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在介绍当时有关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人物时，第一个提到的是内藤湖南，第二个就是陈寅恪，并坦承该卷书的编写受陈氏影响极大。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笔者以为，陈寅恪和内藤湖南不仅在一些重要学术见解上有极为相似的看法，而且在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上也很类似，例如他们都对《通典》等特别重视。内藤湖南的《支那史学史》1947年出版，其中就对《通典》一书特别肯定，他将《通典》《文献通考》《史通》和《文史通义》作为建构中国史学的基础，对此似乎可以与陈寅恪的相关观点比较。如陈氏曾云：“唐代诸封建文，取通典及柳文合观可知其大概。”参见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又该书第96页等也有对通典的高度评价，陈氏在他处亦有类似评价。内藤湖南1912年出版了《清朝衰亡论》，很有预见性地分析了清朝必然灭亡的原因，对此可以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比较。笔者曾经撰有《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但没有就此展开讨论，是一失误。1978年，剑桥版《剑桥中国史（第十卷晚清卷）》上卷出版，1980年，下卷出版，这是代表美国汉学界特别是费正清学派观点的清代通史著作，也可以将之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及有关论著诗词等进行比较。
此外，当代学者刘正认为：“日本汉学家的隋唐史研究，大多以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蓝本，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陈寅恪先生以婚姻关系来研究李唐政治集团的观点、陈寅恪先生的隋唐政治制度渊源论等，都是国际汉学界进行隋唐史研究的定论。”。日本20世纪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受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影响很大，而陈寅恪对该书极为不满，曾数次撰文给予批判，并以考试出对对子的行动予以纠正。这不仅说明陈氏的语言观较之当时中国语言学界有很大不同，而且也反映出陈寅恪对当时国际汉学界在研究汉语时一些方法和见解的异议。
从整体上看，在陈寅恪早年所写《与妹书》中，已可看出他深受当时西方汉学界研究方法影响，特别注意从语言研究入手进入学术前沿：“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不过这并非陈氏目的：“然此非我所注意也。”之后陈氏明言所关注者一是历史一是佛教，语言研究在陈氏看来不过是研究中西文化异同的手段或方法，此为陈氏过人之处。这可以视为陈寅恪所受西方汉学界影响之第一层次。至1930年代在论述“对对子”问题时，陈氏已把语言问题上升为中西文化差异问题，将语言研究提高到理解民族精神内核的高度，眼界早已超出当时语言学界认识，其旨意怕已是要去发现中西文化之共同本质。陈寅恪所受西方汉学影响之第二层次，某种意义上看，恰恰促使其放弃了当时西方汉学界的研究热点，转而研究中古历史文学，其时间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个中缘由，按照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则既有他回国后与西方汉学界联系不够，无法保证其研究与当时汉学界一流成果同步的原因，也与当时国际汉学界权威如伯希和等人对其研究成果评价不高有关，对此今人桑兵之评述较为全面。至于研究资料匮乏，笔者以为当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与此相关者，则是前面提及的他对当时国内学术界研究状况之总结，以及对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呼唤，其立论出发点显然还是建立在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原则之上。而陈寅恪所受西方汉学界影响之第三层次，则是在其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动荡之后，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对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西文化大交流进程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做出的种种尝试必须给予深入的检讨，对一切外来文化影响（包括西方汉学家之研究）必须认真审视，并由此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对陈氏上述观点，学术界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于陈氏何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似乎还探讨不够。笔者以为，陈氏有此精到见解，固然与其个人思想境界高远有关，但也与其长期所受西方汉学界潜移默化影响有一定关联。
近代以来文人门派传承之负面影响
无可否认，门派传承关系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
从文学史上看，文人之间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仅是有感而发，更是对文学史上一些不健康的文人关系的深刻揭露。至于文学史上因门派之见导致文人之间发生争斗、攻击乃至水火不容者更是屡见不鲜，导致健康的文学流派与学派之论争异化为单纯的门户之争。究其实质，这些争斗的目的无非是争名夺利，特别是为了夺取文坛的统治权和话语权。至于近代以来的文人之门派传承，由于受到来自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更是呈现出一些令人不安乃至痛心的状况。
首先，就是少数文人学者为了忠于师说和维护本门派的利益，常常对持不同文学观念者进行压制和排斥，影响了文学发展的正常进程。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章门弟子眼看陈独秀声望日高，而其安徽同乡胡适的学术地位在北大也已确立并已威胁到浙籍文人的地位，终于不能忍受而迫使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一职南下上海，最终导致“新青年”同人的严重分裂。虽然陈独秀的转向政治另有他故，但来自章门弟子的压力和排斥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胡适与“学衡”派诸子的争论以及后来“京派”诸子与吴宓就《大公报》之《文学副刊》主办权而进行的争夺等，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都有极为详尽的记录。
