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种轻松安全的选择，可以称之为第二选择。那就是甘心沦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老老实实地做他们的工蚁和奴隶。可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甘心接受这种奴隶命运。
应对殖民者的技术优势和贸易优势，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主动学习他们的技术，壮大自己在产业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免长期处于被动的、失败的境地。可以称之为第三选择。可是，这样的主动学习和调整过程一定十分漫长，无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尤其是，在西方殖民者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而且完全以强盗态度对待东方世界的情势下，所有主动的学习和调整，都在他们的打击之列，就因为他们需要我们成为他们经济体系中的配角和附庸。印度早就成为殖民者的属地，殖民者对他们也没有一点仁慈和照顾，而是残酷地给他们推进“逆工业化”。对于中国通过工业化进程实现自强的企图，他们岂可容忍之。实际上，西方世界从政治家到商人到传教士，几乎人人都在声讨中国人的自救自强愿望。
在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中，中国的命运只能进退维谷。我们如果闭关锁国，就天天挨打。如果我们奋力进行产业变革以图自强，短期内也无法摆脱他们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干预。所以，在西方殖民者介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发展之路注定了是一条流血之路。
清王朝权贵集团和文人集团，一直在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之间跳来跳去，缺乏成熟的战略眼光和相关路径。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第一次拥有了反抗殖民、振兴国家、应对全球化趋势的成熟战略思路和实施这一思路的相关模式，光绪皇帝理解并接受了这一战略思想。可是他们以及晚于他们的孙中山革命集团，空有战略思想而无力付诸实施。这就形成了催生五四激进思潮的历史土壤。
五四精英群体的发展战略，显然属于第三种选择。这种选择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可是，如果需要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广大底层群体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现实的回答就只能是饿殍遍野，因为明天的面包救不了今天的饥饿。即使是代表了民族长远利益的主张，也不能天然地拥有道德豁免权，不能将底层群体或任何其他群体的利益当作代价填充进去。
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中极为沉痛地提醒国人：“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费孝通有意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上了一个道德底线的限制，就因为五四时贤在建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时候，没有余暇考虑这种限制性的条件。这步工作只能等待费孝通这一代来展开。
费孝通的着作为我们提供了２０世纪初西方的产品冲击中国市场，导致中国手工业日益凋敝的历史情景。这时候不但西方的工业体系已经相当成熟，连中国境内也已经具有若干工业化的成就。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苟延残喘。
１９０９年以前……中国蚕丝出口量比日本大。例如１９０７年，两国出口量几乎相同。但到１９０９年，日本蚕丝出口便超过了中国，而且从此以后，日本一直保持优势。事实上近年来，日本的出口量几近中国的三倍。从我国外贸角度来看，自从１９０９年以来，蚕丝逐年减产。以前，蚕丝通常占我国出口总额的２０％-３０％，而从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６年的平均数下降至１７％。
尽管如此，一直到１９２３年，蚕丝的产量虽不规则，但一直是在增加的。
由于蚕丝价格下跌，出口量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的增加。从１９２３年以后，出口量便就此一蹶不振。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间，出口量下降率约为２０％。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４年间，下降得更为迅速。１９３４年下半年，由于日本向美国市场倾销蚕丝，中国蚕丝出口量随之降到最低水平。出口蚕丝量共计仅为１９３０年的１／５。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蚕丝贸易的不景气。
１９３４年生丝价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同样质量的丝，１９３４年的价格水平仅为１９３０年的１／３。
工业革命影响丝织业的力量同样使国内蚕丝市场随之缩小。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
以上这段引文，大多是费孝通援引他同时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费孝通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些描述组织成一幅中国底层社会为工业化进程付出惨重代价的图景，给我们以警醒。
这幅图景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造成的人间悲剧，底层群体为此付出了饥饿、血泪和生命，却养育了民族机体中新崛起的一个精英群体，尤其养肥了几百年来一直从事殖民劫掠的那个庞大而又强悍的种族。也许中国的这种命运确实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五四时贤在诱导我们认同西方文化时，就没有强调过应该防范和避免这样的悲剧。
费孝通为什么要写作《江村经济》？当时这位年轻学子在书中说：“蚕丝业的传统特点及其近年来的衰落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所分析的开弦弓村（即江村）的经济生活背景。”可见他是意在给中国社会的蚕丝业改造乃至整个工业化进程寻找一条稳妥的、渐进的、低风险的、低代价的途径。他认为，“一切科学上的发明，应当用来平均的增加一般人的幸福，不应当专为少数人谋利，甚至使多数人受苦。”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就是一个复杂的科学体系，如果我们引进这个体系竟然导致许多人失去温饱的依托，我们就得认真研究什么时候引进、如何引进才是合理的，甚至不得不考虑是不是应该引进。具备这种价值目标，才不会形成对于工业技术体系的简单崇拜，也不会把所谓工业文明看作价值本身。
费孝通还注意到，工业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引进，必定会引起一种文化的适应性调整，和一种社会组织模式的相关变革。他转述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有一件事是中国所独有，且足以用来分别于欧洲，俄国及印度的，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古旧的文明而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文明。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的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是一适合而一致的整体的印象。……因为中国的各样事物，像它的职业如是的分工而专门，在悠久的历史中已如是的调和而适合，使中国不能在某一特殊部分加以改变而不同时改变其他部分。”必须考虑到费孝通所强调的这个道理，五四前贤自然不是不明白。正因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才特意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对与传统手工业生产模式相“适合”的传统文化进行摧毁，以便为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引进开道。他们要从文化上打开一个缺口，促进中国社会启动“文化转型”的艰难而又漫长的途程。
然而正是这种撕裂式的文化引进，导致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出现了群体性的分化和危机。鲁迅小说《孤独者》中对于底层社会葬礼文化的蔑视和否定，已经初步显示了中国社会不同群体在文化上的分裂，这种文化分裂强化了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之间本已存在的群体分裂，被强化的群体分裂又促进了更为激烈的利益矛盾和感情矛盾。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大动荡、大搏斗，跟五四时期对于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崇拜与膨胀恐怕不无关系。
文化上、精神上的觉醒和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