42.8%），其次是采用1种良种的农户（35.5%），采用3种良种的农户也有21.7%，说明近些年来农户良种更新速度较快，大多数农户采用的良种在2种以上。各产销区农户采用良种的行为差异程度不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差异极显著，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差异显著，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差异不显著。主销区没采用良种的农户比例最低，只有15.8%，比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分别低40.6%和37.8%，反映了主销区采用良种的农户显著多于主产区和平衡区。但是，主销区农户采用1种良种的比例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23.1%和20.2%，使用2种良种的比例也略低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尤其是使用3种以上良种的农户比例只有17.9%，分别低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近1/4和1/5，说明主销区农户因不太重视粮食生产，对采用更多良种的积极性不高。
（5）劳动力投入
一是劳动力素质。从教育水平看，农户劳动力以初中以下为主（83.7%）。其中，初中最多（44.1%），小学其次（30.6%），高中以上只占16.3%，说明大多数农户文化素质偏低。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产销区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差别显著。主产区高中以上农户比例最高（19.8%），其次为主销区（13.7%）和平衡区农户（11.9%）。特别是主销区小学和文盲农户占了53.9%，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21.4和13.8个百分点，说明主销区农户文化素质低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这主要是由于发达的主销区为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户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户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程度高于主产区和平衡区，故导致主销区务农农户文化素质反而比主产区和平衡区更低。
从劳动力年龄看，受访农户年龄构成总体上接近正态分布，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年龄结构也接近正态分布，但主销区农户年龄结构却呈右偏态分布。受访农户处于36～45岁和46～55岁年龄段的比例最多，分别占29.9%和29.7%。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主产区与平衡区农户年龄结构差异不显著，但主产区与主销区极显著，平衡区与主销区差异显著。主销区农户以46～55岁和56～65岁两阶段最多，分别为30.9%和32.4%；46岁以上农户占65.5%，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27.4%和27.7%。主销区务农农户年龄偏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非农就业机会越多，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越多，务农劳动力年龄就越偏大。而主销区为发达地区，务农农民自然以高龄者居多。由此推论，随着中国经济发达程度不断提升，务农农户的老龄化程度日渐加剧，这与日韩等发达国家情况一致。
二是劳动力数量、性别和外出打工。从家庭劳动力数量看，农户家庭平均拥有2.9个劳动力，各产销区农户劳动力数量比较一致。农户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多于女性劳动力，男劳动力占55%，女劳动力占45%；各产销区男女劳动力比例也比较接近，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平均每个农户家庭有0.9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各产销区情况与总体基本一致。
三是劳动力工作的内容。受访的大多数农户以种粮为主。在年度从事的最主要生产活动中，54.2%的农户以种谷物为主，22.5%的农户以搞非农产业等其他工作为主，14.9%的农户以种经济作物为主，5.7%以畜牧业为主，以种大豆为主的农户最少。主产区有62.2%的农户种植谷物，分别比平衡区和主销区高11.4和19.8个百分点。主销区、平衡区和主产区选择种植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的比例依次为24.5%、17.6%和8.4%，表明粮食和经济作物之间存在替代性，种粮越少的地区，种植的经济作物越多。
