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斗争的手段，马克思对弗·阿·左尔格说：“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一再强调的“批判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道理。特别是对于青年人，就像鲁迅说的“对革命抱着罗曼谛克的态度，一旦参加革命，一当革命进行，往往容易失望”。对于这一点，党的任务就是时刻提醒他们不要停留在幻想上，要脚踏实地，不拒绝任何看来是琐碎的事情，哪怕是在军队中喂马或者当鼓动宣传员，都是革命行动。况且，工人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谋生手段，更重要的是社会职责。尽管这种社会职责是要通过资本这个中介来完成，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社会性。且不说放弃劳动就是放弃个人生存，同时也就是放弃阶级生存甚至人类生存，这是不可想象的。资本家也是一样，如果他放弃监督管理，放弃整个经营活动，也就放弃了社会性存在。因此，双方都不会停止日常生活。工人罢工，那只是手段，不会是目的。
关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革命导师在这个哲学内涵比较深的问题上，对工人代表进行了通俗的解释。恩格斯在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历史学家就证明，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断言某个伟大人物“命中注定”就会扮演这个角色，但它能断言这一角色一定会有人来扮演。如果有人把这叫作“没有实证性”，那就是幻想着历史的实证也要到物理化学实验室里去寻找操作的对象。
符·博尔吉乌斯断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恩格斯立刻表明，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力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合理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前辈、革命导师对晚辈的恳切教诲。不难看出，他和马克思始终坚守一个原则——不忘在任何场合、在不同的具体问题上，向战斗在工人运动第一线的同志和朋友宣传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
当然，对于工人运动的核心人物，一旦他们在认识上出现严重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不留情面的，立刻指出其要害，并不厌其烦地进行理论说服。
1895年，是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于3月12日在伦敦给康·施米特写信，纠正了他在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严重错误，说：“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抽象推论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玄想中。……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像康德把神的存在贬为实际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如果我们竟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在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每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低为虚构，那我们对利润率和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像话了，——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的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和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相互交错在一起，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
我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运动，与它的大众化紧密相关。从创始人本身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逐渐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向一线的战友渗透，我们也看到了它运动的性质。因此，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哲学是不是一定要规定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我看不是这样的。艾思奇在他的《大众哲学》中表述这个定义：哲学是人们的根本思想，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如果我们把哲学拔得很高，脱离了生活和大众，它就一定会神秘化，就必然断定在群众中只有哲学的碎片，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行动中展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不一致。
放眼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还在继续成长，不断有新生元素融合到其中。就在2009年，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谈到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从几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
首先强调的是“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的理论应该从整体上介绍，而不能单从一方面出发”。他说“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社会观现已成为一种常识”，“例如大公司、工人、中小型企业、劳动者和农民。不管他喜不喜欢‘阶级’这个词语，研究社会都要从这一角度出发，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析当前的危机”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当市场上一种商品出现短缺时，‘看不见的手’就起作用了，它通过提高价格，表示需要生产更多的这种产品了。然而，当‘生产与消费再现矛盾’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起作用了”，“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有一个造成虚假需求的机制，商品看起来卖得很好而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目前的危机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危机的结合体”，并指出了“目前的情况与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