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谈到鲁国当政的季氏，说：“季氏在家庙的庭院用了天子乐舞规格的八佾。如果这样的事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容忍呢？”
黑格尔说：罗马皇帝的专制把人们的精神从地上驱逐到天上去了，剥夺了人们的自由，迫使他们的永恒的、绝对的东西逃避到神那里去求庇护。
黑格尔说：如果一切权利都在一边，一切义务都在另一边，那么整体就要瓦解，因为只有同一才是我们这里所应该坚持的基础。
普京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需要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品质——这就是宽容，依我看，宽容常常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比尔·盖茨说：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体现在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除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或者是经济合作，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林肯说：凡是不给别人自由的人，他们自己就不应该得到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统治下，他们也是不能够长远地保持住自由的。
爱因斯坦说：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
连岳说：一想到别人也要自由，心里就不爽，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是不会进化的；一想到别人还没有自由，心里就不爽，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才配得上人类的文明。
理查德·斯梯尔说：对一个有卓越才能的人来说，懂得平等待人，是最伟大、最真正的品质。
高尔基说：我在生活的旅途中学会了容人，心中一直保持着对人的关心和尊重，这使我避免了一些重大的丑剧的发生。
柏拉图说：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
黑格尔说：公正取决于我尊重他人的权利。公正是一个德性，如果我把它看成我的义务，并使它成为我的行为的通则，那并不因为国家要求我尊重他人的权利，而只是因为这样做是我的义务，而且在这件事上，那是出于道德律的要求，不是出于国家的要求。
黑格尔说：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祭祖完毕，让乐工唱着天子祭祀的乐歌《雍》来撤掉祭品。孔子评论道：“《雍》诗上说：‘四方诸侯来协助祭祀，主祭的天子庄严肃穆。’这怎么能用在三家大夫的庙堂上呢？”
爱因斯坦说：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
罗伯斯庇尔说：平等是各种善的根源，极度不平等是各种恶的根源。
林肯说：凡是不给别人自由的人，他们自己就不应该得到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统治下，他们也是不能够长远地保持住自由的。
卡耐基说：和别人相处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他们寻求快乐的特别方式不要加以干涉，如果这些方式并没有强烈地妨碍我们的话。
房龙说：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面宽容奉为人类最高美德，另一方面却诋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人如果不讲仁德，怎么能讲礼呢？人如果不讲仁德，怎么能讲乐呢？”
贝多芬说：把“德行”交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雪莱说：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
黑格尔说：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于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
柏拉图说：众人都认为善是快乐，高明点的人认为善是知识。
柏拉图说：没有一个不知道善的人会有美和公正的真知识的。
黑格尔说：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和谐，是被设想为必然存在着的，或者说，这种和谐是被设定的。
狄德罗说：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
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回答说：“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啊！从礼的形式上说，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从对待丧事上说，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内心悲痛。”
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泰戈尔说：简朴并不是要人脱离世俗的欢乐，而是摆脱那些仅仅是投合我们的虚荣心及欲望。
西塞罗说：节俭中蕴藏着一切美德。
雨果说：人生不过是一个不断失掉我们心爱的人和事物的漫长过程。我们在身后留下一连串的悲哀。
墨子曰：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墨子说：举办丧事虽然有各种礼仪，但哀痛是其中的根本。）
莎士比亚说：适当的悲哀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过度的伤心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马丁·路德说：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结束，它只是生涯的完成。
劳伦斯说：死是伟大的终结，终极的旅程，它是生命的延续。
亚·史密斯说：生命之后有更宝贵的生命；子孙后代的一片月桂叶比今生大批的月桂树更有价值。