四是投入粮田的劳动力及时间。从投入到粮田的劳动力来看，每个农户经常在粮田干活的劳动力平均1.9个。主产区和主销区与总体情况接近，平衡区农户经常在粮田干活的劳动力平均2.2个，高出主产区和主销区22.2%和29.4%，这主要是平衡区农户比其它地区的各种就业机会少，从而增加了田间种粮的劳动力。从投入到粮食生产中的劳动时间来看，一年之中完整投入到粮食生产中的劳动时间，4个月以内的农户占2/3，半年以内的高达86.4%，只有13.6%的农户可以干到7个月以上，说明中国人多地少，绝大多数农户投入到粮田中的劳动时间不足半年，必须从事种粮以外的其它工作维持生计。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产销区农户在粮田的劳动时间差别极显著。平衡区农户投入到粮食生产中的实际干活时间最长，劳动5个月以上的农户超过一半，分别比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比例多出89.7%和1.7倍；同样，劳动5个月以上的主产区农户比例比主销区也高出40.7%。各区域农户种粮时间长短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反相关关系，人均GDP越高的地区，经济越发达，农民外出就业机会越多，田间种粮时间就越短。2005年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低到高依次为10014.9元/人、15561.5元/人和36131.6元/人，相反，农户平均种粮时间从高到低依次为4.3月、3.4月和2.9月，三大产销区人均生产总值和农户平均种粮时间的相关系数为-0.885，表明两者高度负相关。
（6）粮食生产资金
化肥投入是粮食生产费用中的最主要项目，其次为机械作业费。612位受访农户平均每亩的粮食直接生产费用为244.8元。其中每亩化肥费为99.6元、机械作业费61.6元，两者占总生产费用的比例分别为40.7%和25.2%，合计约占总费用的2/3.化肥的原料和机械作业的燃料均离不开石油，中国近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在目前的施肥结构和机械作业水平下，如果国际市场长期保持高油价，必将抬高农户的粮食生产成本。
从三大产销区的直接生产费用来看，平衡区农户粮食直接生产总费用最高，次之为主产区，主销区最低；平衡区农户的排灌费也显著高于主产区和主销区。每亩生产费用平衡区农户比主产区和主销区分别多支付22.8元和41.3元，可见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农户的粮食生产费用反而越高，生产粮食的经济负担也更沉重。三大产销区的化肥费都排在第一位，由高到低依次为平衡区101.7元/亩、主销区101.1元/亩和主产区97.5元/亩。化肥费用在粮食生产直接费用中的高比重，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是从长期来看，会使土壤肥力进一步下降，不符合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要求。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排在第二位的粮食直接生产费用都是机械作业费，分别为63.0元/亩和64.3元/亩；平衡区排在第二位的则是其它费用，达到76.3元/亩。值得注意的是，平衡区农户将排灌费排在第三位，每亩达到70.8元，分别是主产区的2.7倍和主销区的1.8倍，说明平衡区农户在排灌领域的支出负担太重，急需减轻排灌费用负担。
（四）外部影响因素
1.财政补贴政策
（1）各种生产补贴的比较
农户获得的生产性补贴主要为粮食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等惠农支农政策实施力度，62.3%的农户家庭获得过直接补贴，35.3%得到了良种补贴，其它各种形式的补贴占7.0%，得到过农机补贴的仅占1.0%。以上数据表明，国家发放的粮食直接补贴力度最大，普惠性特征明显；良种补贴也有一定力度，专项性较强；但农机补贴的收益面太窄，不利于增强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由于国家生产性补贴政策不断向主产区倾斜，使得三大产销区农户获得的生产补贴情况差异较大，主产区农户获得过补贴的人数最多，其次为主销区，平衡区最少。各产销区农户获得粮食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差异极显著。主产区高达88.8%的农户得到过粮食直接补贴，比平衡区和主销区分别高84.6%和2.3倍，而平衡区又比主销区农户高80.8%，这是主产区农户同时得到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而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只得到地方财政补贴的结果。获得良种补贴的农户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超过一半的主产区农户得到过良种补贴，分别超过主销区和平衡区农户52.1%和3.4倍。主要原因在于良种补贴由中央财政向主产区的某些粮食生产基地定向补贴，一些财政实力强又比较重视粮食生产的主销区地方政府也发放良种补贴，而地方财力弱的平衡区农户基本得不到各级财政的良种补贴。各产销区农户得到农机补贴的比例很小，彼此差别不大。在其它补贴方面，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没有得到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明显支持，差别不大；但主销区政府的各种专项补贴较多，农户得到“其它补贴”的比例高达25.2%，分别超过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11倍和22倍，说明地方政府财力越强，农户种粮能够得到更多的其他类地方专项补贴。
（2）粮食直接补贴的剖析
一是补贴标准。稻谷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最高，其次为玉米和小麦，大豆最低。稻谷每亩补贴18.3元，分别比玉米、小麦和大豆补贴标准高出28.9%、47.6%和134.6%，说明稻谷是国家直接补贴的重点对象，玉米和小麦排在其次，大豆只是局部地区的主产品，未成为国家直补的重点产品。从各品种不同产销区的补贴标准来看，稻谷补贴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主产区的稻谷补贴标准分别高出平衡区和主销区18.7%和83.0%，说明主销区政府对稻谷生产的重视程度有限，稻谷直接补贴标准有待提高。玉米和小麦补贴水平由高到低均依次为主销区、平衡区和主产区，主销区补贴标准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1.7～2.4倍，说明都市型的主销区（如北京、天津）政府对玉米和小麦生产比较重视。因当地农户种粮食的机会成本高，粮食种植面积不多，为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都市型主销区政府利用其充裕的地方财政资金，大幅度提高了玉米和小麦的直接补贴标准。
