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政府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是为了实现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社会成员利益和需要只有全体社会成员才有最终决定权，这就是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社会活动规则的原因。但是，政治民主所建立的一套管理体制，是由法律、制度、组织、人员等具体的要素组成的，特别是为了实现民主的目标而建立政府机构，执行具体的国家管理职能。政府在管理活动中，也即执行政治决策的活动中，效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和管理目标。
从政治无非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这一角度讲，资源配置的效率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来考察国家的起源、民主机制的运行过程、政府的规模等政治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尽管民主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目标，但民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富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活动。反过来，管理活动的效率必须是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社会效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因此，政治民主并非与效率是截然对立的，效率虽不是政治社会的根本目标，但民主与效率之间互相兼容，互相促进，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
政治民主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不管这种参与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而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一些基本的价值目标，因而，自由、平等、法治、效率等与民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些价值或是成为民主追求的目标，或是作为民主的条件包含在民主之中，在这一意义上，这些价值的实现与民主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
四、政治民主化
（一）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与动因
从１７世纪上半叶开始，政治民主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逐步展开民主化的进程。在英国革命中，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虽然不是革命的主要目标，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１９世纪初期到２0世纪２0年代是民主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美国、北欧、西欧、英国的自治领地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等逐步建立起民主政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民主政体又一次得到了一大批国家的青睐，包括一些新独立国家在内的国家选择了民主制度。２0世纪７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再一次掀起了民主化潮流，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权威主义政权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民主化运动，并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在每一次的民主化运动之后，都会出现民主化的回潮，即民主制度的倒退，或是回到传统的权威政权，或是建立起军人独裁，或者实行寡头统治，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在民主政权与权威政权之间反复徘徊的情况。许多政权虽然在结构形式上选择了民主政体，但这种结构实际上无助于实现真正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形式上的自由选举并不能掩盖政权实质上的寡头或权威主义性质。民主化进程中的这一混乱状况表明，首先，民主化并不是简单的实行一套民主制度和民主结构就足够了，关键是要获得民主的实质，民主精神、民主价值是否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尊重，民主规则是否是调节政治生活的唯一游戏规则。其次，许多国家选择了民主制度后又不得不回复到非民主体制这一事实，揭示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不考虑国情而盲目模仿别国的民主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本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遭遇坎坷曲折，换言之，民主化是有前提条件的。
一些学者尤其是结构主义者对民主化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他们从外部宏观因素出发，注重社会经济的长期性发展，注重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变化的结构因素和环境因素，认为政治体系的变化由经济发展、文化模式、阶级结构和现代化进程等因素决定，民主运动的起点必须具备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普遍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化程度、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较高的识字率等等。但是，不难看出，这些指标中有些是民主化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西欧国家几百年前开始民主化进程时，这些条件中的大多数是不具备的。结构主义学派简单地把西方发展了数百年的民主化的结果视为后民主化国家开始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后民主国家进行民主化的可能性。虽然结构主义方法的结论和观点并未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但他们对民主化需要前提条件的假设则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
着名学者萨托利认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主要不是经济条件，而是历史条件：
一是政治世俗化，二是对政治的“驯服”，前者指宗教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后者指政治不再是一种残酷的斗争，而是一种和平的事业①。萨托利所提出的民主的前提条件潜藏着更深的“适用条件”，他自己并没有发觉。这种“适用条件”是：首先，它是针对早期民主化国家的历史而进行的总结；其次，这两个条件隐含着的“前提”是——在民主化之前国家建设已经完成，民主化只是对现有的制度进行调整、转型的过程，而不是一边建立国家制度，一边进行民主化运动。因此，萨托利提出的两个先决条件对于后民主化国家而言并不适合，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家建设、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等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然而，正是因为后民主化国家在处理国家建设、民主化和经济发展关系中没有作出合理、科学的安排，导致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这也再一次证明，在进行民主改革之前，必须具备基本的前提条件。后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与早期民主化国家的前提条件有着类似之处，但也有着差别。那就是，一个国家在向民主转型之前，首先要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人民的有效控制。其次，这一国家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能力来发展经济，维持社会基本稳定。没有这两者，民主化的发生也就不可能，即使发生了，也会失去其实质上的意义。
