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似乎喜欢复杂。一个单纯的公司一旦成功，经理人就忙着让公司变得很复杂。等公司变复杂了，它的获利却大大降低。这不只是因为公司多进行了一些周边的事务；也因为，让公司变复杂的行动，乃是人类行为中最会降低获利的事。
舞姿曼妙的生活艺术
书店里有很多书指导你如何生活、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应付这样那样的问题，杂志上也连篇累牍地告诉你如何说话、如何察言观色、如何八面玲珑。不用说，这些人生指南常常是相互矛盾，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你应该诚实，但又不能太老实；你应该友善，但也要偶尔发发脾气；你应该能干，但又不要弄到被别人嫉妒的地步；你应该聪明，但要装得傻一点；你要讨领导的欢心，但不要被认为是个马屁精；你要多交朋友，但不可全抛一片心……即使你没让这些东西弄糊涂，也不免感到想好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你得学会踩钢丝才行。
人生真的是一根钢丝，一团乱麻，或者是《偷天陷阱》里错综复杂的的警报网，我们都得像泽塔琼斯那样，舞姿曼妙地穿过？不可否认，有些人是这么做的，其中有些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想像，这一定是些智商或情商比较高的人（就好像泽塔琼斯的身材很好看一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要亦步亦趋呢？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结果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东施效颦？会不会在一味模仿中迷失自身？
人生有无数答案，我们很难确知哪个最标准。如果你想把答案弄得很复杂，那是你的权利，但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其实你也完全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它，那就是：不管周围如何，你为自己制定几条原则，并照此行事。
这很愚蠢吗？其实未必。环境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法完全控制的，你在上面花费的心思，就不一定划算。
马尔哥尼与清朝官员
当马尔哥尼使团与清朝官员谈判时，双方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都难以理解对方，也都看不起对方。
在马尔哥尼看来，这些脑满肠肥的“满大人”只会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他们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与这些人谈论任何严肃的事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简直就是愚蠢的象征。
可他不知道，在清朝官员的眼里，他才是愚蠢的象征。这个蕞尔小邦的生番，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只知道坚持粗鲁无礼的要求，却不懂变通和察言观色，即使是明显的提醒他们也不能领会，在皇上那里碰个大钉子，真是活该。
马尔哥尼使团没能完成使命，败兴而回。大约半个世纪后，英国的炮舰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历史以这种残酷的方式给这次争论做了结论。
马尔哥尼使团带走了一些景泰蓝、鼻烟壶之类的礼物，他们也给清朝皇帝带来了地图、枪炮（本来，英国人希望以此震慑中国人，使之同意和他们通商建交），可是似乎没有人对这些洋玩意感兴趣，这些东西被草草点过，送进了库房，以至于几十年后，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叫天朝吃了大亏的“英咭蜊”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当时的中国人——或者说，当时中国的统治者——真的愚蠢吗？除了一些世袭贵族，多数官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爬上高位的，有的饱读诗书，有的屡建战功，有的精于“厚黑”（如当时的宠臣和珅）……可以说，个个都不简单。
这些聪明人怎么会表现得那么愚蠢呢？只能说：他们的聪明才智被用在了别的地方：奉承上意、勾心斗角、明哲保身……都不是蠢人能够做到的，都需要踩钢丝般的巧妙身手，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傻还是聪明？
正如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好多人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太聪明。
一个聪明人的麻烦是他总希望比别人多得一些，或者说，他总面临这样做的诱惑。因为他比别人聪明，他是有能力这样做的，按照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人普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聪明人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这种自然的行为却引起了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变化，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生活越来越复杂了。
比如，你要做成一件事情，希望达到某种目的，但是你不能仅仅考虑这件事本身，还要考虑它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要不要与人合作？利益如何分配？它会不会得罪某些人？等等。你不得不考虑它们，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这样你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智慧去处理它们，而这些花费对你本来想做的那件事并无多大益处。也就是说，它们大大提高了你做事的成本。这种多余的花费似乎是我们的宿命。
