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遭受抢劫的清末民国
作为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辱，这几乎是铁律。近代的中国，因落后和贫穷而吃亏挨打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大清晚期慈禧太后执政五十年，不但落后贫穷，不而且思进取，盲目自大，就是这样一位固步自封、玩弄权术和贪图享乐的君主。不但错失了中国在世界工业革命大潮中发展的机遇和进程，而且由于落后频频被外国列强凌辱和抢劫，大量文物被掠夺和破坏，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因为这位老女人，的的确确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慈禧太后（1835～1908年），叶赫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安徽宁池广太道惠征之女。咸丰元年（1851年）入宫，封懿贵人，六年生子载淳（同治帝），进懿贵妃。同治即位后，与恭亲王等密谋杀肃顺，垂帘听政。光绪即位，因无实权，发动戊戌政变，被其挫败，将光绪囚于颐和园毒死，最后掌蓝揽国政大权。当年慈禧太后以为洋洋大清帝国地大物博、物产富饶、人口众多、边防坚固，外国人有何惧怕？当有的大臣一再提议加强海防，急需购置坚船利炮，大力训练水师和海防军士，方可阻挡外敌来犯。可慈禧太后就是不听，甚至怀疑这些奴才里应外合以下拨海防军费之名，中饱私囊。北洋水师自从1888年成军以来到甲午年间，6年时间不但未添一舰，甚至未添一弹，船只也没有很好地维护。海军的钱，被慈禧太后拿去用在修建万寿山颐和园享乐工程上了。结果倭寇小日本于1894年7月末发动甲午战争，一举摧毁北洋水师，大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一次，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西方列强看着中国这样不堪一击，为了尽快瓜分中国，紧接着不到两年多时间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八国联合军队利用保护外国侨民，剿灭义和团为契机，于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入侵中国，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有所增加。此事件最后以大清王朝战败、联军占领首都北京、清廷政府逃往陕西西安落下序幕。谈和后，清朝付出白银4.5亿两，圆明园和颐和园遭受焚毁，连同故宫紫禁城内的大量古董文物洗劫一空，流失文物不计其数。怎么样？轻视别人的恶果是什么样的下场？差点亡国灭种。
1900年，八国联 军侵入北京，琉璃厂一带被德国兵占领，古玩铺的古玩字画、金石陶 瓷等文物被德国兵抢走，侵略者还将从宫廷和官宦人家抢劫来的文物拿到社会上出售。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载：“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这些古书、珍宝中的一部分后来又辗转来到琉璃厂。1900年至1927年 这一时期，外国人到琉璃厂买古玩字画、铜器、玉器、陶瓷、漆器、石刻、壁画、牙雕、缂丝等文物者很多。其中买中国古玩玉器时间最长、物品最多、档次最高的是美国的福开森和日本的山中。福开森（JohnCalvinFergwson）于1886年来华传教办学，1942年 被日军遣送回国，他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出现在北京文物市场上，经常 在琉璃厂收购文物。日本人山中，1900年后在北京开设山中商会，收购古玩珠宝近半个世纪，直至抗战结束才回国。中国几千年以来传承下来的文物艺术品，就这样被国外列强掠夺和贩卖出国。
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团体。俗话说的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说任何一个团体（大到国家小到家庭）的领导要是没有水平，那么这个团体肯定不会出色的；要是这个团体的领导很厉害，很有水平，务实进取，那么这个团体肯定是出色的。与外国谚语：“一只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清代晚期的无能之辈耽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那么民国的革命应该给中国带来发展曙光吧。但令人遗憾的是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日本趁虚而入大举入侵，国民时期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南京大屠杀就是典型的罪证之一。8年时间，文物和古迹遭受空前的毁灭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战乱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珍贵文物更是畅通无阻的流失到国外。
民国时期，政府既无禁止文物出国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对旧书业、古玩业的必要管理，致使文物艺术品外流更加严重。现今在 欧、美、日等国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收藏的难以数计的中国珍贵文物，既有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抢走的、以“学术考察”名义公然带走的（黑水城文物流失、敦煌文物流失、楼兰文物流失等），也 有中外奸商勾结贩运的，还有大批经古董市场“合法”购买的。一些 外国商人觊觎中国的文物，还在北京、上海、天津等文物汇聚之地开 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文物，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 人生意的古玩铺。其中卢勤斋在上海、北京、天津、西安等第开设联络点，专门替洋人搜刮民间文物，源源不断的运出国门。
趁火打劫的考古学家们
中国的文物在洋人和国内奸商里应外合之下一边运出国门，外国的考古学家和一些文物收藏家以及古陶瓷研究者一边纷纷踏进国门进行考察和研究，一边在进行毁灭罪证的破坏。比如，斯坦因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也有做出一定贡献的外国研究学者。