二是补贴的变动。农户获得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逐年递增。2004年户均获得全部粮食直补资金为94.2元，2005年增加到110.4元，增加了17.2%。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获得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增多，主销区则有所下降。2005年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户均直补资金分别为100.9元、97.3元和223.4元，主产区和平衡区比2004年分别增加了17.1元和33.9元，分别增长20.4%和53.5%；主销区同比减少15.1元，下降6.3%。从各产销区之间的相对差距来看，2004年主销区农户全部粮食直补资金平均达238.5元，分别是主产区和平衡区的2.8倍和3.8倍；2005年该差距分别缩小到2.2倍和2.3倍，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认识到引导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的财政成本显著低于主销区，开始逐步加大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
三是补贴的方式。现有的粮食直补方式以按实际种植面积为主，按计税面积为为辅。67.8%的农户是按照当年种粮面积获得粮食直接补贴，27.6%的农户是按照前几年计税面积获得补贴，按照实际交售粮食获得补贴的只占0.5%，还有5.7%的农户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粮食直接补贴。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获得粮食直补的方式有一定差异。农户按照当年种粮面积获得粮食直接补贴是各产销区的首要方式，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平衡区（72.2%）、主产区（67.6%）和主销区（58.3%）；农户按照前几年计税面积获得补贴的方式排在其次，主销区农户比例最多（46.9%），主产区其次（28.3），平衡区最少（18.9%），说明主销区政府比其它地区政府更多关注补偿农户以往种粮的收入，而不太关注当前是否能刺激粮食生产。
四是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农户获得的粮食直补资金对家庭增收没有明显作用。80.7%的农户认为粮食直补资金对增加家庭收入“没明显作用”（含“几乎没有作用”和“略有作用”），19.3%的农户认为“有作用”（含“有些作用”、“一般作用”和“很大作用”。只有3.6%的农户认为粮食直补资金对家庭收入有很大作用。各产销区农户对粮食直补增收作用的评价差异极显著。主销区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的增收作用评价高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主销区农户认为粮食直接补贴对家庭增收“有作用”的比例为35.1%，主产区为21.0%，平衡区只有7.8%，主销区农户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的81.9%和3.5倍。虽然2004～2005年中央政府直补资金基本都用在了主产区，但是主产区种粮农户数量众多，分摊到每位农户的直补资金并不多，农户很少能感觉到直补资金对家庭增收的作用。平衡区农户既得不到中央财政的粮食直接补贴，也因地方财力较弱而较少得到地方财政的粮食直接补贴，故很少有农户感觉到粮食直接补贴的增收作用。主销区粮食直补资金主要来自于财力较强的地方政府，直补资金总额较高；加之，主销区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数量比主产区和平衡区少，平均到每个农户的直补资金较多，因而感觉到粮食直接补贴增收作用的农户比例高于主产区和平衡区。
五是补贴的调整。各级政府一年发放的粮食直补资金在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科目中属于较大规模支出，但大多数农户依然感觉不到粮食直接补贴的增收作用，不少农户希望调整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支持现行粮食直补政策，坚持“继续按老办法给农民”的农户比例为46.6%。大多数农户（53.4%）期望将分散在各家各户当中不起多大作用的粮食直补资金，以三种方式集中用于搞农民急需的农田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既能降低农民的生产和运销成本，又可增强粮食等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一条兼顾增产和增收目标的迂回并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在支持粮食直补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当中，大多数农户（65%）希望今后新增的粮食直补资金用于搞基础设施建设；少数农户（21.7%）希望现有和新增的全部粮食直补资金都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部分农户（13.3%）希望继续按老办法给一部分粮食直补，同时将另一部分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
