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治理国家，领导者实行德治，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它的位置上，而民众像星星围绕在四周。”
黑格尔说：人的最高目的是道德。
洛威尔说：国家的灭亡，许多情形，都是源自道德的颓废。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黑格尔说：无论在民族内、或在家族内，道德所寄托的那一种感情、一种意识和一种意志，都不是限于个人的人格和利益，而是包罗着全体一般的共同利益。
柏拉图说：假定每个人都是神的木偶，有一条把它拉向美德的理性的金线，这就是国家的法律。
柏拉图说：当人们有了作恶的大权时，则生得正直，死得其所，确为难事，极可称道，而能达到此种地步的，真是凤毛麟角。不过在雅典和其他国家，曾有这类善良正直之人，而且我想将来还有以此种德性驰名的人，这种德性就是正当履行责任。
卡尔·波普尔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政治的道德化，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化。
泰戈尔说：做领袖是一种危险的蛊惑，这种蛊惑曾经害死过许多坚强的人。一个没有头脑和德性的人，在他自己客厅里被一小圈子阿谀的人捧为领袖，对他也有同样可怕的诱惑力。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们，可以说：‘思想纯正无邪。’”
雪莱说：一首伟大的诗篇像一座喷泉一样，总是喷出智慧和欢愉的水花。
雪莱说：诗是至上的幸福，至善的精神，至佳而且至高的瞬间幸福的记录。
亚里士多德说：诗歌比历史更富哲理性和具有更高的价值。
贝多芬说：伟大的诗，是民族最珍贵的宝石。
贺拉斯说：仅仅有美，对诗来说是不够的。诗应该打动人心，把听众的灵魂引导到诗的意境中去。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虽然百姓会避免犯罪，但没有道德上的羞耻心；用道德文明来教化，用礼制来约束，百姓就会有羞耻心，而且会改过自新。”
柏拉图说：立法者应向公民教导美德的性质。一个城邦没有教育就会遭受到今天普通的城邦所遭受的命运。因此，它们要完善关于美德的观念。
柏拉图说：由于失去了一切羞耻之心和理性，人们就会没有什么坏事想不出来的；就不怕梦中乱伦，或者和任何别的人，和男人和神和兽类交媾，也就敢于起谋杀之心，想吃禁止的东西。总之，他们没什么愚昧无耻的事情不敢想做的了。
管仲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由君而立，须具恒常之性，民方可安。为求不纵不枉，故于立法之际，须从自然之则，循之心之聚。一国之存亡，决定于法之臧否，故立法不可过于苛繁，刑赏当求其公平；法立而欲使吏民守法，则人君须有推行之决心，并身先服行，使民信而从之，以表率群伦。执法之际，需大公无私，唯法是断，不淫意于法外，不为惠于法内，则天下翕然从风矣。
斯宾诺莎说：害羞是畏惧或害怕羞耻的情绪，这种情绪可以阻止人不去犯某些卑鄙的行为。
苏霍姆林斯基说：当良心、羞耻心、责任心和事业心在你的心灵中永远扎下根来的时候，你就会形成一种有道德的个性。
费希特说：道德的根本，是自制心和克己心，使自身的本能服从全体。
余秋雨说：在整个中国文化里面，“耻”字的含义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化。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后人言耻，着眼于成败。这个转变，耻感文化也就变成了胜败文化、输赢文化，完全变了质。麻烦的是，广大民众也都随着这样的方向蜂拥而去，成了一种现实的中国文化。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自立成才，四十岁遇事而不受困惑，五十岁懂得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趋势和自己的责任，六十岁能听进不同的意见并分辨是非真假，七十岁随心所欲，也不会逾越道义的规矩。”
哈代说：二十岁的人，意志支配一切；三十岁时，机智支配一切；四十岁时，判断支配一切。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命，如果跟时代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
马克思说：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美。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歌德说：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
叔本华说：人在一生中的前四十年，写的是本文，在往后的二十年，则不断地在本文中加添注释。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怎样做是孝，孔子回答说：“不要违背礼。”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樊迟说：“孟孙氏问我怎样做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礼。’”樊迟问：“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父母在世时，按礼来侍奉他们；去世了，按礼来为他们办丧事，按礼来祭祀他们。”
林语堂说：一个自然人必定爱自己的子女，但只有受文化熏陶的人，才会孝养父母。
武者小路实笃说：我觉得，只有人类在由衷的感谢下生出的报效之心，才是地球上最美好的东西。
巴尔扎克说：家庭将永远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权力和法律的作用是在这儿开始的。
罗兰说：家庭秩序和法律秩序一样，不能自动成立，而是通过意志建立并维持下来的。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问怎样做是孝。孔子说：“对父母，要特别担忧他们的疾病。”
狄更斯说：身体健康才是幸福。
蔡元培说：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
蒙田说：健康的价值贵重无比，唯有它才是人生的追求目标。
富兰克林说：保持健康，这是对自己的义务，也是对社会的义务。
叔本华说：我们当尽力维护健康，唯有健康方能绽放出愉悦的花朵。
斯宾塞说：保持身体健康是一种职责，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怎样做是孝。孔子说：“现在孝敬的人，是说能够奉养父母就可以了。对于狗与马，都能饲养。如果对父母只是奉养而不尊敬的话，那和饲养狗与马有什么区别呢？”
瓦鲁瓦尔说：家庭生活充满仁爱与道德，便是人生的美满成果。
萨特宁说：尊重人的尊严，这是一件多么干净、多么美好的事啊！
高尔基说：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是为了美好的将来活着，所以一定要尊重每个人。
菊池宽说：对人的热诚和照顾，应看作是安慰，不应看成义务。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怎样做是孝。孔子说：“对父母经常保持和颜悦色很难。有了事，孩子为父母去操劳；有酒饭，让父母吃，但是如果对父母不和颜悦色，这能算是孝吗？”