1923年，时任北洋政府地质矿产顾问，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1874年7月3日-1960年10月29日）本名约翰？贡纳尔？安德松（瑞典语：Johan Gunnar Andersson），从黄河中游的河南渑池县发现仰韶文化，为了找到中国更早的古文化，他从河南出发，沿着黄河逆流上行，到兰州后，他四处寻找、赶到临洮，不辞辛劳，苦苦追索，终于在临洮县城以南十公里的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发现了中国境内的一种新文化。安特生把它定名为马家窑文化。安特生先生发现了马家窑的三种类型，他把在临洮马家窑村发现的这种类型定名为马家窑类型。在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之后，第二年他重返临洮，从临洮出发向西走去，在临洮之西的广河县半山村发现并命名了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发现了半山类型之后，安特生先生继续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现并命名了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在杭州凤凰山南宋皇城遗址一带考察，寻觅南宋官窑标本，并将考察成果《南宋官窑の研究》一文发表发表在日本工艺美术杂志上。民国著名瓷学家、收藏家朱鸿达先生多次在遗址考察收集了出土整器20件及一批瓷片、窑具。经研究整理撰写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所收集的2只南宋官窑双鱼洗并附有图片。
1933年之前，英国人司瓦洛（R。W。Svalow）长期居住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从事古陶瓷收藏，是一位陶瓷收藏大家。1933年，他获聘焦作“英国注册的中福公司”时发现了当阳峪窑。发现当阳峪窑后，1934年，司瓦洛邀请瑞典工程师、关心中国考古学与古陶瓷的卡尔贝尔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并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刊发了《关于焦作陶瓷器的记录》，文章发表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我国著名学者陈万里、冯先铭、叶民先生等相继考察，并有著述。
1933年3月，在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任职的美国人葛维汉先生，首次对琉璃厂窑进行了一次非正式发掘，并于1939年发表了他的英文论文《琉璃厂窑》被《华西边陲（边疆）研讨（研究）学会》杂志刊发，引发国外学者重视。此后，有英国贝得福、加拿大杨枝高等人来四川考察和寻找，并在各大学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邛窑和邛陶。
1937年，一个名叫普兰柯斯东的英国青年学者首次认识了湖田窑，并将考察所得，详细介绍给欧洲。国人对湖田窑的认知晚了十几年。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经过对湖田窑的考察后，首次推介给国人。
民国时期，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但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尤其日本在中国的烧杀抢掠和狂轰滥炸，中国流失和毁灭的文物无计其数。这段时期不仅是国家的灾难，而且是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的痛。
无知是文物损毁的大劫难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人对文物保护和研究的不重视，使得文物再次遭受巨大毁灭。“破四旧”和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文物被当做“废品”销毁，许多历史文物被当做“牛鬼蛇神”而“斩草除根”。一切都为政治运动服务，一切都为阶级斗争让道。文物谈不上保护，更谈不上研究。许许多多的文博人员被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国家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才真正重视起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经济建设和个人利益占据国民重要位置。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面临极大挑战。不幸的是近30年来全国各地盗墓成疯，文物走私成多渠道流失海外。
体制僵化，一些文博人总是盲目自大，以为自己对我国文物，尤其古陶瓷的研究是很全面，很透彻的，认为外国人研究只是皮毛，因为他们不懂中国文化，缺乏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全方位了解，所以论证的东西就缺乏可靠性和权威性。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学术观是固步自封，不但害人，而且害己的。
文物研究的落后，虽然不会亡国灭种，但会导致传承我国文化历史的载体（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民族文化失去根基。还有他们会在中国国富民强的恰当时候卷土回流回来，进行看不见硝烟的文化侵略战争（炒作套现）。1860年，圆明园被列强掠夺去的兽首，现在回流回来竟然每只竟然要以1400多万欧元才能“物归原主”。