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对今后粮食直补资金的使用意见比较一致，主产区与平衡区、平衡区与主销区农户的意见则不同。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均有46%左右的农户希望继续按老办法给农民发粮食直补。支持粮食直补新增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户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主销区（48.6%）、主产区（38.0%）和平衡区（21.7%），主销区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27.9%和124.0%，说明主销区农户比其它地区农户更不在乎粮食直补增量资金的边际增收效用，而对用来搞基础设施的边际效用期望高于其它地区农户。支持全部粮食直补资金搞基础设施的农户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平衡区（28.3%）、主产区（6.1%）和主销区（2.7%），主销区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3.6倍和9.5倍。主要原因在于平衡区农户得到的现有粮食直补资金很少，放弃后不觉得可惜；农村基础设施比其它地区更加短缺，将粮食直补资金全部转来搞农田和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远超过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户。
六是直补资金调整后的监管。一旦粮食直补资金用途调整，为了确保原来的收益农户继续得到更多的收益，对转作它用的粮食直补资金，大多数农户（64.8%）支持本村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投资项目，张榜公布资金使用明细，县或乡镇政府监督和提供技术支持”。这种举措相当于本村农户将原本政府发给大家的一部分粮食直补资金自愿捐献后集中起来，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解决村集体农田和道路等公共品短缺的大问题，为村民降低粮食等农作物生产成本，实现持续增收提供良好的社区公共品服务。该措施基本不改变村民收益群体和范围，采用村民自治的民主化治理方式，资金使用效率高，利于增强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最受农户欢迎。当然，该方式不利于解决跨村的基础设施短缺问题。16.0%的农户赞成“各村报项目集中到乡镇政府，再由县市政府统筹使用，接收地市政府审计”。此方法表明少数农户比较信任县市政府，支持在全县范围内解决跨乡镇村的基础设施不足问题，但收益群体和区域变动大。13.1%的农户选择了各村报项目，乡镇政府统筹使用，张榜公布直补资金使用明细，此办法利于解决跨村基础设施不足问题，民主化和透明度较高，但或多或少要改变原来的收益群体和区域。各产销区农户对调整用途的粮食直补资金的使用办法基本一致。
2.气候因素
2004～2005年的两年中，大部分农户都遭受了自然灾害，遭遇最多的是病虫害和旱灾。只有18.5%的农户种粮没有遭受自然灾害，其余81.5%的农户均遭受过自然灾害，说明中国农业自然灾害频发，波及面广。其中，农户遭受病虫害和旱灾的比例分别为50.8%和43.0%，其次为风灾（23.0%）和涝灾（20.3%），其它自然灾害情况见，表明病虫害和旱灾是威胁中国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气候因素。平衡区受灾农户比主产区和主销区少，主销区受灾农户最多，反映了2004～2005年主销区的自然灾害发生率高于其它地区。各产销区农户遭遇的主要自然灾害大同小异，排在第一位的一致，后两位的排序和内容有些差别。病虫害成为各大产销区位居第一的主要自然灾害，除主产区农户接近一半遭遇病虫害外，平衡区和主销区半数以上的农户遭受过病虫害。除了平衡区鼠灾很重，排在第三位外，旱灾和风灾是各产销区农户遭遇的重要自然灾害形式，说明增强防治病虫害、抗旱和防风能力成为各产销区农户生产粮食时应对气象灾害的重要能力。
绝大多数受灾农户的粮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减产。在500位受灾农户中，粮食产量没有减少的仅占6.6%；减产10%以下者占28.6%；减产程度超过10%的占64.8%，超过30%的农户约20%，说明大多数农户遭灾后粮食减产损失不小，反映了中国农户抗灾能力比较弱。除了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粮食的灾害损失程度比较接近外，主产区和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农户粮食灾后减产程度差别大。主销区减产程度超过20%的农户最多（45.4%），其次为主产区（37.0%），平衡区最少（28.7%），主销区农户分别高出主产区和平衡区22.7%和58.2%。2004～2005年期间，主销区农户粮食减产程度最高，除了当地自然灾害偏重发生外，可能与该地区将粮食生产做为副业，围绕粮食的防灾抗灾投入不足有关。
3.以价格为基础的比较收益等因素
（1）种粮收入
