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不仅仅是风花雪月
——近代史视野中的城市评述理念
引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
一个地方的美丽，在于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一个地方的魅力，在于那个社会的文化构建。长期以来，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表现和反映，大都以风花雪月或奢靡享乐、冒险暴发或巧取豪夺等为主，为生活上的纸醉金迷、意识上的浮华挥霍、环境上的灯红酒绿所涵盖笼罩，这似乎形成了对旧上海历史形态特征和社会风貌范式的基本评判和常态描述。
诚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存在着上述情况，而且有些发展得颇为异化与畸形，但这仅仅是一个侧面或是一种倾向，并不能代表这座城市的主体精神和主流本质。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或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是：如果那时的上海真是那么地风花雪月，那么地骄奢淫逸，那么地缺乏底气，那么，它只是一种衰败低迷的社会形制，一种疲软颓废的现实场景，无论如何也不能崛起于东方，成为中国现代金融、商贸、工业、文化、艺术等的中心和重镇，成为可以和巴黎、伦敦、纽约相比而不逊色的东亚大都市，也不可能支撑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那种充满开放活力的社会平台，不可能打造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那种富有开拓创新力的城市架构。因此，客观评述并深入追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历史的底蕴内涵、城市的精神风骨，重新确认和再现这座城市的文明渊薮和精神本质，应当成为现代史视野中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新课题。
一、突出的三种优势，上海开城之本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麦克·黑尔曾把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关系阐发得十分简洁：“过去之未来是在未来中，现在之未来是在过去中，未来之未来是在现实中。”（《城市社会学》）可见，一座城市的发展正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个逻辑点上互相关联，互为作用的。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随着外国商船云集黄浦江畔，各国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士纷至沓来，这个原本匍匐于长江边上，以砂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吴越小城，一举成为中国近代史意义上最早成熟的城市。上海的城市结构是中西合璧、变通互补，城市特征是内外兼容、多元互惠，城市生态是五方杂居、移民为主。
正是在这样一个东西交汇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充满勃发生机的城市主体精神：东西交汇、兼收并蓄、开拓创新。这使上海这座城市具有了精神取向上的先进性和文化观念上的前卫性，也具有了突出的三种优势：都市经济发展优势、都市文化中心优势、都市社会意识优势。这里云集了一批精神领袖和思想精英，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马寅初、陈望道、茅盾等，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思想库和文化源。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刊物——《新青年》杂志也创办于上海；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主张“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校长为海上文化名人蔡元培，推行“端品励学”的清华大学初创期的校长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周诒春。而在金融、工业、商贸、出版等方面，上海更是一个现代都会和经济中心，涌现了如李平书、张静江、虞洽卿、刘鸿生、荣宗敬、荣德生、郭琳爽、严裕棠、吴蕴初、史量才、王云五、胡厥文、刘靖基等巨子。一座城市的创造能量和价值追求是“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城市》）。上海正是在其特有的城市综合优势的涵养和推动下，使自身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领先水平。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创下了诸多的第一：最早的银行、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最早的民航事业、最早的邮局等，还有中国规模最大的机械业、造船业、纺织业、电器业、出版业、新闻业、百货业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城市风骨与气度，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现代城市所必备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基因，使上海突破了内陆文化圈的封闭及滞后，以其新兴而勃发的都市文化展示了强劲的发展势态。
二、高度的物质文明化和精神主体化，上海兴城之根从上海的城市特性和社会形态构成来看，是多种文明和多元文化交融辐射的结果，是由本土文化、外省文化、外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共识和目标确认，从而以其内涵的活力和外在的张力，润物无声地影响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形制、经济的结构、文化的模式、市民的素质乃至消费的需求、艺术的品位、人文的底蕴、生活的氛围等。这正是上海城市风范的物质文明化和精神主体化。由此而孕育发展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如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任伯年、吴昌硕、“三吴一冯”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吴永刚、蔡楚生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以庞莱臣、吴湖帆为代表的海派收藏等，这些领域在全国无不独树一帜、成就卓然，而且其运作手段也是相当市场化的，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如当时上海的画廊“古香室笺扇庄”、“九华堂笺扇庄”等，都按不同档次的画家设立了润格，并向不同层次的顾客推介，并定期为这些定“标签”（类似于后来画廊的签约）画家举办画展，既推崇名家，亦扶植新秀，从而形成了以任伯年、吴昌硕、“三吴一冯”为代表的三代海派书画家群体，并将上海打造成当时全国书画艺术的创作中心与销售中心。群贤毕至，名家云集，支撑起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大师之门。又如鲁迅先生当年每月都资助“左联”20元左右的大洋，并帮助青年作家出书，使“左联”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与此同时，海派金融、海派商业、海派建筑、海派餐饮、海派服饰等的形成与发展，也印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原创能力和开拓实力。作为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经济、文化、艺术的辐射力不仅影响到东南亚，而且远及世界各国。如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一些东西方的著名人士都曾莅临上海，如爱因斯坦、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杜威、卓别林等，可见上海的国际影响和城市魅力。