有些后民主化国家缺乏民主化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外力帮助下走上了民主化改革的道路，建立了民主体制，仍然会面临民主巩固的艰巨任务，而国家建设的落后和国家能力的匮乏往往使脆弱的民主体制徒具形式，甚至回复到前民主体制。
具备了民主化的前提并不意味着民主化运动一定会发生，虽然从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来看，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模式在社会生产和生存斗争中为适应各种环境条件而作出的反应，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民主化的具体发生却还是有它特定的动因的。尽管每个国家在民主化的直接原因、民主化的发生时间、民主化的方式、民主运动的领导阶层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形，但争取民主目标的过程还是有着一定的共同原因。
在各种各样关于民主化动因的研究中，下列一些因素经常被纳入考虑的范围：①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大大提高，产生对民主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早期的民主化国家中，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内部因素在解释民主化原因时显得更为重要；②前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社会对政权的权威来源产生怀疑，而且这些政权的政绩不明显，甚至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倒退，引起政权向民主化转型，但民主只是其中的目标之一；③经济发展对非民主国家产生的压力。尽管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化运动，但对于权威主义国家而言，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必定使这些国家的政权陷入困境，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稳定性；④早期民主化国家的示范效应。对于后进入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来说，早期民主化国家政治变革的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给它们提供了一种示范，推动它们模仿早期民主化国家的做法实行民主运动；⑤外部势力强加而启动民主进程。少数国家的民主化的推动力不是来源于国内的某种变革力量，而是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甚至是在外部力量的扶持下建立民主政权，从而开始民主化进程，例如二战后德国、日本的民主改革；⑥政治精英阶层的战略选择。尽管社会经济因素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经济发展只是提供了民主的有利条件，政治领导才能使民主真正成为现实。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国家，民主化发生的时间、进程以及结果却迥然不同。有学者甚至认为，可以不考虑经济因素，只需研究政治转型过程中各个精英集团之间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进行的竞争、冲突、协调、合作就可以找到民主化的原因。
不管各个国家具体民主化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其差别有多大，大多数学者还是一致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一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民主运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不同国家产生民主的原因组合也不同，而且，民主化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在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运动时差异也很大。有关民主化原因的研究只能提供一些视角而不是最终的解释。
（二）政治民主化的方式与路径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转型一样，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长期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和过程。由于民主化运动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因而民主化也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方式和具体的道路，这些不同的民主化方式和道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化的结果及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中的前景。因此，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民主化方式和路径，对于即将进入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无疑是十分关键的。
有学者划分了政治民主转型的四种理想类型：一是协定，即转型是由各派精英集团经过协商而达成民主化的协定形成的；二是强加，即精英集团使用武力推翻掌权者而单方面有效地促成了政权向民主的转变；三是改革，来自社会的下层群众被动员起来，把民主的政治妥协结果施加于现政权而没有诉诸暴力；四是革命，广大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以前的统治者，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在这四种类型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混合式类型。现实中发生的政治民主转型运动，大多数是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的。
依据不同的标准，还可以有许多划分政治民主化的方式和类型。如根据领导权和持续性原则，有学者提出了渐进、决裂、斗争、和解四种民主转型的路径。亨廷顿则依谁来领导将民主化进程分为变革、置换、移转三种。但是，是否采用强制力量、精英与大众在民主化斗争中的关系如何却是研究政治转型应当考虑的重要变量，按这两种标准划分的方式也被普遍接受。
上述政治民主化的方式只是表明了一个政治体系向民主转型时所依靠的力量。当我们具体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时，就要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所走过的具体路径。处于转型中的国家选择何种道路，不仅是民主制能否出现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它还可能对最终得以巩固的民主制度的具体类型产生重大的影响。
向民主过渡的政治路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独特的轨迹。从研究的角度讲，要综合地分析政治转型，把政治转型视为符合某种规律的现象，必须进一步对现实进行抽象，通过寻找不同国家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各自特点进行比较、归纳，从而揭示政治转型全面的或部分的共性，以求为正在民主化或即将民主化的国家提供参考、比照。
西方学者从当代政治转型的现实中归纳出以下几种民主化的路径，他们以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为标准，将其划分为如下类型①。
第一大类，战争、征服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历史上有不少民主化的成功例子属于此类，尤其是欧洲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前民主力量、被征服国家内部的统一与分裂、国际势力等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导致它们在具体路径上又可以分为：
在外部力量帮助下复国后的民主建设。这类民主化是指国家在战争中一度被征服，而后又在外部力量帮助下国家重新独立并开始民主化的道路。通常，被征服国家在战争中无力整合国民，缺乏广泛的政治动员能力，也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取得国家的独立，只能借助于外部的力量。外部力量中的一些国家属于早期民主国家，它们对接受帮助的国家在独立后确立何种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的选择权，因而，在后者独立以后，它们将本国的民主体制搬到了这些国家，或帮助这些国家恢复原先的民主制度，并负责维护民主体制在这些国家的运行，如二战后的菲律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