1927年，流失出去的一对认为是赝品的元青花象耳瓶在伦敦仅仅买了不到300英镑（当时转手拍卖，最后一只元青花象耳瓶被大威德以360英镑拍下），而现在要回流回来起码一对得付10亿人民币。其他流失出去的青铜器、石像、玉器、书画、高古瓷、明清官窑瓷价格都是天价。我们不仅要问：这些老外为何这样痴迷和热衷中国文物呢？不言而语：中国的文化艺术的魅力和她具有的经济价值。这使得西方和日本一些学者，以及一些收藏机构20世纪很早就潜心研究中国文物，并且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记得在1935年，故宫接受英国政府的邀请，装运故宫重量级的大批文物前往伦敦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安排24场次“中国文物学术研究与研讨”学术演讲中，竟然没有安排一位中国文物学者进行演讲和交流。究其原因是这些西方学者根本看不起中国本土的文物研究学者。中国文物学者对自己国家文物保护意识的丧失和学术研究水平低下，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用萨依德（Edward Said）曾经在《东方主义》中引述马克斯的话“他们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最为恰当。是啊，中国的古陶瓷研究学者水平和思想境界要高的话，中国在19世纪以来那么多文物就不会遭此劫难，让这些西方考古探险者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了。那对重要的元青花象耳瓶就不会轻易的流失到英国廉价处理了，更不会成就大英博物馆霍布森（R。L。Hobson）成为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第一人了。
学者的无知何谈文物研究
去年我参加国内一位重量级古陶瓷专家的讲座，他很不以为然的说：霍布森（R。L。Hobson）算个什么？有什么了不起？那青花瓶子上明明有“至正十一年铭文”对照一下年代不就是元代青花瓷器，国人还用得着对他这样顶礼膜拜吗？除了这点小小的发现而外，还能有什么成就呢？听后很不是滋味，这位专家很显然对西方文物研究学者很陌生，还大言不惭的公开指责别人毫无建树？在中国文物战线上熬到退休年龄了，其知识面也太狭隘了吧？大英博物馆霍布森（R。L。Hobson）虽然因为元青花的收藏热让许多人知晓了这位东方陶瓷研究学者，但他除发现元青花瓷器而外，对中国其他文物研究确实在整个西方是如雷贯耳，家喻户晓的。单就从1908年到1942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古陶瓷著作之多，一定会让我们这位国内的古陶瓷专家重新审视。比如：
1908年1版，霍布森（R。L。Hobson）《东方和大不列颠瓷器》；1915年1版，霍布森（R。L。Hobson）《中国陶器与瓷器》精装两厚册，限量1500部；1915年1版，霍布森（R。L。Hobson）《中国陶器与瓷器》（2卷全）—300余件（汉——清陶瓷艺术品）单面图版；1923年1版，霍布森（R。L。Hobson）《中国陶瓷艺术》152件（汉至明代陶、瓷艺术品）单面整版图版；1923年版豪华版，霍布森（R。L。Hobson）《明代瓷器》限量27部作者霍布森签名一函一册；1924年1版霍布森（R。L。Hobson）《中国晚期陶瓷》大厚册图片160多幅；1925年1版霍布森（R。L。Hobson）《明代瓷器》Wares of the MingDynesty，伦敦；1925年豪华版，霍布森（R。L。Hobson）《清代瓷器》限量250部作者签名版；1925年1版，霍布森（R。L。Hobson）《中国晚期陶瓷》163件（清代，康、雍、乾陶瓷艺术品）单面整版图片；1925年1版霍布森（R。L。Hobson）《尤摩弗帕勒斯藏中国、朝鲜、波斯陶瓷》图录6册全限量725部450面珂罗版；1926～1927年，霍布森（R。L。Hobson）《埃德哈布出土的中国瓷片—兼谈几条八思巴铭文》报告；1927年初版，霍布森（R。L。Hobson）《中国艺术》霍布森著100幅彩图等一系列著作和论文。1929年，霍布森（R。L。Hobson）《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老家具杂志》（Old Fumiture）1929年刊论文）；1931年，霍布森（R。L。Hobson）《私人收藏的中国陶瓷》（chines ceramics 1n private collections），1931年1版；1932年，霍布森（R。L。Hobson）《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瓷器》（《柏林顿杂志》1932年刊论文）；1934年1版，霍布森（R。L。Hobson）《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一函一册限量650部；1937～1948年，霍布森（R。L。Hobson）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版的《远东陶瓷手册》等。
不知者不为错，但不可以拿无知作为指责别人的资本。所以我们面对外国人很早之前就对中国古陶瓷有如此的研究深度，应该好好的审视我们对我国对文物（古陶瓷）的研究态度。无论官方和民间，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也没有任何理由死呆在办公室或仓库里进行“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论证。我们应该都走出去，走向田野考察，走向高仿基地调查，务实的进行有效的研究论证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还是跟在西方和日本学者的屁股后面“抄袭”人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这样不但使得我国文物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和应该有的国际地位，还将给我国文物保护造成巨大的灾难。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当前的形式非常严峻，疯狂的盗墓和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对文物保护造成巨大危害。国家正式发掘和抢救性发掘毕竟是少数，这些出土的文物当然无须怀疑和鉴定。但大量流向社会和民间的文物必须要经过真赝鉴定，在高仿水平不断提升和花样翻新的当下，文物研究学者不光要做好扎实的理论研究，更要具备扎实的、经得起实践考验的鉴定经验和“眼力”，否则将会丧失民间文物流失的最后一道关卡。
千万别说自己是专门搞文物理论研究的，文物鉴定与自己没有关系。即便如此，那你起码要为你的论文或者著作中引用的文物真赝负责吧。如果引用的重要证据文物图片本身就是赝品，那最终结论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出现错误。我们也总不能总是引用官方出土的馆藏文物作为证据吧？如果民间收藏有很开门到代的，可以解决学术问题的重要标本作为证据，只要具备分辨真赝的实践经验和眼力，为何不直接采用呢？假如没有所需要官方发掘出土的可靠标本证据，难道我们一直等下去，直到等到发掘出来为止？这岂不是很荒唐！文物研究如果理论与实践脱节，不光是文物研究论著当中落后的问题，也是影响我国文物研究进程向前推进的问题，更是关乎我国文物安全与切实保护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