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哲学上讲的善，是满足人，合人目的的对象。与我们平常理解的关于善的内容是有区别的。平常说的善良、慈善、友善、和善等等，都是对哲学本源性的善的概念进行了一定的发挥和延展。我们不妨回到它最初的出发点来讨论问题。说到善是对人的满足，就可以分析，人的欲望是不同的，经济地位不同，要求层次不同，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吃饱穿暖就知足了；情况略为好一些的就盼望孩子有个受教育的条件，将来的前程要好一些；小康水平的人，还要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到处走一走，要有房有车，有体面的工作等等；大款和高官的生活，就像现在流行的那样，要经常出入高级宾馆，打保龄球、洗桑拿、跳舞、打麻将、卡拉OK，再不然就出国……请看有没有统一的善？显然没有。在哲学上善就是价值，需要的满足叫价值的实现，不满足叫价值的丧失。一个拿低保金的人洗不上桑拿并没觉得失去什么；但是一个大款要是还没出国，就觉得是一种缺陷。
把各种的差别先放到旁边，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观点，机会均等就是最现实的公平和正义。可是从我国现状看，这一点是最不能保证的。哪怕有了教育的公平，在人生第一步的选择面前，也会面对无奈的黑暗。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教育内容的落实和教育过程的控制，已经到了某种衰退的临界点。因此说，现在讲善，是善善不相通的，更何况是美。
善可以而且只能参差不齐；美可以而且只能标准不一；但是，在反思的视角上，我们还可以坚持一个真——我们敢于面对这种不齐和不一，承认它们的存在条件，并改善这种条件，向大写的真善美推进。
有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证明善与美的多元化，那就是对名人思想的争论。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很长时间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板”。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青人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但是，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这些批评，后来愈演愈烈，有的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卡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很多时候，事情到了动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是他生前名声过大，威望过大的牺牲品。
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日来临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评论：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
这样的局面看似很乱，但只要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角度考虑，它们都是各归其道的。从大的方面分无非就是左翼和右翼。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2000年1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20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1924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20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肯定是右翼赞成，左翼反对。因此，什么是善，在这两派当中必然找不到统一标准。
现在讨论马克思关于善的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象其他先行者那样，比如黑格尔康德等等，有着专门的伦理道德学说。但是，作为一种人类解放学，它不可能不涉及这个内容。只是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完全蕴含在他的历史观和经济分析当中，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当中，以超越的、批判的精神表达了无产阶级关于善的思想。
在《资本论》的序言当中指出：“这里考察的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比任何别的观点，都更不能要任何个人对这各种关系负责。”在马克思这里，并不研究个人品质的问题。不像以往如亚当·斯密所研究的“同情感、功过感、自爱感、义务感”等等的个人情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要从一个大前提出发，那就是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地位。比如工人的贫困，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资本家并不因此就多发给工人工资。这不能归结为资本家的心肠特别毒辣，没有慈悲之心，不善良等等的道德状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
但是，马克思有着更宏大和更深刻的善恶价值论。他说：“人本身已经不是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贫困是一种受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对其他人这种最大的财富的需要。”在这种整体性的视角下，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处于异化状态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正如《包身工》所描述的：“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在这样的场面下，你要是讲什么文明礼貌修养素质，那真是太可笑。
另一方面，资本家也并非没有异化的生活，他们首先不能没有工人为他们劳动，工人的身体状况，他们的技术水平的发展，甚至文化教育的情况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事业”的运行。同时，与其他资本家的互相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的。总之，他们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失去自由的。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没有自由就是私有财产的奴隶。要说恶，这是人类共同的恶；要追求善，人类解放才是最大的善。