列夫·托尔斯泰说：不要以自己的生活简朴而羞，应该以为骄傲。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说：“野蛮地区有君主（却没有文化礼节），不如中原各个诸侯国没有君主（却有文化礼节）。”
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
柏拉图说：无知就是毁灭，立法者必须努力向国家灌输智慧，消除愚昧。
杨叔子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龙应台说：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华盛顿说：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
杜维明说：我以前认为东亚是西方以外唯一现代化成功的社会，同情了解并批判认识西方的声音一定会来自东亚，但现在我很担忧，东亚的精神资源太薄弱，伊斯兰的文明、拉美的文明、印度的文明，很多方面的精神资源都比我们深厚得多，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开发我们的资源，使它从薄到厚，那很可能我们取得了一个现代化的外壳，在那里并没有属于我们的灵魂和心脏。好像日本人花了很大的资金买了美国的各种硬件，包括好莱坞，但是所有的软件都不是它的。但至少它还有卡通、漫画，中国的情况可能更糟。
都德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去劝阻他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啊呀！难道说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道礼吗？”（注：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天下名山大川，诸侯只有资格祭祀其封地内的名山大川。而季氏是大夫，祭祀泰山是越礼行为。）
黑格尔说：宗教的作用是借作为道德立法者的神的观念来加强伦理动机，并从实践理性给我们确立的终极目的、从至善方面满足我们这种实践理性的课题。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人争的事。如果有的话，必定是射箭比赛吧！大家相互作揖、谦让，然后登堂，比赛完了走下堂来，相互敬酒。这种争是君子之争。”
怀特海说：缺乏进取精神的民族意味着堕落。唯有开拓和竞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孙中山说：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
高尔基说：生活——就是为生存而斗争。
莱蒙托夫说：没有奋争，人生便寂寞难耐。
巴尔扎克说：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成功，只有不断进取。
马克斯·韦伯说：儒家文化没有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紧张感以及非理性的冲动，而这些在基督教的西方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比尔·盖茨说：你的学校可能不分优等生和劣等生，但这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比尔·盖茨说：基于多项评判标准，Google应该是微软的最大竞争对手。Google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如果哪天有消息称Google要做比萨饼，那么比萨饼可能就要免费了。
白鲁恂说：儒家价值观可以融受民主体制的运作。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接受不同利益的公开竞争，认识到民主政治的纷纭并不一定导致混乱。冲突和异议必须视为正常的状态而不是怒气冲冲争斗的先兆。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美丽的微笑真好看啊，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动人有神，粉白的脸庞着色化妆绚丽多彩。’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是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画画。”子夏说：“礼仪也是在仁德之后吗？”孔子说：“能阐明我的意思的是你卜商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
尼尔说：美德像绮丽的宝石一样，如果镶嵌得淡雅，就显得更有风采。
巴特勒说：无礼是无知的私生子。
爱迪生说：彬彬有礼的风度，主要是自我克制的表现。
卢梭说：怀着善意的人，是不难于表达他对人的礼貌的。
爱迪生说：礼仪是聪明人想出来的与愚人保持距离的一种策略。
孟德斯鸠说：品德，应该高尚些；处世，应该坦率些；举止，应该礼貌些。
洛克说：优良的品性是内心真正的财富，而衬托这品性的是良好的教养。
洛克说：没有经过琢磨的钻石是没有人喜欢的，这种钻石戴了也没有好处。但是一旦经过琢磨，加以镶嵌之后，它们便生出光彩来了。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但是使它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仪。
查里德菲尔说：知识必须用礼貌来装饰，并抚平它在世间的道路，没有它们，知识就像一颗硕大而粗糙的钻石，为了好奇与它实质上的价值而收置在书里固然好，但是琢磨之后却更为珍贵。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夏的后代杞国的礼却不足以作为考证的证明；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殷的后代宋国的礼却不足以作为考证的证明。因为杞国和宋国记载夏礼、周礼的文字资料不足，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也不多。如果够的话，我就能用它来作考证的证明了。”
