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祖文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汉尚书义阳邓芝言于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将修好于吴。
冬，十月，芝至吴，时吴王犹未与魏绝，狐疑，不时见芝。芝乃自表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吴王见之，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四州，荆、扬、梁、益也。〕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吴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绝魏，专与汉连和。
是岁，汉主立妃张氏为皇后。
彝陵之战刚结束，曹丕就发动对吴攻击。曹丕向自己的老师贾诩咨询，贾诩也许是年龄大了，后悔自己年轻时忽悠李傕等为祸天下，所以人到老年遂有好生之德，成功转型为和平人士。在赤壁之前反对曹操进攻，这一次也反对曹丕用兵。
刘备闻听曹丕兴兵，给陆逊写信威胁要再次东进，陆逊回信：“老哥哥，您还能打得动吗？消停点吧。”刘备很是没趣，病情加重了三分。
三国关联，曹丕一有动作，孙权派郑泉出使蜀汉，蜀汉派宗玮回使，虽然双方敌意未消，但都不愿意把关系掐死了。
刘备死后，诸葛亮虽然大权在握，但蜀汉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以他一贯的战略思路，非联吴不能自安。但先帝因对吴战争而死，自己主政伊始就和仇家结盟友好，这玩意儿也有一定风险。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和苏联撕破了脸，虽然后来周恩来借胡志明丧礼和苏联总理柯西金把绷到极限的战争之弦松了一点点，但中国仍然面临着北极熊的威胁，所以和美帝国主义勾兑成了战略上的必须。周恩来全程操办了基辛格秘访和尼克松访华，尽管刻意低调，但事后周还是遭到内部激进派的批斗。所以说，和曾经的敌国开展外交甚至结盟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对古代的诸葛亮来说也是一样，这玩意儿极易被扣上“投降派”的帽子。
尚书邓芝看出了诸葛亮的难处，于是主动请缨出使东吴，与孙权修好。
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经历了合作、分裂甚至战争以后，对双方的共同利益看得更清楚了，这个共同利益有多重要也有掂量了。这次的重新修好，可谓历尽劫波，比当初“一见钟情”基础更扎实。
形势的发展固然是吴蜀重归于好的现实基础，这叫“形势比人强”，但好事也需要人来推动，这叫“事在人为”。邓芝出色的外交才能，对吴蜀和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邓芝对吴魏关系看得透彻，对吴蜀关系讲得坦率，这两条都很关键：
吴蜀联盟才能与曹魏保持战略平衡，否则，即使孙吴能保持和曹魏友好，也难逃最终被吞并的结果。邓芝一针见血地指出，曹魏和孙吴不能和好的症结是：孙权想打马虎眼和曹丕套近乎，光靠表态是没用的，从曹操开始，曹方就一直坚持孙权派儿子入质，这已经成了你孙权是不是真心投靠曹魏的试金石。邓芝对孙权说：“你今天派儿子入质，明天就会要求你亲自入朝，你去不去？”所以想糊弄曹丕是不可能的。
孙权对邓芝的分析表示同意，随即又对邓芝打哈哈：“将来天下太平，我们两家分享天下，不亦乐乎！”邓芝马上回答：“天无二日，国无两君，如果消灭了魏国，大王您还不承认天命所归的话，那咱们就各自准备。‘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军们提上桴鼓，士卒们拿起刀枪，咱们两家再通过战争决定谁是真正的老大。”
孙权听完哈哈大笑：“老邓，你是个实在人！”
邓芝实话实说，用今天美国外交官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战略再确定”。
吴蜀两方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是面临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同时，也进行了“战略再确定”，共同挑战结束或不重要的时候，双方就退回为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
顺便说一说中美关系。一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都有艳遇的感觉，一见钟情，和刘备、孙权在赤壁大战前差不多；到了邓小平、里根时代，为了应对共同的挑战苏联，双方合作的层级相当高，甚至有军事合作。当时，美国也许认为中国会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来发展：改革会沿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方向逐步进行，对中国声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持了一定的理解和耐心，认为这是改革派在争取保守派的迂回策略；经过1989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发现苏联和东欧才是真“改革”，中国却是在“倒退”。
此后，中国一直向美国套近乎，江泽民和克林顿虽然在国际多边场合多次见面，但是克林顿正式访华却是第二任期间安排的，中国予以最高规格的接待：由国家副主席（当时是胡锦涛）到机场迎接，国家主席在中南海瀛台设私人晚宴款待，并由此形成了接待美国总统的惯例。中国放低身段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中国一直想把中美关系定位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克林顿在盛情款待之下也接受了这样的提法。但在美国内部反对的声音很多，后来发生了炸馆事件，天下哪有向“战略合作伙伴”扔炸弹炸使馆的道理？
小布什上台，宣布中国是竞争对手，双方的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对撞，两国关系那叫一个寒。“9·11”以后，中美又有了共同挑战，但是经过折腾的中美外交人员，都变得保守起来了。大家实事求是，确定双方为“利益攸关方”，并开始经济战略对话。美国的智库和外交家开始要求中国“战略再确定”或“战略再保证”，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说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将来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中国不像邓芝那么坦率，虽然放弃了过去意识形态化的语言，用“和平崛起”“伟大复兴”这样稍有些民族主义倾向的词汇来描述国家的未来战略，但这仍然让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很伤脑筋。美国对中国成为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设定了两个门槛：一个是“市场经济国家”，原来认为中国就要及格了，最近又发现中国“国进民退”，又离及格线远了；另一个是“民主政治国家”，美国总统每次来中国，都要和大学生见面，都要宣传普世价值。最近一次奥巴马更强调说，民主这个东西，不是“美国特色”，是全球特色。中国领导人在国外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国内只强调发展和稳定，先吃饱肚子再说，对美国的这个话题不接招，只是强调中美的共同利益。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任何政治立场的美国政治家和政客，都认识到这个利益像吹起来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大。
美国的战略研究专家一直持“中国未来战略不确定”的观点，一直想让中国和他们一样搞多党制，搞民主选举，以此来确定是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倒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对中国有比较切实的认识，他在最近的APEC会议上和工商界对话时说，中国不可能出现金正日这样的领袖。而最近的美国情报部门也公布说，中国的核武器全部是弹、箭分离，不在值班状态。回想苏联时代，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潜艇以及地面部队每天带着核弹“值班”，中国的面孔应该很熊猫。但是美国的总统——不管是谁担任——都知道，和中国熊猫拥抱的时候，不能忘记熊猫也是有利爪的，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用。
对照党章、宪法以及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的讲话，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外国人包括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没法作清晰的判定。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叫《盛世》，在这部政治小说里，对“中国特色”进行了如下的描述和解读，倒是颇接近事实：
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
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
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
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
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一个大国的战略思想不在于怎么描述，而在于全体国民是不是真的认同，在国际上是不是有自己的市场。从奥运到国庆六十年阅兵，从《时代周刊》公开号召向中国学习到南非国大党派干部到中央党校进行执政经验培训，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和“华盛顿共识”有相当差异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正在形成并浮现于世人面前。不过，中国模式好不好使，还得实践和历史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