现如今从我国文学整体状态上来看，主流意识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少业内人士把“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变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收视率，迎合市场票房，搞什么“视觉盛宴”、“唯美主义”。“从而造成个人乃至民族精神上的娱乐至死。”“一个只知道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的民族是危险的，一个已经断送了思考力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西施归越》，‘将卧薪尝胆、奋发进取的勾践写成了色魔和暴君，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形象范蠡写成了小肚鸡肠戴绿帽子的小人，顾全大局舍身救越的巾帼英雄西施成了被越国唾弃的坏女人，此风不煞，公理何在？’”
我们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不知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什么样的审美需求，具备怎样的审美文化基础，“他们用影视剧这个形式来制造‘暴发户’的豪华梦，再用这种豪华梦来编织他们心中的‘现代化’。这种精神鸦片其实是某些港台剧中渲染的腐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视作品的‘盗版’，既扮演着‘西化’的帮凶角色，又诱导催生着许多新的不健康的社会心理。‘滥情风’这种倾向既与‘豪华风’相交织，也浸染到小康人家乃至寻常百姓家。什么‘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乱伦乱爱’公然成为招帖广告和剧作的‘卖点’。这些作品不是着意于讴歌人类两性间健康、圣洁、美好的情感，而是津津乐道于稀奇古怪的‘婚外情、多角恋’以为这样就有了‘观赏性’。这边离婚，那边滥爱，恩怨纠葛，三角连环，‘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拿这小悲欢当大世界’（鲁迅语），既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合拍，又根本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污染了社会空气，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认为，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消费对象”。
如果马克思能够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能够多活十年八年，凭着他的文学底蕴，一定能够在美学这块天地里为我们栽下宝贵的理论之树。它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在新生活中去创造自己时代的文学精品。就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当年，毛泽东对著名作家丁玲有一个高度的评价且非常形象，他说：“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后来，丁玲到了晚年，当她再次登上庐山时，回忆毛泽东对她的鼓励，提笔留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位在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几个被称为先生的女性中，其经历很不一般，坐过牢，受到过非议，有过彷徨和苦闷。但是她恪守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从没有因为“市场”而落俗，更不屑于对自己晚年无大作的议论（有一本书就叫做《左右说丁玲》，里面收集了好多人回忆丁玲的文章，各人有各自看法。）她一心把精力用在教育青年的工作上，在全国作的很多报告影响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工作者。我们今天多么需要这样有个性有胆识的大作家呀！
四、文学自雅，哲学回归
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只要有文字就会有文学。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天地，什么声音都会争先恐后地出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利刃还要靠文化教育工作者去打磨，我们要借文学这个载体来表达哲学和政治思想，这不是刻意地学萨特，只是利用这种表征方式，更好地宣传和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可以对诸多例证进行分析，从而开辟一条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新路，打破过去那种单面、隔离、甚至相互排斥的状态。这里的叙述，对原作并不带有评价性，只是选择了具有哲学内涵又比较生活化的故事进行透视。
（一）远和近的对立统一
《越走越远》，主人公翁马，父亲是个做古旧书买卖的生意人。临终留了一张字条，说明有位顾客赊了一本《书林清问》，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还钱。如果他来还就不收了，如果他还不来还就要找到他要回书钱，并写有姓名和住址。儿子为了还父亲的心愿开始寻找，先是有一位叫何云美的老头自称是那位赊书人，可翁马说那条上写的名字是倪陈。但老头不以为然，自己让翁马参观了旧宅内的藏书，自称赊的那本书虽然下落不明，但一定要找到。结果就找到了翁马父亲旧时老友的儿子小匡，小匡称自己父亲就是赊书人，何云美不买账，翁马也坚持说那人叫倪陈。这样同一本书，一个孤本线装书怎么有三个赊书人呢？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倪陈的孙子倪辉，说他爷爷确实爱买书，但是也爱送人书，谁要说哪本书好，他就送给人家了。现在家里没有《书林清问》这本书，是不是送人了不清楚。翁马说：“我也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把父亲的纸条带来了，你们自己看吧。”随将父亲留下的那张纸条拿了出来，大家上前一看，上面倒是有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但却不是倪陈，也不是何云美，不是小匡，不是老翁自己，是一个谁都不认得的人。大家指着翁马说，你看看，你也太粗心了，把纸条都搞错了。”“翁马揣着那张搞错了的纸条，没有再解释什么，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疑惑，就回家去了。老婆正在家里等他，见到了，跟他说，你瞎忙什么呢。翁马说，你又不是不知道，父亲临终交待过的事情，我见有了点头绪，就去寻找，结果越找越乱，不找了。老婆笑道，你那样找不仅越来越乱，还越来越远。翁马听出些意思，朝老婆看了一眼，老婆手里捧着一本书，正是那本线装书《书林清问》。老婆说，就在爸爸的那口旧皮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