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信往来看王国维最后十年日常生活
刹那与永恒的困惑
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王国维对叔本华的一生有这样评价：“更有可注意者，叔氏一生之生活是也。彼生于富豪之家，虽中更衰落，尚得维持其索居之生活。彼送其一生于哲学之考察，虽一为大学讲师，然未几即罢，又非以著述为生活者也，故其著书之数，于近世哲学家中为最少，然书之价值之贵重有如彼者乎？”据王氏此言，我们在研究学者之治学及学说时，也不能忽视其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也因此，本章以评述王国维的日常生活为基本内容，试图以此发现其深邃的内心世界。
我们所关注的，首先是王国维投水自杀的原因，以及这个念头萌生于他头脑之中的时间。对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目前较被认可的说法有罗振玉之“殉清说”、陈寅恪之“殉文化信念说”、郭沫若之“罗振玉逼债说”和“性格悲剧说”等。然而，王国维之死带给我们的沉思并不仅仅停留于此。王国维实属于理智极强智慧极高之人，他的自杀应当不是纯粹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王国维的自杀如果不发生于1927年6月2日，也必定发生于另一个时间，因为他对自杀之事早已做出决定。而其生平中所经历和听闻他人之死亡事，也必然对其有着诸多暗示作用。
与鲁迅、钱玄同等人不同，王国维现存日记很少，所以其生平之情况大多只能通过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来了解。在现存王国维书信中，他与罗振玉往来的书信最多也最有研究价值。第一封值得关注的信，是王国维1916年12月20日致罗振玉函，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明年拟作《说文古文考》，此书恐须百页方能了之。黄件中，其周之恒画大士像，有曹倦圃书《心经》并一长跋。跋中纪其受流贼拷掠昏绝中状态，谓一生所读之书、所历之境、所作之事，皆现于一刹那中，此与西洋心理学家言人溺水垂死时情状略同，此跋甚有味也。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
写此信之时，王国维撰写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已始脱稿并将编入《观堂集林》中。而这期间罗振玉远在日本，王国维在与其通信中除了讨论学问和时局状况外，还有替罗振玉物色书画文物内容。此信中提及书画是王国维在前清旧家黄再同遗孀出售的书画中发现的，王国维一时兴奋，遂致信罗氏。这篇跋文出自清初文人曹倦圃（1613—1685），据考证，曹氏曾被李自成部下严刑拷掠，才在此文中描述了他被拷掠后绝望的心理状况。而王国维一句“此跋甚有味也”的感叹以及“溺水垂死”一语，让人不禁联想到十年后王氏自沉昆明湖的情状。
通常王国维极少在书信中探究宗教经义，而这篇《心经》跋文却被王氏在书信中特意提及，实在不能不说毫无原因。王氏的清华弟子、著名学者浦江清在《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开篇第一卷即评介了王静安（王国维）先生之自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可见，王国维在其生命中最后十年间当与友人或弟子讲述过这篇跋文，也曾有试图探疑的想法。
不过罗振玉回复此信时，却没有关于这篇跋文的任何回应。1916年12月21日，罗氏回复王氏两函，第一函开始便提及黄画一事，罗的回应是：“黄画事，私意必售，惟东币改算中币，不知价落几许。”另外，罗氏又提起“此间近红叶大佳”“恨不获与先生同赏也”，可谓兴致大好。但两函中均未有回应溺死前一刹那之感的内容，这与王国维的“甚有味也”大相径庭，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人的性格境界实在有所不同。
其实，比此信更早一些，即1916年2月9日，王国维在由日本返回上海途中，其船上就有一人跳海自杀。此事给王国维刺激极大，以致他在《丙辰日记》中特意记录此事：早十时起船已至平户岛。十时余将入长崎口。船内三等客中有一人蹈海自尽。闻其人年二十余，浪费主人千余金，因谋自杀。昨日作遗书数通，旁人知其事，因监视之，竟以小疏脱身投海。船因停驶，下舢板寻觅，卒不可得。转引自虞坤林编：《王国维在一九一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
这里之所以要提及王国维书信以及日记中所记录的这两件自杀事，并不是因为王国维一生仅仅对这两件死亡事有深刻印象——其长子之死显然对他刺激更大，而是因为他所记的这两事均为投水自杀。其次，重要的还在于王国维不仅将这两件事记录下来，而且还愿意和好友及弟子分享，这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的困惑以及对自己如此迷恋这样事件的担心或者说——恐惧。
当然他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想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散去或者看淡此类想法，这才是他欲与他人分享此类事件的原因。可惜，他的诉求没有得到认真的回应，于是这种念头继续潜藏其内心深处，直至他最后的纵身一跳。
自然，对于通过治学或者学术的转向获得心灵的解脱，王国维一直没有放弃。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曾坦言：“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王氏青年致力于哲学，中年青睐文学，而晚年又转向经史之考证学，从如此曲折的求学之路不难看出，王氏是个理智与感情都极高之人，一直探求最适合自己调试又最能解决内心困惑的学术领域。浦江清曾有言：“人之禀赋，有极强之理智，必有极强之感情；有极强之感情必有极强之理智。有其一而不备其二者，则必非真理智真感情。”
王国维感情之浓烈全然倾注于文学诗词及相关研究之中，至《人间词话》达到高峰；理智之深邃则表现于其对西方哲学的阐释和对甲骨金文、敦煌文字等的考据之中。可以说，在王国维的一生中理智与感情相互促进，而非此消彼长。
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曾谈及意志论问题，他认为意志样式有两种：“一种是生命冲动的意志，它规定了人的日常生活旨趣；另一种是精神的意志，它阻止生命冲动的盲目力量。”而这两种样式则分别指向感情与理智。人的生命有机体必然包含“身体”与“心灵”这两个部分，而感情与理智则同样散布于此二者中。以此来看，王国维属于感情与理智都“极强”之人，在导致其自杀的诸种原因之中，恐怕同时触动感情与理智者当源于其生活中的日积月累，而王氏与友人的书信就是我们洞察其日常生活状况以及情感变化最真实的资料。
