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内部重构。同样，这也是指在借助外部力量收复被征服的国家后重新开始民主化。如果导致原政权垮台的国内因素很多，或原政权对国家的灭亡负有责任，或存在一个与原政权敌对的抵抗运动组织，再或者被占领期间已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那么，要回到原民主体系就不可能，重新民主化将需要深刻的、宪制性的重构。进一步，上述几种因素越明显，政治转型的结果将越有可能朝向内战局面发展。这一路径显然比第一条路径更具有政治不稳定性，更容易导致社会变革。在相互竞争的阶级、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基础上，更可能发生平民主义化的重大变革如国有化、平民合法地控制各类团体及拥有充分的选举权利。另一方面，内部不断斗争的结果很可能是排斥甚至镇压某些团体进入政治体系、否定这些团体的组织权利等。总体上，这类转型只能导致局部的再民主化。二战后的希腊是走民主内部重构道路的典型。１９４１年希腊被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的军队占领，国王和内阁流亡英国、埃及。在国内，抵抗力量发展迅速，成为一个自主的、享有广泛合法性的力量。希腊解放后，王党势力和保守派在英美的支持下，从１９４４-１９４９年与抵抗力量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内战，结果以抵抗力量的失败而民主未果。
外部力量监管下的民主安排。在这一转型道路中，外部民主国家帮助推翻了原来的权威主义政权，并在塑造民主政权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显然，这一路径的重大不足是民主化看上去是由外部强加的，似乎不具有像第一种路径那样的合法性。但是，外部民主力量确实拆除了原权威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制度和其他的国家机器，搬掉了政治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而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会面临这一障碍。如果权威主义政权在国内极少受到同情，则对外部强加民主的这一做法怀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大为减弱。当然，由外部强加的民主化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广度、深度将较为有限。这类民主化的典型为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日本。
第二大类，国内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政权内部发起的民主化，很少或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权威主义政权的统治阶层之所以从上至下主动发起民主化，一方面迫于外部民主力量日益壮大的形势，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权的制度权力的拥有者以此行动换取他们的长期利益得以保障。这一路径的政治转型，往往又具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和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掌权者可能改变他们最初发起的自由化决定——按罗伯特·达尔的说法，若政治体系的开放会导致容许民主的成本大于进行镇压的成本的话。其次，掌权者将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游戏规则，以确保他们即使在以后的民主政权下也享有重要的利益，其结果是产生有限的民主。再次，最明显的是，国家的安全机器将竭力维护掌权者的特权完整。从制度化权力拥有者的不同情况来看，第二大类的政治民主化又有三种不同的具体路径：
第一，文人政府或平民领袖发起的民主化进程。除非在形势逼迫下，掌权者是不会更改权力格局的。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经济、政治的要求越来越频繁，政权满足参与的渠道有限，则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趋于削弱，掌权者将越有可能被迫实行有竞争的选举，自由化、民主化之路由此打开。在这一转型路径中，国家机器的调整是由文职人员或平民化的领袖所领导。如果反对派的民主化力量与政府在向民主过渡时密切合作，则民主化的进程将稳步进行。然而，即使最初的转型成功，权威主义政权下的部分国家机器在首次民主选举后仍会得到保留，且极有可能通过民主程序推行一些对社会实行更为严格控制的政策。这类转型后的民主政权十分脆弱，前权威主义的官僚机器或武装力量一旦认为自己利益受损而发起政变，则转型极易失败，民主进程将出现多次反复。早期民主化国家大多选择了这一类型的民主化道路。
第二，军政府发起的民主化。这一类型民主化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军政府的领袖。需指出的是，如果军队退出政治舞台有损于军事集团的利益，或社会力量对终结权威主义统治的要求并不强烈，那么民主化的道路将不会稳定。
由于军事集团的阻力，向文职政府移交权力将十分困难。尽管军政府有可能主动发起民主化的进程，但如果缺乏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跨越民主这一道门槛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军政府发起后取得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极少。
韩国的转型属于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三，军事集团领导的民主化。在这一类型中，权威主义政权的终结源于军事集团的因素。如果军事集团为寻求保护其团体的根本利益而求助于民主道路，则这股力量将变成结束权威主义统治的巨大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当军事集团发现权威主义政府（不管是文职政府还是军政权）推行一些不利于军事集团的政策或陷入政治危机时，军事集团就有可能走上政治的前台，以求维护自己的利益或克服危机。一旦他们的主要利益得以确保，或政治危机趋于和缓，军事集团通常将权力交还给社会，回到兵营。１９７３年希腊、１９７４年葡萄牙两国的权威主义统治的终结中，军事集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最后一个大类，政治反对派力量在终结权威主义政权、设定民主的框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根据反对派的组成及采取的不同策略，又可以具体分为：
第一，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终结权威主义的统治。从理论上，这一路径的转型是由基层社会组织、团体的广泛而分散的抗议活动、罢工以及社会对政府支持的减弱而引起的。现实是，这类转型与其说导致了民主化，还不如说导致了政权变革。通常情况下，在一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由社会压力引发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崩溃，其结果不是产生一个民主政权，而是要么出现另一个权威主义政权，要么出现一个由军事集团暂时掌权的看守政府，许诺在不久的将来进行自由选举。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由社会力量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实际上无力实现民主的目标，而仅仅是民主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
第二，党派协定。在这一类型中，各反对派达成一个广泛的协定，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团结起来推翻权威主义政权，并为创建一个向所有在野力量开放的民主政权奠定基础。达成广泛的协定，一方面可以腐蚀权威主义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为将来民主政权结构内部的权力分享、政治联合设定基本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协定一旦订立，并不意味着就此按部就班地实施了。协定经常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当出现了协定中未包括的新的政治集团时，就需要重新订立协约。这类典型为智利、乌拉圭的民主转型。
第三，倾向民主的党派领导下发生的暴力过渡。反权威主义统治的暴力运动是由一个政党来领导和组织的、该政党为政治转型提供持续的政治指导、推动转型的核心力量坚信民主目标、运动的政治联盟成员的大多数是民主力量等。与前面一类路径相比，由一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走得更远，它不会发生内部权力分享、制肘的局面。一旦推翻权威主义政权，则在重构政治体系方面更为彻底。哥斯达黎加走的是这一路径。