瓦鲁瓦尔说：家庭生活充满仁爱与道德，便是人生的美满成果。
克林顿说：一个好家庭应该是：上一代把爱、家教和优秀的价值传给下一代，那里是人们生活的避风港，在那里人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德莱塞说：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种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有东西比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
孟郊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塞缪尔·约翰逊说：在家中享受幸福，是一切抱负的最终目的。
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孔子说：“我给颜回整天讲学，他都不提不同的意见，像是很愚笨。课后我考察他的私下的言论，发现他对我的讲学能充分发挥，颜回啊，一点也不愚笨。”
孟德斯鸠说：谦虚是不可缺少的品质。
巴甫洛夫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
笛卡尔说：我的努力求学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
布朗尼科夫斯基说：善于吸取来自各方面的思想，问题不在于是谁提出问题，而在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荀慧生说：只有广泛地得到教益，自己才能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然后才能独创一格。
爱因斯坦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
普列汉诺夫说：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善于提问。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动机，看他所采取的方法，考察他安心于做什么。（通过这三方面的考察）那个人哪里能隐瞒得了呢？那个人哪里能隐瞒得了呢？”
艾略特说：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人品，正如我们的人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卡莱尔说：我们的行动是唯一能够反映出我们精神面貌的镜子。
莎士比亚说：行动往往胜于雄辩。
契诃夫说：人在智慧上应当是明豁的，道德上应该是清白的，身体上应该是洁净的。
黑格尔说：人不外是他的一系列行为所构成的。……意志作为主观的或道德的意志表现于外时，就是行为。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温习已学过的知识而能获得新的知识和见解，这样就可以当老师了。”
培根说：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需知其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通读，细读，反复读。
高尔基说：每一本书是一级小阶梯，我每爬上一级，就更脱离兽性而上升到人类，更接近美好生活的观念，更热爱这本书。
高尔基说：应该随时学习，学习一切；应该集中全力，以求知道得更多，知道一切。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的知识越多，他去获取新的知识就越容易。
歌德说：知识越深化，我们就越是临近那不可知的事物。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要像器皿那样只有一种才艺。”
汤因比说：人的能力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具有社会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掘、培养每一个人的独具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学生机会，使他们实地去积累经验，并运用这些经验。而且，在一生中都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一体化教育。
刘一说：一个人的才能并不应局限于他的书本知识，而应当是综合的、全面的。
巴尔扎克说：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钱伟长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要注意其发展，要注意其变化。不重视发展和变化，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不能进步的。
高尔基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创造是独立自在、没有止境的！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说之前先实行，而后按照做了的去说。”
闻一多说：人家是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高尔基说：每个人都知道，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富兰克林说：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远的伴侣。
康德说：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鲁迅说：一个诚挚、热心、为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任的。
邓小平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这就是实事求是。
杰弗逊说：没有什么手段比说谎更下贱、更可怜、更卑鄙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说：“君子用正义团结人而不以私利相互勾结，小人用私利相互勾结而不在正义上团结人。”
柏拉图说：我们看到正义的人的确更聪明能干更好，而不正义的人根本不能合作。但我们说不正义者可以有坚强一致的行动，我们实在说得有点过头。因为他们要是绝对违反正义，结果非内讧不可。他们残害敌人，而不至于自相残杀，还是因为他们之间多少还有点正义。就凭这么一点儿正义，才使他们做事好歹有点成果；而他们之间的不正义对他们的作恶也有相当的妨碍。因为绝对不正义的真正坏人，也就绝对做不出任何事情来。
柏拉图说：最大的恶是自私，它被认为是自然的，然而却是许多罪恶的原因。
列夫·托尔斯泰说：一切使人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分裂的是恶与丑。
埃德蒙·伯克说：当恶棍凑合在一起的时候，好人必须联合一致。否则，好人会在这可鄙的斗争中一个一个地被击破，作出无谓的牺牲。