种粮纯收入对农户家庭纯收入的贡献比较少，种粮不是农户提高家庭收入的主要手段。种粮纯收入占农户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超过50%的农户不足20%；10%～50%之间的农户40%强；10%以下的农户近40%。2004～2005年的两年间，虽然粮食价格有所回升，但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涨幅超过粮食价格，种粮成本增加较多，种粮比较效益下降，从而降低了种粮纯收入在家庭纯收入中的比重。除了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种粮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比较接近外，主产区和主销区、平衡区和主销区的农户种粮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差别大。平衡区和主产区农户种粮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明显高于主销区，种粮收入超过家庭纯收入30%的农户比例依次为平衡区（47.0%）、主产区（40.6%）和主销区（13.7%），与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低排序一致，平衡区和主产区农户分别超过主销区2.4倍和2.0倍，表明在小规模经营为主的条件下，种粮效益偏低，难以让农民致富，种粮收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相对贡献越大的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反而越低。如果现行的农户经营体制和比价体系不变，国家希望农户既增收又多种粮的目标是矛盾的。
种植稻谷是大多数农户家庭粮食作物中纯收入最高者，其次为玉米、小麦。在收入贡献最多的粮食作物当中，超过一半的农户选择稻谷，20%强的农户选择玉米，近20%的农户选择小麦，另外还有5.1%和3.4%的农户分别选择大豆和杂粮。各产销区对农户收入贡献最多的粮食品种有较大差别，其中主产区和平衡区一致，主产区和主销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差别大。在选择收入贡献最多的粮食品种时，尽管各产销区选择稻谷的农户比例都最多，但主销区农户比例最高（74.1%），分别超过主产区和平衡区64.0%和77.7%；选择稻谷超过小麦和玉米的农户比例，主销区分别高达10.4倍和4.1倍，主产区均为1.1倍，平衡区分别只有69.5%和59.2%。可见，与其它地区相比，主销区农户粮食种植高度依赖稻谷，主要是保证家中自食口粮供应，而对社会的商品粮贡献不多。
（2）种粮意愿
一是种粮面积的变化。2004～2005年的两年中农户粮食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土地依然是制约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的首要因素。92.0%的农户表示近两年没有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仅有8.0%的农户曾经增加过。卡方检验显示，各产销区农户近两年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况与总体概况一致，彼此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在“没有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各项原因中，69.4%的农户选择“没有多余的土地”，表明耕地少是制约农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首要原因。居于第二位的原因是“农资涨价、多种粮不挣钱”，占25.0%。可见，当农资涨幅超过粮食价格涨幅，生产成本比收入增加更多，种粮比较效益下降时，农民必然不愿意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缺少劳动力”是“没有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第三位主要原因，有18.2%的农户选择。这表明局部地区的农户种粮已出现劳动力短缺，产生了种粮与非粮产业之间争夺劳动力问题。选择“缺资金”、“多打粮难卖”和“多产粮没处用”的农户均未超过8%，表明生产资金、销售渠道和转化利用方面几乎不影响农户扩大种粮面积。
各产销区农户不扩大种粮面积的原因差别显著或非常显著。“没有多余土地”是各产销区农户的首选原因，农户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分别超过主销区的39.4%和37.2%，说明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扩大种粮面积受耕地短缺的约束明显高于主销区农户，人均耕地面积最小的主销区农户反而受耕地不足约束弱，意味着其它原因对农户扩大种粮面积的限制更大。“农资涨价、多种粮不挣钱”是各产销区农户排在第二位的原因，农户选择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主销区农户比例为30.7%，超过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的8.1%和113.2%，表明主销区农户除了耕地约束之外，比其它地区农户更多受到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影响，主产区农户受比较效益低的影响仅次于主销区，平衡区农户因种粮之外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较少，受种粮比较效益低的约束程度明显低于其它地区。“缺劳动力”是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排在第三位、主销区农户排在第四位的原因，但农户选择的比例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这表明经济越发达、农户收入越高的地区，种粮的劳动力越短缺。