黑格尔说：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了解体，同时却也含有一种新生命的诞生——因为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结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是东方思想家所达到的，也许就是它们的玄学里的最高的思想。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孔子说：“举行隆重的祭祀祖先的典礼时，从第一次献酒仪式后，我就不想看下去了。”
黑格尔说：因为人没有能力达到道德，所以也就完全不可能发生幸福；于是道德就不能成为幸福的最高条件，既然如此，于是就以上帝慈悲恩典的另一因素来取代道德，人还能够有这种因素，那便是对基督的信仰。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热和狂言最好的解毒剂。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孔子说：“不知道啊。知道这道理的人治理天下，他就会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啊！”孔子说时指着自己的手掌。
黑格尔说：因为人是有思想的，所以人的常识和哲学，都绝不会让他放弃从经验的世界观出发并超出它以提高到上帝的权利。
黑格尔说：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则宗教就成了迷信。
爱因斯坦说：信念最好能由经验和明晰的思想来支持。
休谟说：事实本身不产生任何价值。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在那里，祭祀神就如同神在那里。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去祭祀，那就如同不祭祀一样。”
腓特烈大帝说：迷信是恐怖、软弱、无知的产物。
黑格尔说：当一个人真正知道神的时候，他也就真正知道自己，两方面互相对应。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问道：“与其奉承奥神（房屋西北角的神），不如奉承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如果得罪了上天，向什么祈祷都是没有用的。”
黑格尔说：人不只具有一个神来形成他的情致；人的心胸是广大的，一个真正的人就同时具有许多神，许多神只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包罗在他的心里；全体奥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
卡莱尔说：智者一切求自己，愚者一切求他人。
格拉西安说：奉承比憎恨更危险。
埃德蒙·伯克说：奉承使接受者和给予者两败俱伤。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说：“周代的礼乐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而形成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代的礼乐制度。”
邓小平说：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毛泽东说：继承和借鉴绝不可以变成代替自己的创造。
茅盾说：学习是创造的前提，又是创造的过程。
李大钊说：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的生活。
马修·阿诺德说：具有创造性活动的意识是巨大的幸福，也是人活着的伟大证明。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进入太庙助祭，每件事都要询问。有人说：“谁说鄹邑人的儿子知礼呢？他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孔子听到了这话，说：“这样做就是礼啊。”
黑格尔说：当我们变得年长一些的时候，宗教事物充满了我们的大部分。甚至在许多人那里，他们整个思想和情意的范围都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就像车轮的外圈与中心联系在一起那样。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说：“射箭比赛主要不在于射穿皮靶子，因为各个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自古就是这个道理。”
舒曼说：一个人的才能无论大小，都可以发展和提高。
爱默生说：人人都有自己的才能。
拉罗什富科说：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比不上别人——哪怕是他最钦佩的人。
莫洛亚说：一个人的精力和才智是极其有限的。面面俱到者，终将一事无成。
孙中山说：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想要把每月初一祭祀祖庙的那头活羊去掉。孔子说：“端木赐啊！你爱惜那头羊，我爱惜的是那种礼仪。”
黑格尔说：宗教和哲学同归于一个东西；哲学本身事实上就是敬神，就是宗教，因为它就是对于神的工作中对于主观奇想和主观印象的同样的放弃。
莱辛说：性质最恶劣的迷信是认为自己的迷信比别人的高明。
休谟说：事实本身不产生任何价值。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完全按礼来事奉君子，别人以为这是逢迎谄媚。”
叔本华说：礼貌至于人性，如同热量至于蜡烛。
爱默生说：宁可让人待己不公，也不可自己非礼待人。
葛登纳说：当你服务他人的时候，人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
斯蒂芬·卡特说：礼貌不仅仅是一种遇恶事而勿为的消极态度，还应是一种择善而从的积极责任。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臣事奉君主，应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君主使用臣子应该按照礼节，臣子事奉君主应该忠心耿耿。”
霍夫曼斯塔尔说：礼貌建筑在双重基础上：既要表现出对别人的尊重，也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切斯特菲尔德说：所谓以礼貌待人，即用你喜欢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
培根说：礼貌的举止正好比人的穿衣服，既不可太宽也不可太紧。要讲究而有余地，宽裕而不失大体，如此才能做成大事业。