高尔基说：个人如果单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团结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光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仅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不定。”
歌德说：缺少知识就无法思考，缺少思考就不会有知识。
奥斯本说：读书可以获得知识，思考才能去粗存精。
高尔基说：读书是好的，但必须记住，书不过是书，要自己动脑筋才行。
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卢梭说：读书不要贪多，而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良多。
乌申斯基说：学习是劳动，是充满思想的劳动。
克雷洛夫说：伟人只在事业上惊天动地，他时常不声不响地深思熟虑。
洛克说：读书仅向大脑提供知识原料，只有思考才能把所学的书本知识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富兰克林说：在读书上，数量不列于首要，重要的是书的品质与其所引起的思索的程度。
尼采说：不会思想的人是白痴，不肯思想的人是懒汉，不敢思想的人是奴才。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叔本华说：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犹如儿童启蒙习字时，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画依样画葫芦一般。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被免除了一大部分。因此，我们暂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而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愈多，或整天沉浸读书的人，虽然可借以休养精神，但他的思维能力必将渐次丧失，此犹如时常骑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较差，道理相同。
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索，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因为，唯有它们才是我们反复领悟的东西。他人的思想就像别人餐桌上的残羹，就像陌生客人挪下的衣衫。
爱因斯坦说：学习，不断地追求真理和美，是使我们能永葆青春的活动范围。
毛泽东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学习的重要，他永远也不会变得聪明。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说：“攻读钻研很极端的学说，那就是祸害了。”
黑格尔说：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黑格尔说：当亚里士多德要求思想必须保持一种高贵态度时，他所说的高贵性应即在于摆脱一切特殊的意见和揣测，而让事物的实质当权。
黑格尔说：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
柏拉图说：我为人不但现在，并且经常，只是服从理智，此外其他一切都不能牵制我，经过深思熟虑，唯有理智最为可贵。
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
列夫·托尔斯泰说：事情总是这样，有一个极端就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来跟它作对。
黑格尔说：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譬如说，世界不是有限的，则必是无限的，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说法是真的。殊不知，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
希尔泰说：坏书是带有知识性的毒药，它会毒杀精神。
邓拓说：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仲由，我教给你的知识知道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才是明智的。”
乌申斯基说：只有正视自己的无知，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
苏格拉底说：知识是唯一的善，无知是唯一的恶。知识是精神的粮食。
柏拉图说：我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起码我不以我所不知为知。
歌德说：无知是成功的大碍，其严重性远非我们想象所及。
黑格尔说：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他还没有把这个陌生的世界变成为他自己使用的，他住在这世界里面不是像居在自己家里那样。
拉里·佩奇说：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向孔子学习如何做官。孔子告诉子张说：“要多听他人的建议，有疑问不懂的地方就先保留，谨慎地说出其余，那么就能少犯错误。要多看各种情况，有疑惑不清的事情先放一边，谨慎地做其余的工作，那么工作就能减少反悔。说话少出错，做事少反悔，官禄就在其中了。”
柏拉图说：不过我认为，牧羊的技术当然在于尽善尽美地使羊群得到利益，因为技艺本身的完美，就在于名副其实地提供本身最完美的利益。我想我们也有必要承认同样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统治者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论他照管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总是要为受他照管的人着想的。
德谟克利特说：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和谨慎。
歌德说：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而行动。
《尚书·大禹谟》：帝曰：“来，禹！……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帝舜说：“来，禹！……上天赐予的王位落到你的身上了，你最终还是要升登君主的王位。……诚实地执守中正之道。……如果天下百姓穷困不堪，上天赐予的福命就将永远终止了。”）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民众信服。”孔子回答说：“选举正直的人，安排的位置在不正直的人之上，那么民众便信服；选用不正直的人，安排的位置在正直的人之上，那么民众就不会信服了。”
