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太炎与胡适对王国维的不同评价中，我们也可看出一味看重门派之争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章太炎和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不相上下，但章氏因早年参与革命，名声自然大于王国维，至于胡适之学术，则一直就受到章太炎的轻视。“整理国故”运动开始后，这一本为胡适和章门弟子联合提倡的运动，很快因双方见解不一出现分歧，门户之见是其内在原因，也因此胡适、傅斯年等开始有意扬王抑章。如傅斯年于1928年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公开批评章太炎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这里说的“新材料”，就是当时发现不久的甲骨文。傅斯年对章太炎报以轻视，却大力赞美王国维，特别是对其善于利用新出土之新材料，利用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傅斯年给予极高的评价：“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章太炎，众所周知他对甲骨文表示怀疑，由此对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评。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晚年对胡适及其疑古派主将顾颉刚颇为不满，与王国维趋于一致，似乎表明他对甲骨文的态度有所改变。其实从根本上看，在胡适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之间，章太炎自然更看重王国维，认为后者的研究才是真学问。而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针对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他们疑古太过，也可以视为是对章太炎之学说的暗暗呼应。1933年3月15日，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演讲《历史之重要》，批驳胡适等人学说，认为“讲西洋科学，尚有一定之规范，决不能故为荒谬之说。其足以乱中国者，乃在讲哲学讲史学，而恣为新奇之议论”。并直斥疑古派为“魔道”：“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与胡适相比，王国维对材料的重视似乎超过对方法的重视，他所使用的方法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是20世纪“发现之学”（黄侃语）兴盛的根基所在。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被学术界承认，也就在事实上证明“古史辨”派确实有过分疑古的弊病。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胡适一派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长期占据文坛的支配地位，其所受杜威之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在白话诗发展过程中，因过于追求通俗和实用而导致诗性的淡化，以及语言的粗鄙化和形式的过度自由化。而中国现代整个文学变革进程中体现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除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外，也与胡适等人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利用有关，对此“学衡”派和陈寅恪等人早在五四时期就有深刻的预见和批判。可惜他们的意见一方面没有进入当时国内文化学术界的关注范围，另一方面即便在“五四”之后，也由于被简单地视为门派之争，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三次“谢本师”风波看现代文人之门派传承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曾发生过三次有名的“谢本师”，即章太炎“谢”俞樾，周作人“谢”章太炎以及沈启无“谢”周作人。由于这三次恰恰发生于以俞樾为太师爷的同一门派内部，而格外引人注目，几代人之间的“冤冤相报”在当时都曾成为文坛大事。中国文化传统特别讲究“师道尊严”，所以声明“谢本师”，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谢”是“辞谢”、“谢绝”，“本师”是指正式投拜的师尊，有别于一般说的老师。关于这三次“谢本师”，民国文人张慧剑写有《三〈谢本师〉》一文：章太炎初为俞曲园弟子，后既向心革命，对学术之认识亦一变，遂作《谢本师》之文，否认此一重师弟关系，文载《章氏文钞》中，谲丽可诵。
周树人、作人旅东京时，从太炎学古文，崇拜先生甚至，作人以古文译欧人名作甚多，即系受太炎之影响，后虽参加陈（独秀）、胡（适之）文学革命之壁营，渐与其师异趣，然师生之谊未绝也。迨太炎依附孙传芳，投壶复古，作人乃仿太炎谢俞氏之例，亦作《谢本师》文，载《语丝》周刊，大诋太炎。
抗战发动以后，北平群鬼幢幢，作人亦被累于日妇，不能自襮其清白，舆论甚不恕之，于是北大某生尝从作人习文艺者，亦作《谢本师》之文，以作人施于太炎者施之作人焉。
四十年间，读此师生三代之《谢本师》文，佛说“不可说”“不可说”，吾惟深叹中国文人之脆薄易折而已。
对于这三次“谢本师”学界早有各种评论，在此只想引出一个话题，那就是在当代中国文学逐渐被边缘化、被市场化，在当代中国文学急切呼唤大师出现的今天，强调文坛呈现一个健康、生动和富有活力的门派传承局面是很有必要的。文学的发展繁荣既需要创新，也需要传承，任何文学大师的诞生都离不开对前人文学成就的吸收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很多文学新人一味标榜自己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创新性和独创性，以为单凭自己的想象力就可以创作出杰作，这在某些网络文学的创作中尤为突出。很多刚刚开始从事网络文学创作者以此作为拒绝学习前人的理由，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殊不知真正的创新并非如此简单，很多人自以为是的所谓“创新”，其实不过是对前人成果的改头换面而已。另一方面，以往我们对模仿的理解也有偏颇，否定的一面过多。其实，真正能够模仿好并不容易。从文学的历时性角度看，模仿就是对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而好的模仿难度不下于创新，或者可能就是一种创新。陈寅恪当年在研究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歌时就曾指出：“故微之之拟古，实创新也。意实创新而形则袭古，以视新题乐府之形实俱为一致，体裁较为简单者，似更难作。”
文学传承不仅需要有名师更需要有高徒，二者不可或缺。文人之师生关系，究其本质，今日之老师，无非昨日之弟子也；今日之弟子，则明日之老师也。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学史上弟子成就超过老师者也屡见不鲜。师生之角色本就是这样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任何为师者，其身份都带有“来自过去”的印迹，而这个“过去”其实又带有更早的“过去”的印迹，文化传统因此得以延续。作为弟子，也必然带有“走向明天”的因子，因为他们的希望在于拥有未来，而他们的弟子又必然拥有更遥远的未来，他们是中国文学走向辉煌之真正的希望所在。于是，文学的师承关系，在历时层面体现为比较明晰的代代相传状况，而在共时层面则体现为过去与未来在现在、在当下的碰撞与交融。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有首先解决好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才能获得繁荣。