二是种粮投入的变化。2004～2005年，增加生产投入的农户远超过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农户，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首要因素是农资涨价导致的被动增加投入，国家惠农政策对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作用有限。与只有8.0%的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相比，却有48.5%的农户近两年增加了种粮的生产投入。卡方检验显示，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种粮增加生产投入的行为保持一致，两地农户均与主销区农户明显不同。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分别有53.1%、52.4%和33.8%的农户增加了粮食生产投入，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比例均超过主销区近60%。前四位影响农户增加粮食生产投入的因素依次是“农资涨价”、“减免农业税”、“粮价高”和“粮食直接补贴”，相应的重要程度分值分别为76.1、40.1、33.4和26.7，排在首位的“农资涨价”后被迫增加投入的负面影响力抵消了紧随其后的“减免农业税”、“粮价高”的正面影响力，可见农资大幅涨价迫使农户增加投入，不仅减少了政府和市场带给农民种粮的好处，也削弱了农户追加实物投入的能力。从各产销区看，促使农户增加粮食生产投入的首要因素均为“农资涨价、被迫增加投入”；排在第二位的因素稍有区别，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均选择“减免农业税”，主销区农户选择“粮价高”；排在第三位的因素不同，主产区农户选择“粮食直接补贴”，平衡区选择“粮价高”，主销区选择“减免农业税”；排在第四位的因素，主产区农户选择“粮价高”，平衡区和主销区均选“粮食直接补贴”。可见，各产销区农户除了对首位影响因素感受一致外，对第二到第四位的重要因素因不同区域的具体感受程度不同，排序各有侧重。特别是平衡区农户接受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最低收购价等惠农政策激励的程度明显低于主产区和主销区，是中央政府顾不过来、地方政府缺乏能力支持的种粮群体。
三是挣钱手段与种粮预期收益。即使在粮食市场和政策好的2006年，大多数有其它赚钱能力的农户都不愿扩大粮食生产。80.1%的农户选择“除了种粮以外，还有别的挣钱方法”，只有不足20%的农户只靠种粮维持生计，说明绝大多数农户都有种粮之外的其它赚钱手段。在这些有其它赚钱方法的农户中，3/4的农户不愿意再扩大粮食生产；1/4愿意扩大粮食生产的农户，必须在粮食净收益达到以下预期值后才愿意增加粮食种植：每亩稻谷427.5元、小麦296.4元、玉米310.2元、大豆324.3元。除了种粮之外，三大产销区农户的其它挣钱手段差别大。主销区挣钱多元化的比例最高，因而扩大粮食生产积极性最低。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有种粮以外挣钱方法的比例分别为79.0%、70.1%和95.7%，这部分农户中愿意扩大粮食生产的比例分别为29.2%，34.1%和9.8%。可见，主销区由于本身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环境条件的差异，农户种粮的积极性明显低于主产区和平衡区。三大产销区愿意扩大粮食生产的农户对于粮食作物净收益预期也有明显差别。稻谷、小麦的预期净收益由低到高依次为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玉米预期净收益由低到高依次为平衡区、主产区和主销区。因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最容易调动有其它挣钱手段的主产区农户扩大稻谷和小麦生产，平衡区农户增加玉米生产。
四是种粮原因。农民的种粮行为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解决自家吃口粮是主要因素。农户种粮原因选择“家中吃口粮方便”占84.1%；“习惯种粮”占42.7%；“田地最适合种粮、不适合种别的作物”占36.4%；“外出打工难，在家没别的事可干，只好种粮”占29.5%；16.2%的农户认为与经济作物相比，“粮食易种、易卖、易储、好转化”；还有11.9%的农户是因为“别人种粮我也种粮”；8.0%的农户选择“其它”因素。可见，因种粮比较效益低，几乎没有农户为了赚钱去种粮。农户之所以还种粮，是因为保障自家粮食安全和保持种粮习惯的传统耕作文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种粮比较效益低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冲击，农耕文化传统客观上保护了目前的农户粮食生产能力。虽然粮食生产又累又苦，产量具有不可预期性，而且上市场购买粮食也很方便，但是绝大多数农户仍然坚持自己生产口粮，觉得自己种口粮更加安全保险。农户这种自吃自种的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益于国家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但是，农耕文化传统以自给自足为主，对商品粮贡献不大。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逐渐转为市民，承载传统农耕文化的中老年农民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退出粮食生产领域，未来维持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将由政府支持的高比较效益逐渐填补传统农耕文化萎缩的空白。主产区与平衡区农户种粮原因基本一致，但两地农户均与主销区农户种粮原因差别很大。主销区农户选择吃口粮的比例（79.1%）分别低于主产区和平衡区7.5%和9.2%，说明主销区农户比其它地区农户的口粮市场化程度高；主销区农户选择习惯种粮的比例（31.7%）分别低于主产区和平衡区35.3%和23.4%，说明市场化程度高的主销区农户比其它地区农户承载的习惯种粮的传统农耕文化少；主销区农户选择其它原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反映了主销区农户种粮比其它地区有更多的其它特定用途。