阿瑟·戈森说：人类之所以充满希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对正直具有一种近于本能的识别能力，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它所吸引。
黑格尔说：如果在一个民族那里，在选举国家官吏时掺入私人利益和肮脏的金钱方便，并且占了上风，那就可以把这样一种状况看作这个民族政治自由必然丧失的先导，它的法制和国家本身沦亡的先导。
柏拉图说：政府的权力不应该给予最强者和最富有者，而应给予服从法律者。
阿米尔说：人要正直，因为在其中有雄辩和德行的秘诀，有道德的影响力。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心和互相劝勉，应该如何办？”孔子回答说：“你用庄重的作风对待他们，他们就尊敬你；你孝敬长辈，又慈爱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忠诚于你；你选举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那么百姓就能互相劝勉。”
柏拉图说：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柏拉图说：因为，事实上，亲爱的朋友，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有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
昂苏尔·玛阿里说：只有肯定别人的价值，人们才会对你有恰当的评价。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啊就是孝敬父母，对兄弟友爱，将孝弟的道理推广到政治方面。’这也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非要做官才是参与政治呢？”
《尚书·君陈》：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尚书·君陈》：周成王这样说：君陈！你有孝顺恭敬的美德。因为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能够来从政了。我任命你治理洛邑的东郊周，你要恭敬呀！）
卢梭说：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
黑格尔说：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领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
黑格尔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柏拉图说：立法者应向公民教导美德的性质。一个城邦没有教育就会遭受到今天普通的城邦所遭受的命运。因此，它们要完善关于美德的观念。
黑格尔说：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而不真实的东西。这种自我意识，就构成法、道德和一切伦理的原则。
黑格尔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以便从精神上抵消因研究本部门行政业务的所谓科学、掌握必要的业务技能和进行实际工作等等而造成的机械性部分。
歌德说：生活就像旅行，思想是导游者，没有导游者，一切都会停止，目标会丧失，力量也会化为乌有。
曾参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曾参说：在古代，想要将人固有的美好品德彰显于全社会，就先从治理国家入手；想要将国家治理好，就必须先治理、整顿各士大夫家族的秩序；想要搞好家政，就必须先提高自身品德的修养；想要提高自身品德修养，就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态；想要端正心态，就必须先使意念诚实；想要使意念诚实，就必须先达到一定的知识储备；探索并且获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推究事物的本源。）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用，真不知道怎么可以呢！这就像大车没有，小车没有，它靠什么行走呢？”
托马斯·霍布斯说：由于害怕后果，人才履行自己的诺言。
大仲马说：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
左拉说：失信就是失败。
程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
阿米尔说：信用就像镜子，只要有了裂缝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连成一片。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往后十个朝代的礼制可以预知吗？”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制，所减少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礼制，所减少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继承周朝礼制的朝代，即使传了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贝弗里奇说：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李大钊说：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创造新生活。
弗洛姆说：人类从未终止追求生产和创新，因为创新性是力量、自由和幸福的源泉。
歌德说：不断变革创新，就会充满青春活力；否则，就可能会变得僵化。
黑格尔说：时间犹如流逝的江河，一切的东西都被置身于其中，席卷而去。
斯宾塞说：时间，那是人类努力加以打发，然而到头来却被它毁灭的东西。
黑格尔说：在大的、使人注目的革命运动之前，必定在时代精神内有一个沉静的、秘密的革命为其先导，这种革命并不是每双眼睛所能看得见的，也是极少为同时代的人所能观察到的，既难以把握住，也难以用语言文字去表达。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拜，是谄媚。看见正义的事不去做，是没有勇气。”
斯宾诺莎说：谄媚也可以造成协调，但这种协调是由奴性的无耻的罪过或欺骗所造成的。
莎士比亚说：宁愿做一朵篱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他人恩惠的蔷薇；与其逢迎谄媚，偷取别人的欢心，宁愿被众人所鄙弃。
贝多芬说：只要是行为正当，那么勇气会使你获得一切。
莎士比亚说：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决不胆怯。
丘吉尔说：勇气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倘若有了勇气，人类其他的特质自然也就具备了。
黑格尔说：一个真正的人物性格必具有勇气和力量，去对现实起意志，去掌握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