如果大家都考虑得少一点，都傻一点，不是对每个人都好吗？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傻子创造的：埋头苦干的是傻子，助人为乐的是傻子，推己及人的是傻子，满怀希望的还是傻子，傻子创造了世界，傻子享有世界。
很遗憾，我们已经懂得，世界不会因愿望（不管多么良好，多么合理）而改变，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改变一些东西的，只要你懂得：聪明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聪明，傻也不像看起来那样傻。
“囚犯困境”现在已经被人们熟知了，在这个困境中，人们越聪明，结果越糟糕。而打破这一困境的办法很简单：一报还一报。也就是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它能够清晰表明我们的立场，用最明了的方式告诉对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该怎样去做。从“一报还一报”的胜利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你的策略越简单，越清晰，也就越有效。相反，如果你的策略无原则地复杂，将永远面临考验。
一个王朝的倾覆
东汉王朝为何覆亡？答案有很多：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以及其他的天灾人祸，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要找出一个“致命败招”，那就是一个人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个人是大将军何进，一个靠做了皇帝的大舅哥这层裙带关系爬上去的屠夫。
愚蠢不是罪过，但是爬到了那个位子的人愚蠢起来就很危险，特别是当这个蠢人自作聪明起来就更加危险了。作为外戚，何进一心想除掉宦官势力——以前有好几个不可一世的外戚势力都是被宦官打倒的。他这样做是出于私心，但也符合众意——宦官的确做了不少坏事。可问题是，他的妹妹——此时的皇太后——不同意，怎么办呢？
这时有人出了个似乎很聪明的主意：鼓动对宦官最为痛恨的董卓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兵进京，逼迫太后让步。
顺便说一句，此时何进身边有两个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袁绍和曹操。这两人在这件事的表现，预示了他们将来的成败。袁绍就是那个出主意的人，而曹操坚决反对，他认为：要想除掉宦官，只需要派一个检查官依法治罪就够了，这样胡闹将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但何进不听。
消息不可避免地传扬出去，宦官只好铤而走险，抢先杀掉了何进。接着，袁绍又杀光了宦官——这么轻而易举，说明调董卓进京完全是多余的。可是，这个多余的董卓已经来了，而且再也没人能把他弄走了。董卓的军队很有点像《指环王》中野蛮残暴的“兽人兵团”，董卓本人更是个不折不扣的混世魔王，他妄行废立，杀人如麻，终于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大动乱。东汉王朝从此土崩瓦解，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
当你有简单和复杂两种选择时，尽可能选简单的那一种。
小孩子都能想到的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锤子和钉子”的问题，这里它也同样适用。我们很容易陶醉在对复杂知识的掌握和使用上，而忽视了更简便易行的方法。这里有两个小故事，与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有关。
其中一位是诺曼——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博弈论的创造者。有一次，一个朋友问他一个问题：一对夫妇相距1公里走向对方，每个人的时速是5公里；他们的狗在两位主人之间不停地跑来跑去，时速10公里。问题是，当他们终于相遇时，狗跑了多少公里？
诺曼措手不及，但思考片刻，还是给出了答案。这个朋友有点失望，说：“我还以为你会上当，用无穷级数求和的方法来做呢。”这下轮到诺曼吃惊了：“可我正是这么做的，难道不对？”
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狗在不停地折返跑的同时，人也在走，狗每次跑的距离，花去的时间都不一样，这涉及无穷级数求和这个非常复杂的高等数学问题。诺曼能在仓促之间作出正确回答，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可同样是在仓促之间，诺曼也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他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作出解答——只要先求出相对行进的夫妇走完这段路花费的时间，再用它乘以狗的时速，就可以轻松得出答案。
在数学上，诺曼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居然忽视了这个方法，只能说是千虑一失。也许原因就是他习惯了对付复杂问题，碰到简单问题反而转不过弯子。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爱迪生的，只是他扮演的是恶作剧的角色。
年轻时，爱迪生有个同事是名牌大学的高等生，因为这个背景，此人时时流露出优越感。爱迪生想教训他一下，于是请他计算一个灯泡的容积。这个同事仔细测量，绘制图表，投入复杂的计算（灯泡的形状就很复杂）……等他忙得差不多了，爱迪生才告诉他该怎么做：给灯泡注满水，再倒进量杯看看刻度就可以了。
当我们犯了不该犯的“小孩子都能想到的”错误时，感到难堪是很自然的。其实，我们犯类似错误，正是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把一切弄得太复杂，才会在简单的问题上摔跟头。
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犯了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他认为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其实只要数数他太太的牙齿就可以弄清，但他没这样做，因为他以为自己知道。认为自己知道其实并不知道，是一个致命而普遍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