纵观近现代历史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尽管呈现众多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不难发现，其中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尽管各个国家的历史起点不同，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在传统社会或权威主义体制这一类似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次，成功的民主化转型必然是以整个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层变化为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上层的变动或某些具体制度的调整，它通常涉及宪法的重新制定或修改、国家制度的重大创新。再次，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进程是以国内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为基础的，而不纯粹是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毋宁说，民主化是新旧体制自然交替的结果。
（三）民主的巩固及其前景
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政权、家族集团或一党制政权等权威主义统治纷纷垮台，建立起西方式的自由选举、群党角逐的民主体制时，这仅仅预示着它们民主化道路的一个开端。政治转型绝不意味着民主变革就此完成，相反，一场更为艰辛的持久的巩固民主的进程刚刚开始。许多学者把政治民主化转型分为自由化和民主化两个过程，或分为建立民主政府和巩固民主制度两个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转型后的民主命运难以预测、前途未卜。一些民主政权尚未诞生就失败了，另一些民主政权则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遭受到侵蚀和破坏。即使对于已经经历了数百年民主历程的国家而言，民主的进程仍在继续。因为，形式、制度的民主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实质上的民主程度。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社会的民主都不可能是静止的，民主一直在变化，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况。
通常所理解的民主的巩固，主要是指民主制度的巩固。林茨和斯蒂潘认为，巩固的民主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①行为上，当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或制度的行动者不再使用重要资源，通过创建非民主政体或分裂国家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时，民主制度就得到了巩固；②态度上，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或对现政府怀有极大不满时，公共舆论仍相信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是管理公共生活的最适宜方法，反体制的方案几乎得不到支持，民主政体也就得到了巩固；③宪法上，各种政府或非政府的力量同样服从于、并习惯于在经过民主过程所产生的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活动的时候，民主制度得到了巩固①。很显然，当我们承认一个政体成为巩固了的民主政体时，并不否认该政体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民主历史和民主文化并不十分深入的社会中。
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发生与发展，一方面，是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的持续分化、社会阶层的兴起、社会力量不断壮大的结果，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与社会集团力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变的结果，也是权威主义政权在面临社会内部或外部压力不断作出让步和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民主化这一大趋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的结果。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社会发育的程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加上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动，政治转型的具体进程与结果也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大致可以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当国内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了一个堪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育也较为成熟，基本上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和平、制度化的方式解决，权威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过渡是大势所趋，则这种类型的政治转型较为成功，转型后的民主体制可以维持并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促使社会政治秩序一体化。该民主政府也因其合法性的获得而执政稳定有效。只有当一个公平选举的政府及立法机关的权威得以确立，大多数政治行为者与公众普遍希望民主政权一直延续下去时，民主政权的巩固才算完成。
第二种，当国家的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但市场经济尚未纳入有序竞争的制度化轨道，国内各种阶级、集团势力并存，新兴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力量尚未主导社会，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改革的进程中。此时，一旦发生权威主义体制向多元民主体制的转型，则往往会出现两种不确定的结果。如果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顺利，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社会参与得以疏通，且原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被根本削弱，那么，政治转型后脆弱的民主体制将伴随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多元化的深入而逐步得以稳固。反之，转型后的社会经济生活没有从此好转，新体制面临一大堆经济难题如债务危机、通货膨胀恶化、贫困与失业问题严重等，人民对民主体制的经济改善功能期望落空，对新政权的信任减弱时，向权威主义体制复归便极有可能变得现实起来，民主的目标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三种，少数国家在经历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时，国内经济比较落后，市民社会的力量十分弱小，尤其是客观上外部力量或国际民主潮流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则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缺乏应有的基础和动力，其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得以持续和巩固。相反，不成熟的民主体制更可能加剧经济条件的恶化，使社会矛盾、冲突变得尖锐而不可调解。这种现象在一些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中较为普遍。
在当代经历和即将经历政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中，民主化道路形形色色，但多数国家和地区还是在不利的客观条件下逐渐过渡到民主制度。当然，这些民主制度是相对脆弱的，甚至是残缺不全和不稳定的，尤其是当民主制度对经济并非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无法保证普遍生活质量的提高时，更有可能使民主化的进程发生暂时的回潮。但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终将不可阻抑。
思考题
１什么是政治民主？
２政治民主在政治生活中有哪些功能？
３政治民主有哪些重要类型？
４在政治民主制度下，自由与平等是否存在冲突？
５如何看待政治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６政治民主化的动因是什么？
７衡量政治民主制度巩固的依据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