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提倡读书要“三到”，即所谓心到、眼到、口到。口到是指朗读，眼到是指默读，我觉得这是基于古代文言文、古诗词的一种读法。当代人读书，无论是在图书馆、校园还是在自己家的书房，能读出声来的地点怕是不多的。我感觉心到最为重要。我理解的心到，就是阅读时必须思考。思考得越深入、越广泛，其收获必然越大。
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与思考相随的。读书是花朵，思索才是果实。没有思索的阅读，是无效的阅读。我们的老祖宗一向重视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引用的话。其实，思考的过程也是求异的过程。对此，英国大学问家培根有个形象的比喻，说我们读书做学问不要像蚂蚁那样只顾整天忙忙碌碌地储存，而不去做加工的功夫，而应该像蜜蜂那样既注重采集原料，同时也对原料进行加工、制作，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
读书亦然，要结合自己经历和思考，使自己的思想系统化。富兰克林说：“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但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记得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过：“书本上的东西是别人的，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离不开思考；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要把它变为活的，为我所用，同样离不开思考。”的确，“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郭沫若语)关键在于有思维，这是“人为万物之灵”之本质。有了思维，知识才活了，人才能够发展，能够创新，能够超越自己。
我曾看过一段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故事： 有天深夜卢瑟福走进实验室，发现有个学生俯身在工作台，当卢瑟福了解到这个学生从早晨一直到深夜不间断地工作后，他沉吟片刻问道：“亲爱的，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在卢瑟福看来，动手实践之于科学固然重要，而静心思考更为重要。
为此，我再举一个例子。著名杂文家冯英子曾讲过一个故事： 一满族贵族，被任命为镇守荆州的将军。他痛哭流涕，誓不肯去。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连关公都守不住的地方，我怎么守得住呢？与其将来失守获罪，不如不去的好。”原来，满族贵族最先见到的汉文化是范文程身边的那本《三国演义》，努尔哈赤和他的将军们行军布阵，很多得益于这本书上的经验。他们把罗贯中笔下的关公奉若圣明，而关公是失荆州、走麦城时死的。此人不敢去守荆州，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他只相信自己从书上读来的经验，看不到环境的变迁，看不到现实的变化。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读书不能“死读书”，而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即敢于质疑，善于批判。
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更应该把书读“活”，不能“死啃”书。特级教师王栋生说过这样的话：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我要说：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读书。不跪着读书，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十分强调思考的重要性。他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他还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一个能思考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力量无边的人。”独立思考，要有一个宁静的心态。看书要静心，才能有所悟，看完了还得思考，勤学而多思，否则不能“化为我用”。
可当今社会，快节奏带来的浅接受，让人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难怪有很多人都在感叹：“现在有思想的人越来越少！”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口很少，却有很多思想家，不少著述流传至今天。这些伟大思想的锤炼，是感悟与反省的结果。人生，不能没有思考。思考是一种好习惯，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不仅是要多获得知识，而且应当深入思索，在设疑、解疑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在这方面，古人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宋人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清人郑板桥说“书从疑处翻成悟”，强调读书有“疑”，方能有“悟”，由“疑”到“悟”就是进步，就是读书的理想境界。李贽则从反面指出：“学人不疑，是谓大病。”所谓“质疑”，就是切莫迷信书本，要能从中发现问题，要带着思考去读书。只有这样，才能“举一而反三”，读出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读出新意。
明代吴应箕在《读书止观录》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 徐文远在大儒沈重那儿学习，有一天，他对老师说：“先生所讲的，都是纸上的。那真正深奥的境界，好像还有所未到哩。”徐文远虽然是学生，所讲的话却不无道理。作为教师，如果所讲的都是书上现成的，对教学内容没有自己独到的理解，那学生还要这个老师干什么？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 为师者读书不能拘泥于书本知识。对于书上的知识，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思和所悟去阐释。这样的教学，才能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读书，是要借书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之路，并不是让书本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边读边思。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善于思考，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记得李镇西老师曾对他的学生说过8个字，对我们很有启发，那就是：“读出自己，读出问题。”所谓“读出自己”，就是从书或文章中读到引起自己共鸣的一段话、一个词、某个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相联系。所谓“读出问题”，就是一边读一边发现不懂的地方或者有疑问的地方，然后推敲、研究乃至质疑，通俗地说就是要提出问题。如果说“读出自己”是共鸣，那么“读出问题”便是思考。如果读一本书，既没有共鸣，也没有思考，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