墨子曰：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各各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说：国君一定要有直言进谏的臣子，君上必须有敢于争辩的臣下，议论国事的人不停止，意见分歧的人辩论不休，才可以长久保存国家。）
韩非子曰：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韩非子说：我听说古代善于使用臣子的人，必定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心并且赏罚分明。）
卢梭说：我这颗心，对一颗开诚相见的心，是极易流露的，对诡计和狡诈却要关上大门。
歌德说：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和别人，就能具备最伟大才华的最高贵品质。
乔治·华盛顿说：我希望我将具有足够的坚定性和美德，借以保持所有称号中我认为最值得羡慕的称号：一个诚实的人。
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这篇爱情诗思想快乐而不放荡，忧愁而不哀伤。”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萧伯纳说：恋爱是对异性美所产生的一种心灵上的燃烧的感情。
萧伯纳说：恋爱是一种生命力，人受了生命力的驱使而发扬恋爱的本能。
毛姆说：初恋是最美好的恋情，你风华正茂，她妩媚妖娆，整个世界都是你们的。
巴恩弗尔德说：恋爱是魔鬼、火、天堂、地狱。快乐和痛苦，悲伤和后悔都居住在那里。
莎士比亚说：“爱”和炭相同。燃烧起来，热得没法叫它冷却。
夏洛蒂·勃朗特说：爱情是真实的，是持久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甜也最苦的东西。
柳永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柏拉图说：在对异性的爱慕上应有节制。节制是自然的约定。
白朗宁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有爱。
但丁说：爱情使人心的憧憬升华到至善之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爱情是无邪的，神圣的。
邓颖超说：真挚而纯洁的爱情，一定渗有对心爱的人的劳动和职业的尊重。
雪莱说：诗是至上的幸福，至善的精神，至佳而且至高的瞬间幸福的记录。
列夫·托尔斯泰说：诗歌是一团火，在人的灵魂里燃烧。这火燃烧着，发热发光。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神用什么木料做牌位。宰我回答说：“夏朝人用松树，商朝人用柏树，周朝人用栗子树。用栗树的意思是说：让老百姓战栗。”孔子听了后，（批评宰我不尊重人）说：“已经做过的事不要再说了，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劝谏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责备了。”
甘地说：最高的道德就是不断地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爱而工作。
雪莱说：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或者说，就是逾越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溶入旁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中存在的美。
高尔基说：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是为了美好的将来活着，所以一定要尊重每个人。
卢梭说：对别人表示关心和善意，比任何礼物都能产生更多的效果，比任何礼物对别人都有更多的实际利益。
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
史怀哲说：当人献身于帮助其他的生命的时候，人类才是道德的。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小啊！”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贮藏钱币的府库，安排管事的家臣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职，哪能说是节俭呢？”“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说：“国君在宫殿大门前树立影壁短墙，管仲家门口也树立影壁短墙。国君设宴款待别国的君主，举行友好会见时，在堂上专门设置献过酒后放空杯子的土台，管仲家也设置这样的土台。如果说管仲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
柏拉图说：美德之所以为美德，它在任何人那里都是相同的。无论操持家务还是管理国家都不能没有节制和正义。
柏拉图说：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己的主人”。
方志敏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柏拉图说：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
孟德斯鸠说：腐败是专制政体的宿命，因为奢侈存在于专制的本质之中。
黑格尔说：如果一切权利都在一边，一切义务都在另一边，那么整体就要瓦解，因为只有同一才是我们这里所应该坚持的基础。
罗伯斯庇尔说：平等是各种善的根源，极度不平等是各种恶的根源。
房龙说：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面宽容奉为人类最高美德，另一方面却诋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
黑格尔说：公正取决于我尊重他人的权利。公正是一个德性，如果我把它看成我的义务，并使它成为我的行为的通则，那并不因为国家要求我尊重他人的权利，而只是因为这样做是我的义务，而且在这件事上，那是出于道德律的要求，不是出于国家的要求。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谈演奏音乐，说：“奏乐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时合奏和谐协调；乐曲展开以后，很美好，节奏分明，又连绵不绝，直到乐曲演奏终了。”
毕达哥拉斯说：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