一座城市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生态结构、市民的言行举止、群体的伦理道德、生活的方式理念等，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种城市性格。巴黎的城市性格是：时尚之都、浪漫之都、文化之都、服饰之都。伦敦的城市性格是：历史和现实、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永不屈服的坚强精神。纽约的城市性格是：高度的融合力、卓越的创造力、强大的竞争力、非凡的应变力。东京的城市性格是：干练、优雅、合作。因此，城市性格是构成一座城市最具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底蕴和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明景观。一座城市的硬件建设可以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并凭借经济实力快速达标。然而，一座城市的城市性格却需要历史的磨合和几代人的努力，它具有长期打造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上海的城市性格为这座都会城市所增加的美学风采和人文形态，曾留下了不少经典性的历史场景和雅致文明化的社会风情，乃至老上海的一些细节也是十分精彩而独一无二的。如汇丰银行（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考究精致的仿希腊风格的装饰，不仅是当时上海最豪华典雅的，而且也是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一个建筑”。上海总会（后东风饭店）当年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成为黄浦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如当时上海的一些书画家、收藏家定期的雅聚，切磋艺术、释疑解难，坦诚相见，展示了一种良好的文化人格和艺术氛围。然而切莫要认为上海城市生活的精致化会侵蚀其风骨，当上海面临日寇入侵时，全市人民同仇敌忾、坚强不屈，承受了残酷的炮火洗礼，体现了高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浩然的民族正气，展示了英雄城市的本色。
三、宽广的世界意识和国际心态，上海立城之基上海都市化的发展现状和经济化的物质成就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补和海内外移民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无疑是最先具有世界意识和国际心态的城市。因此，对于那些参与上海开发、建设的外国移民、侨民，我们也不能一概以“冒险家”、“掠夺者”称之。客观地讲，在上海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我们应有这种客观的历史心态和公正的评判精神。如上海房地产巨商、犹太人哈同，在1873年到上海进老沙逊洋行当办事员，后用多年工资积蓄逐步购买沪西地产经营房地产业，获利丰厚。后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董局董事，并与一平民女子罗迦陵结婚，1901年在南京路创办哈同洋行，他在工部局中反对歧视华人，收容了大量上海市民子女为义子义女，以大量资金委托罗迦陵资助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并创办仓圣明智大学、华严大学等学校，时常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举办各种艺术展览等。他在1931年逝世后，巨额遗产全部留在了上海。可见哈同对上海乃至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亦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又如成立于1880年的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曾是远东第一大水厂，为上海的水厂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可见当时上海的发展，亦有外商的努力和外资的贡献，我们不能以“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而全盘否定之。
上海从地缘上讲植根于华夏文化圈，注重人文关怀，同时又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而颇讲人文关爱，最典型的就是对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收容和保护。当时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上海是当时全世界唯一向犹太难民打开大门的大城市，先后接纳了多批犹太难民，并给予了他们情感上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帮助。而上海当时自己也处于日寇入侵的“国难”之中，这种接纳与援救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对此不少当年的犹太难民及他们的后辈对上海是心存感恩和敬仰的。又如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设在上海，他们所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了上海各个阶层的有力支持。特别是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日本势力大肆搜捕朝鲜爱国志士，为此不少上海市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他们到外地避难。这些都展示了上海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大爱之心，也可以讲是上海式的“硬气”与“博爱”。
过多地渲染上海的风花雪月，过分地展示上海的奢靡浮华，我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怀旧情调的变异和小资意识的代偿。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老上海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进行客观的评述，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海目前正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化的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申博的成功，更提升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地位。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应发扬光大上海城市的优秀传统，从而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化为现实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