看来，读书要有怀疑精神。只有带着问题读书，读书才可能是有效的。“读”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也许不明白。“读”这个字，还念“dòu”——句读的“读”，即我们今天说的标点符号。古人没有标点符号，现在学的古文都是专家学者给大家标出来的，这本身就不一定正确。古人是自己句读的，自己会断句，就证明你会读了。所以这个“读”一开始就与怀疑和思考连在一块儿了。今天的“读”变成了念出声的“读”，念出声是好的，但是应该自己知道断在何处，这证明你知道了意思。高考的句读考题，就是考查大家对意思的理解。
不仅读书如此，教育也应该有问题意识。记得柳斌在《读书与思考》一文中说过，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最大的弊病就在于不是学思学问，而是“学答”——学答问题。我们聘请了很多老师、很多专家去设计题库、炮制答案，然后把它拿给学生，让学生死背硬记。你要是把这些题目中的答案都掌握了，考试就容易了，就能拿高分，就可以进重点学校，甚至清华、北大。这样，我们的教育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学答模式”。李政道有几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做学问就是学会提问题。学问，思考就在其中。学答，只有记忆在其中。
读书需要质疑，要有批判精神，但同时也要有宽容之心。俗话说：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在每个专业领域，真正的知识进步很不容易，著书立说难免有知识和时代局限，读者不必过于苛求。只要读到作者某些有价值的思想片段，我们就应该对之敬重有加。尤其是读文学经典，我们在批判继承的同时，更应该有宽容和敬畏之心。文学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一是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学品质，比如它有很标准的文法，它代表一个民族某个时代生活的准确而深刻的表达方式；二是因为它有思想震撼力，并浓缩了一个时代人类的智慧与思索。正因为如此，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非同寻常，值得后人“重读”。学会敬畏经典，对读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九、 读写结合
周国平先生说：“作家是以写书为职业的，所以他们偶尔也读书；学者是以读书为职业的，所以他们偶尔也写书。”那么，教师呢？教师是以“教书”为职业的，所以既要读书，又要写作，做到读与写结合。特级教师窦桂梅说：“写，让自己活得明白，更让自己活得精彩。写，赢得的是尊重，积累的是尊严。一句话，写，改变了你的生命属性。”其实，窦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一个优秀教师来说，不但要有想法，还要有做法，更要有说法。所谓“说法”，是指教师要善于表达自己，特别是要学会“专业表达”。写作，就是教师最佳的“专业表达”方式，也应该成为教师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状态。
实际上，古往今来，读书和写作是分不开的。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俗话说得好：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蔡元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带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或许回家后尚有摘抄的手续。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可见，名人的成就与他的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
名人抄书的例子并不少。例如，宋代苏东坡三抄《汉书》的故事： 有一名士拜访苏东坡，通报姓名已久，苏东坡才姗姗出来。他对名士的久候惭愧地说：“刚才为了完成每天的功课，十分抱歉。”双方坐定，名士说：“你‘完成每天的功课’指什么？”苏东坡说：“是抄《汉书》。”名士说：“凭先生的才华，开卷一看，可以过目不忘，何必用手抄呢？”苏东坡说：“不是这样。我读《汉书》，一共手抄三遍。开初，我手抄后再熟诵每段。等到背熟了，我只抄这段的前面三个字作为题目，再背诵下去，以考查自己的记忆能力。在第二次手抄熟诵这段后，我只抄前面两个字为题。到如今，我只抄这段的前面一个字为题，就能背诵如流。”名士心存疑虑，请求说：“先生所抄写的，不知我是否有幸可以看看？”(言外之意要考考他)苏东坡欣然同意，叫仆人拿出他厚厚的几本手抄《汉书》。名士挑了洋洋数百言的一个段落，让他背诵。苏东坡倒背如流，无一字差错。名士慨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
还有明代文学家张溥长年累月地抄书，手指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鲁迅从15岁起就开始抄书，起初抄录《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后来抄录《唐诗叩弹集》、《唐代丛书》等书。鲁迅抄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30多岁。相声大师侯宝林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集《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10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抄读的好处是加深记忆，增强理解。抄读的过程，就是理解、消化知识的过程，对所读内容理解越透彻，体会越深刻，则记忆越牢。我读书也有这个习惯，读书笔记也有好几本。平时日积月累，用时信手拈来，让我受益无穷。现在，“抄读”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调侃： 一个好胃，被白酒废了；一个好官，被金钱废了；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
当然，我所说的“书不离笔”，不仅仅是抄书。所谓“书不离笔”，是指读书的时候不能空白着读，一定要适当做点儿批阅和圈点。也就是说，你看的那本书除非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否则你不能让它干干净净的。只有在书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和联想，才能证明你真正读过这本书。当然，我这里说的“动笔”，不仅仅是在读书时摘抄、批注、评点之类的“写”，也包括写读书笔记、写文章，乃至从事教育科研等。其实我小时候就喜欢做读书笔记，用小卡片写好。读大学时，还学着把读书卡片分类，以便于学习和研究时参考。我的家里到处都是书，到处都有笔，书桌上堆得乱七八糟。我觉得这样方便，可以随时随地很自然地读书。我们古代把读书看得很高雅，只有少部分人才读书。但是在西方，读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厨房、客厅里都有书。我们应该提倡读书是一件平常事，并不是高雅之事。高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你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写什么样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