朗吉弩斯说：和谐的乐调不仅对于人是一种很自然的工具，能说服人，使人愉快，而且还有一种惊人的力量，能表达强烈的情感。
苏格拉底说：音乐和旋律，足以引导人们走进灵魂的秘境。
施特劳斯说：音乐是人生的艺术。
尼采说：没有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黑格尔说：不爱音乐不配做人。虽然爱音乐，也只能称半个人。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
爱迪生说：音乐是唯一可以纵情而不会损害道德和宗教观念的享受。
罗曼·罗兰说：艺术对历史最大的功能就是使它接近一个时代的灵魂，从而使它触及情感的源泉。音乐给我们启示了：生命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继续奔流，一种永恒的精神在世界的废墟中百花齐放。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有一位在仪地防守边界的官员请求见孔子，他说：“凡是君子到达这地方的，我从来没有不能见的。”孔子的随从领这官员去见孔子。这官员出来后说：“你们几位何必担心孔子没有官职呢？天下道德文化堕落已很久了，上天必将要以孔子作为传播光明政治的圣人。”
柏拉图说：美德即知识。……没有知识的人不可能成为事物的尺度，只有智慧的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黑格尔说：人的最高目的是道德。
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但丁说：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莎士比亚说：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显贵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不朽的神明。
罗素说：我们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
孟德斯鸠说：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是对整体的幸福，即对部落、民族、阶级、人类的幸福的追求。
朱熹曰：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朱熹说：《大学》这部书，是古代的大学用来教育学生的有关法则。大概上天让人民诞生之时，就没有不让他们具备仁义礼智的本性。可是每个人所具备的素质，有时不能一样，那是因为不能够全部了解他所具备的本性并且全部拥有这些本性。一旦有聪明智慧而拥有这些本性的人产生于芸芸众生之间，那么上天就一定会让他成为亿兆生民的国君和师长，让国君和师长治理众生、教育众生，以图恢复他们的本性，……等到周朝衰亡，贤明神圣的君王不再出现，学校的教育不推广，教化的功能衰退，风俗败坏。当时竟然有如孔子这样的圣人，都不能处在君主和老师的位置上，以推广他的政治措施。于是孔子只好将先王的好的措施单独抽取出来，诵读它们，传播它们，以告示后世。）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谈到《韶》这一乐舞时说：“美极了啊，又好极了啊。”孔子谈到《武》这一乐舞说：“美极了啊，还不是最好。”
说明：《武》是表现周武王战胜商纣王的一组乐舞。孔子是典型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武力征服，推崇仁政，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提高仁义礼乐道德教化方面的修养，以招徕他们。孔子认为周武王虽然顺应天意拯救民众于纣王的暴政之中，但是是用武力征战而非仁德教化，所以，孔子说，还不是最好。
舒曼说：留神细听所有的民歌，因为它们是最优美的旋律的宝库。它们会打开你的眼界，使你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性格。
黑格尔说：音乐的基本任务不在反映出客观事物，而在于反映出最内在的自我。
歌德说：韵律有一种魔力，它甚至会使我们相信我们怀有最崇高的感情。
柏拉图说：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作用。
马林·麦尔生说：有多少种激情，就有多少种歌曲。
柏拉图说：我但愿有一种曲词可以适当地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们沉着应战，奋不顾身，经风雨，冒万难，履险如夷，视死如归。我还愿再有一种曲调，模仿在平时工作的人，模仿他们出乎自愿、不受强迫或者正在尽力劝说、乞求别人，……或者正在听取别人的祈求、劝告或批判，只要是好话，就从善如流，毫不骄傲，谦虚谨慎，顺受其正。就让我们有这两种曲调吧。他们一刚一柔，能恰当地模仿人们成功与失败、节制与勇敢的声音。
艾涅斯库说：音乐是一种语言，它能确切地反映个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质。
莎士比亚说：音乐有一种魔力，可以感化人心向善，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
萧邦说：我愿意高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感情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我的作品的一部分——能够成为约翰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虽已成为绝响，但它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的两岸。
徐悲鸿说：人民在胜利中不会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这是对敌人斗争的胜利标志。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位居上位，待人不宽厚，举行礼仪时不恭敬，参加丧礼时不悲痛哀伤，这种样子我如何能看得下去呢？”
薛渲说：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
罗兰说：宽宏大量是一种美德。它是由修养和自信、同情和仁爱组成的。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快乐必多，烦恼必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