在今天，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就是师承与同门关系日渐淡薄和异化，具体表现为：文学创作上无流派，学术研究上无学派。一方面是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缺失，师生关系日益功利化和淡化；另一方面是同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变成为生存、为争夺所谓的学术制高点和话语权的明争暗斗。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强调对健康师承、同门关系的关注，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陈寅恪早就指出：“凡学问上之大争端，无世无之。邪正之分，表里粗精短长之辨，初无或殊。中国程朱、陆王之争，非仅门户之见，实关系重要。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陆、王者，正即西国Sophists，Stoics，Berkeley，以及今Bergson皆是也。一则教人磨砺修勤，而裨益久远；一则顺水推舟，纵性偷懒，而群俗常喜之。”姑且不论陈寅恪对程朱陆王的评价是否正确，单他认为门派与学派之争还是利大于弊这一点，应该还是有道理的。自然，门派与流派、学派紧密关联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健康发展的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而不是基于小团体利益、党同伐异的门派。从促进文学繁荣角度说，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中，如果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必然需要出现更多的流派和学派，需要更多具有鲜明风格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进程中的师承与同门关系，确实很有必要。
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大众文化的迅速繁荣，纯文学已经日渐“边缘化”，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纯文学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打击，健康而有影响的文学流派更是近于绝迹。为此更有必要强调建设新型师承与同门关系，以抵抗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至于如何建设新型的门派传承关系，笔者以为可以从“老师”和“弟子”两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是“为师者”的态度，对此不妨看看一向被视为青年导师的鲁迅与胡适的看法。1925年5月11日，鲁迅作《导师》一文，后发在5月15日的《莽原》周刊第四期。一般认为，此文是针对胡适等有“导师”癖好者而写的，讽刺意味甚为明显。鲁迅指出：“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不过，鲁迅虽然对胡适冷嘲热讽，但实际上他自己也“好为人师”，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至于胡适，则不仅不拒绝做青年的导师，还自认为是一种责任。胡适晚年最引以为豪的就是罗尔纲所写的《师门五年记》，以至他常常把此书作为送给朋友的最佳礼物。其实胡适愿意做导师的想法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已出现，1914年夏天，一美国友人问胡适对美国传教士的看法，胡适回答说：“吾前此颇反对此举，以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英文所谓Proselyting者是也。年来颇觉传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事淑世也，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胡适知道自己治学好博而难专精，却并不因此否定自己可以为师——“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其所以如此，“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自己还没有毕业，居然就准备着要做导师，这也就不奇怪胡适回国后，为什么会以青年导师自居，并决定“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最后一批文化大师的离去，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面临着求名师而不能的尴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还是需要胡适的“好为人师”，而且这样的老师越多越好。
其次，就“弟子”而言，如何继承师说又同时坚持真理，如何维系与同门的关系而不用担心在文学观和学术观方面开展的争论会伤害到其利益，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西哲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可以将此作为判定师生之间、同门之间发生论争时的是非标准。虽然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判定十分困难，如当年发生在章氏门人之间的三次“谢本师”事件。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在解决此类问题时不能带有狭隘的帮派意识和营私的企图。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对师承与同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发展规律，因势利导，促进不同文人群体之间和同一群体内部同门之间的良性竞争，就有可能可以促进不同风格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在今天，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广泛应用，文人之间出现了借助电子信息交往的新形式。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和短信的使用等取代了传统的书信和电话往来，并直接导致文人面对面交往机会的减少。这些变化对文人之日常生活和门派传承产生了怎样具体深刻的影响，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的研究。
不过研究师承和同门关系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通过它来促进对中外文学遗产继承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恢复和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的“学统”和“道统”，恢复和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从而重塑中国当代文人的文学观和价值观。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学统，在西方，虽说是希腊精神的传统，虽说是源远流长，然从文化生命之发展方面说，究非西方所可独占。一切学术文化，从文化生命发展方面说，都是心灵的表现，心灵之创造。学统之成是心灵之智用之转为知性形态以成系统的知识（此即学之为学）所发展成。自知性形态以成系统知识言，这是无国界，无颜色的。故科学就其成为科学言，是无国界无颜色的。这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应视为固有的本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