其次，就是当这种门派之争沦为仅仅对本门利益的维护时，就容易导致在文坛上占据有利地位的一方，对不同于己方的一切文学流派和理论见解的抹杀，从而导致文坛上其他风格创作流派的减少甚至消失。文学史上早就有过打着所谓的“现实主义”旗号，压制甚至批判其他创作方法和文学风格，从而导致文学创作的单调、乏味和教条化的事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对施蛰存、刘呐鸥和穆时英等人的现代派小说以及40年代对张爱玲小说的评价或争论，除却政治见解分歧之因素外，也明显带有门派之争的痕迹。更严重的是，当这种门派之争与不正常的政治运动结合一起，就会对文人产生致命伤害，使文坛一派萧条。延安文艺界当年对丁玲、萧军等人的批判以及王实味的被杀，就是令人沉痛的个案。
此外，门派内部的恶性争斗甚至由此导致的分裂，也会对文学变革的正常进程产生负面影响，而那些在文坛举足轻重的门派内部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争斗和矛盾激化，则对文学健康发展的冲击更大，如“学衡派”后期的名存实亡除了与新文化运动的迅速胜利有关外，也与其内部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梅光迪与其他人矛盾的公开化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当文人个体有意识地归附于某一门派之后，该文人群体也会对其产生种种有形无形的制约和影响，文人个体通常乐于接受这种制约，因为被贴上属于某种门派的标签可以给他进入文坛和在文坛获取更大利益提供方便。但一方面文人所特有的散漫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会不时导致文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另一方面个体有时也同时从属于不同的门派或者游弋于不同门派之间，这些行为都会对其文学活动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本来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诸子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但作为鲁迅的老乡，他与鲁迅在文学创作、生活经验甚至人生见解方面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虽然郭沫若说他与郁达夫是“孤竹君之二子”，但两人却发生过几次很严重的争论甚至公然反目，直至郁达夫退出创造社，转而与鲁迅一起合编《奔流》月刊。虽然郁达夫与鲁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是鲁迅为数不多的密友，但退出创造社的郁达夫也没有因此与创造社诸人彻底反目，反而在合适的场合特意撰写文章缓和他们与鲁迅的矛盾。如1941年10月24日，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文章《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试图为归国抗战的郭沫若改变当年与鲁迅不睦的形象：“创造社的许多青年，在当时曾经向鲁迅下过总攻击，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赞成的，因为郭氏对鲁迅的尊敬，我知道他并不逊于他人。这只从他称颂鲁迅的‘大哉鲁迅’一语中就可以看出。”由此可以想见，面对鲁、郭二人及其所代表门派之间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个人恩怨之争，郁达夫的态度都会比较复杂。他的退出左联和后来移居杭州，除却政治因素外，也不排除他有脱离上海文坛是非漩涡的考虑。但毫无疑问，移家杭州后的郁达夫无论是创作内容还是风格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游记之类的作品增多，风格上也趋于闲适等等，其在文学创作成就上受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许多情况下，某一时期的门派之争最初可能暂时看不出是非曲直，或者说双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往往由于当事双方的不能冷静客观地看问题，无法深入交流，使得本来可以正常讨论的学术论争发展为互相攻击甚至沦为谩骂。显然这不但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反而会对其造成伤害。当年鲁迅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如此。1936年，周扬大力提倡“国防文学”，鲁迅则让弟子胡风撰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后双方就两个口号孰优孰劣展开一场大论战，出现了本是自家人却互相攻击的不正常状况。其实这场论争只是出于文人的门派之见，本来就不该发生。又如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其实如果从学术角度出发来探讨北京和上海两个大都市的特殊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不同影响，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当论战双方带有门户之见进行论争时，就不能免俗地走到“文人相轻”的老路上去了。至于1949年后因受极左思潮影响，正常的门派传承关系日益被扭曲和异化，弟子举报老师、老师检举学生等等导致师生反目成仇者比比皆是，文学上的师承与创新当然更是无从谈起，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伤害也在“文革”期间达到顶点。
此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在创作风格、艺术手法和题材上的相似性与继承性，对有关学术研究过程中一些观点和方法论的论争，如果引进门派传承关系，往往更容易进行解释。如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及其弟子，他们的创作都比较注重诗情的抒写，注重对人性美的表现。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间，由于受到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同时也受到来自文学内部具有话语权的门派的压制，废名一派的文字创作长时间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新时期以来才获得发出声音的机会并逐渐得到公正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