现存的王国维书信主要集中于《王国维全集？书信》和《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最后十年的日常生活（包括其日常人际交往、他与家人的身体素质状况、家庭经济收支等情况）颇为复杂，很多事件都表明，他最后走向自杀绝非偶然。舍勒在《论悲剧性现象》中曾着重分析了自杀这一现象。他认为自杀的发生要基于三个条件：在生存时间中发生的个体性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生存的价值关系之中；随之，在生存的价值关系中，某一个体性事件导致某一价值的必然性毁灭时，悲剧性现象就出现了。同上，第30页。王国维的悲剧既有其殉文化信念的一面，又有其日常世俗性的一面，日积月累的量变最终导致了自杀这一具有历史性的质变的发生。
通常书信记录的是至少两人之间的言语，它是一种对话，是并非一个人支配的对话，是“在创造一种公共的语言”（伽达默尔语）。但私人信件也可以有很多极具私人性的内容，并且书信大都有确切的写信与收信日期，绝大多数真实性程度还是值得信任的。有鉴于此，在王国维基本上没有日记的情况下，书信可以说是他日常生活的记录。根据《王国维全集？书信》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笔者发现他写于1916年的信件最多，有90封，而这一年（民国五年丙辰）正是王国维40岁之年。王国维30岁之前致力于哲学，30岁之后则转向文学，于晚年（略相当于不惑之年）专于经史之考证学，而1916年之后十年便是王国维人生最后十年。
那么，这十年间究竟是哪些日常生活事件影响或者促成他最后走向了自杀呢？
1916年至1917年王国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甚至到了每三四日一书信的程度。此时罗振玉主要活动于日本，而王国维则在上海。根据他们回信的时间和当时邮政投递的速度可以推断，当时他们常常是一收到对方来信就立刻回复并尽快寄出的。
王国维写于1917年3月期间的几封信件记录了他的一项比较重要的行程，即他接待他和罗振玉的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及高桥、稻叶、富冈谦藏等来上海的情况。3月17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王国维致函刘翰怡：旧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虎次郎，顷以调查学术至沪，与其弟子议员高桥君及稻叶君俱，内藤君系日本汉学大家，稻叶君亦专门研究本朝史事者，久仰收藏之富，欲一观插架，拟于明日午后三、四时奉诣，乞为介绍。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三日后即3月20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他又致函徐乃昌：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撝（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一观。待一切安排妥当，王国维3月23日（闰月朔月）致函罗振玉：富冈君到后因语言不便，将一切介绍事尽由维办理，已与之同访乙老及艺风，昨日并观徐积馀藏镜及铜器。此前，3月10日罗振玉曾致函王国维：富冈不日赴沪，将访公。弟意似宜以酒食答之，主客各一人可耳。前请公绍介诸人，弟已各致小物，以尊名赠之矣。罗氏信中嘱咐王氏“宜以酒食答之”，而且只需要“主客各一人”即可看出他们与日本友人之间绝非泛泛之交。再者，在3月28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信中曾有一言：“君撝到沪晤乙老，归来又增骂东儒之材料矣。”信末有罗氏后人罗继祖按语：“富冈君撝恨不为中国人而甚鄙视其本国人，故公札云‘归来又增骂东儒之材料’。”富冈宁做中国人也不做日本人，如此可知富冈对中国感情之深非同寻常。
好友来访，王国维自然高兴，但内心深处也会有些委屈，这委屈不为其他，应该是来自罗振玉“过于”周到细致的安排。原来，考虑到王国维经济收入较差，罗振玉事先已经为日本友人准备好礼物，且是以王国维的名义赠送——“弟已各致小物，以尊名赠之矣。”按理富冈、内藤来沪，作为东道主赠之小礼理所当然，这一点罗振玉考虑得十分周全。但在王国维看来，赠送的礼物却是他人舍予之物，其内心恐怕是不舒服的，其自尊心的受到伤害可以想见。更关键的是，王国维的这种委屈还不可以表露出来：罗振玉毕竟是为自己考虑呢！
事实上，从王国维当年在上海受到罗振玉赏识开始，他除了学术上受到罗振玉帮助外，经济上也一直依靠罗氏，因为他自己治学也好，做其他事也好，其经济收入是无法支持家庭的。如他1913年初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润笔每千字三元，共五万余字，不过得二百元”。当然，王国维并不在乎生活水平要多高，他对罗氏也始终心怀感激。然而他自觉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这“理想”一旦掉入社会之现实生活中时，往往就造成文人的一种“自卑感”。王国维此时已是不惑之年，却依然要接受罗振玉的经济帮助，内心的坎坷与复杂可想而知。
“志学以来，十有馀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王国维在1907年所作《自序》中坦言其自小身体素质的不堪对其治学的影响。依王国维自述之生辰八字（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来看，他生于清德宗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即1877年12月3日。然而两岁多时生母病逝，缺乏母爱的王国维从此排遣不去对母爱的渴望，也在他内心埋下抹不去的忧郁种子。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而一个人忧郁成性，则他的所有记忆都会带有忧郁的色彩。“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也只有夜深人静时，他的忧郁之情才能够被自然地遣散出来。再加上王国维家境清贫，“体素羸弱”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在1906年所作《原命》一文中论述道：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在于现在，必存在于过去；不存在于意识，必存在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