（3）土地转包行为与种粮
2004年或2005年之前，只有少数农户转包过土地。转包土地的农户只占13.9%（85户），说明即使种地比较效益低，农民依然习惯自家种地，转包土地的农户有限，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形成。主产区与平衡区农户转包土地情况一致，但两地农户均与主销区农户转包土地情况差别大。主销区22.3%的农户转包土地，分别超过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户87.4%和108.4%，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户种地之外的就业机会越多，农民的恋地情节越弱，流转土地的农户越多，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越快。
2004年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减免农业税费和实施农业补贴的政策力度，调动了不少农户的种地积极性。转包土地的农户要回土地的占44.2%，其中要回一部分土地的占34.2%，全部要回土地的占65.8%，表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力度较大，调动了近半数转包土地农户的种地积极性。除了主产区与主销区农户要回土地的情况差别大之外，其它地区之间农户要回土地的情况没有明显区别。主产区农户要回土地的比例高达58.8%，比平衡区和主销区农户分别高出30.7%和109.3%，特别是主产区要回一部分土地的农户比例高出主销区农户8.5倍，说明产粮越多、人均耕地越多的地区，受到减免和补贴政策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要回土地的动力越足。在38位要回土地的农户中，种植谷物的农户超过3/4，种植粮食（含大豆）的农户高达84.2%，种植蔬菜瓜果和其它作物的农户分别只有5.3%和10.5%，说明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回的土地基本用于粮食生产。要回的土地上种植最多的粮食品种为稻谷（47.4%），其次为小麦（18.4%）、玉米（10.5%）和大豆（7.9%），表明要回的土地主要增加口粮生产。
减免农业税和粮食直补是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最主要的两项政策措施。影响农户要回转包土地的最重要因素为“减免农业税”，重要程度分值为45分；其次为“自己种可得粮食直补”，分值为34分；还有“其它”、“多打粮食”和“粮价高”、“出外打工不如种粮”等重要因素促使农户要回土地。影响各产销区农户收回转包土地行为因素的重要程度各有差异。影响主产区农户要回土地的前四位重要因素依次为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粮价高和多打粮食，表明主产区农户主要为了生产粮食而要回土地。影响平衡区农户要回土地的前四位重要因素依次为打工不如种粮、免税后种经济作物、减免农业税和粮价高，表明平衡区农户主要受减免农业税的激励要回土地种粮或经济作物。影响主销区农户要回土地的最主要因素为其它，而减免农业税、多打粮和粮食直补等影响很弱，表明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对主销区农户要回土地没有明显作用。
（五）农户粮食生产能力主要构成要素的影响力测度
农户粮食生产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内在因果关系相当复杂。有些因素只能进行定性的理论分析，还有部分因素虽然理论上适合计量分析，但在回归时并不显著又被剔除，提供的计量模型只保留影响显著的主要解释变量。运用SPSS软件对反映2005年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610位农户横截面数据逐步回归，得出如下模型：
LnY=7.507+0.718lnX1-0.130lnX2+0.122X3+0.06659X4+0.08209X5（12-1）
t=（18.839）（23.197）（-3.000）（3.476）（2.171）（2.132）
p值=（0.000）（0.000）（0.003）（0.001）（0.030）（0.033）
R2=0.537F=140.243D。W=1.210
式中：Y为农户粮食产量（公斤）；X1为耕地面积（亩）；X2为家庭年纯收入（元）；X3为拥有农机数量（台）；X4为粮田劳动力（个）；X5为采用的新技术（项）。P值中的0.000表示数值太小。
模型（12-1）的各项参数显示，该模型基本可用，选中的5个变量能够解释近54%的农户粮食生产能力。从理论上应该考虑农户教育水平、年龄、受灾程度等变量，但在逐步回归时被剔除，导致模型解释力有待提高。回归结果表明，农户粮食生产能力（以粮食产量反映）与农户的耕地面积、拥有的农机、粮田使用的劳动力、种粮采用的新技术正相关，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负相关，这与一般农户行为理论和实际经验相符。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耕地面积每增加1%，其粮食生产能力提高0.72%；收入水平每增加1%，粮食生产能力下降0.13%；每增加1台农机，粮食生产能力提高0.12%；每增加1个粮田劳动力，粮食生产能力提高0.07%；每增加使用1项新技术，粮食生产能力提高0.08%。由此可知，为了提高农户的粮食生产能力，需要扩大农户耕地规模，增添农机装备，增加粮田劳动力，采用新技术，重点调动中低收入农户的种粮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