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庄是胡适的故乡。胡适是上世纪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这位东西方文化集大成者，也是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引发诸多争议的文化人，竟然是从这个大山环抱的闭塞山村中走出去的。这就引起我对上庄的极大兴趣。
沿着上庄村内一条标有“适之路”的幽深弯曲的小巷子，我们走进胡适故居。故居是一幢结构典雅的徽派建筑，石库门楼，前堂后室，居室三开间，二楼通转。屋内木雕以清一色兰蕙图案为主题，平底阴刻，刀笔流畅，使人望之仿佛感受到兰蕙随风送来的幽幽馨香。故居内有胡适的书房和结婚时的新房。在这幢故居内，胡适前后生活时间不到11年，然而，终其一生，故乡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扭转他人生轨迹，令他终生梦牵魂绕的还是故乡的几位女性。
冯顺娣，胡适的母亲，是一位温厚、宽容、有主见、且能坚韧追求的女性。她16岁时，自愿嫁给48岁的胡传做填房。她听人说，每当在外做官的胡传回到家乡，上庄的赌场、烟馆都自动关门歇业，由此她判断胡传的人品不错。更重要的是嫁给一位大龄官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聘金以帮助家中盖一座新屋，实现父母的夙愿，这是她认为能够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机会。出嫁之后，她随胡传去上海，生下胡适后又携子随夫去台湾。这段时间，老夫少妻稚子，他们享受着幸福的天伦之乐。然而，好景不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安全起见，冯顺娣携胡适返回老家上庄，不久便传来胡传病死在外的噩耗。在传统封建意识浓厚的山村，年轻丧夫守寡，这是中国妇女最大的不幸，而冯顺娣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于诸子诸妇之间”，主持这样一个大家庭的生计，随着经济来源中断，家道败落，冯顺娣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冯顺娣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维系她生存下来的希望就是胡适。为了儿子的将来，她将3岁多的胡适送入私塾读书。别人付给老师的学金是一年2块银元，而胡母在第一年就付了6块银元，以后又增加到12块，为的是让儿子能在教学上吃点“小灶”。当她知道儿子喜欢家族亲戚中一部《图书集成》大书时，不惜借贷80块大洋买下送给胡适。她对儿子严格要求，每天清晨即唤醒睡梦中的胡适起床读书，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反省自己。对儿子的错误，她从不在众人面前责骂，而是视情节轻重，或在当晚，或在第二天早晨，关上门来耐心批评。她不顾家族的反对，克服家庭经济上的重重困难，强忍骨肉分离之痛苦，让年仅13岁的胡适远离家门去上海求学。后来，胡适去美国留学期间，她重病卧床，一再嘱咐家人按月修书报平安，为的是不影响胡适的学业。如果没有胡母的坚强和主见，胡适很可能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然后聚族经商，充其量成为一个稍有成就的“徽商”。
冯顺娣在儿子的教育培养上是有自己主见的，同样，她在儿子的婚事上也是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主见。她很早就为胡适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当她听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有了情投意合的女友时，立即去信要求澄明，并要求儿子信守婚约，作出承诺。出于孝道和回报母恩，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其实，胡适内心是想拖毁这场已定聘13年之久的包办婚姻。他对江冬秀的文化水平很有感慨，“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而且当时，他与那位美国女友韦莲司正情浓意密。为斩断情思，胡母派人写信给韦莲司父母，告知胡适在家乡已有妻室。在个人婚姻上，为了孝顺母亲，胡适既不敢“革命”，也没办法“改良”，只好默认。“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他题诗告诉江冬秀：“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劈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真有趣，可以寿吾母。”从胡适为未来描绘的这幅和谐、怡然的家庭生活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苦心是为了回报“寿吾母”的孝道。七年留美学习结束，胡适就任北大教授后，就立刻回到上庄村与那位从未见过面、比他还大一岁的小脚姑娘江冬秀完婚，实现了母亲的愿望。胡母不会知道，韦莲司后来终身未嫁，她珍藏着胡适写给她的100余封信件，直到胡适逝世后的第三年才转交江冬秀。如果没有胡母的坚持，胡适可能早已和韦莲司成了眷属，并留在异国他乡，那胡适的历史也将会改写。
江冬秀，胡适的终身伴侣。她在胡适离家在外求学期间，每年都以未过门儿媳妇的身份，用相当长的时间留在婆家照顾胡母、料理家政。虽然备受辛劳，但也磨炼了她应付方方面面关系的能力。对此，胡母既欣赏又感动，这也是胡母坚持要胡适信守婚约的根本原因。胡适回乡完婚时，江冬秀赞成并支持胡适提出的移风易俗办婚事的意见，改革了繁琐的迎娶和婚庆内容。他们简单文明的新式婚礼仪式给乡民耳目一新的感觉，震动了上庄。婚后的胡适，家庭生活完全依靠江冬秀操持，他从江冬秀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这使他感到很大的安慰。但是，他们之间毕竟存在文化、思想和生活经历上的巨大差异。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创导者，竟娶了一位乡村小脚夫人，他们的婚姻被称之为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胡适清秀儒雅，魅力十足，他身边众多的仰慕者中不乏有许多才貌双全的红颜。有人赠诗给胡适调侃这种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胡适作为一个性情中的文化男人，自然少不了浪漫的灵与肉的欲望和冲动。面对热情如火的佳人，他的内心深处开始萌动“突围”的想法，他与情人幽会，甚至突破了男女之间的那道防线，直至向江冬秀提出解除婚约。性格中生就一副泼辣刚强男儿气质的江冬秀抓住胡适爱面子、爱子女的弱点，与之大吵大闹以死相拼。几个要死要活的回合之后，胡适败下阵来。精明的江冬秀也见好就收，及时调整策略，她学习文化，理解并积极参与胡适的人际交往活动，更加耐心、细致地照顾胡适的生活和工作，保持家庭和谐，只要能与胡适长相守，她都宽容。而胡适对江冬秀也变得“久而敬之”了，这种敬重应该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胡适酒量不大，却喜欢饮酒。早年在上海曾因酩酊大醉，用皮鞋袭击巡捕而遭受关押和罚金。留学归来成为知名文人后，文人相聚难免要举杯豪饮，这对患有心脏病的胡适身体健康是不利的。为此，江冬秀在胡适40岁生日的时候，别具匠心地定做了一只刻有“止酉”的戒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胡适，表达了她对夫君健康的关怀。后来，每逢饮酒场面，胡适就亮出这只戒指作为免战牌，谢绝豪饮。
胡适留美归来曾表示出远离政治、不走仕途的态度，但是他后来既没有办法远离政治，还在抗日战争期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出任大使后，他曾写下一首褒贬不一的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江冬秀反对胡适的仕途之举，她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对这样劝告，胡适非常赞赏。他在信中说：“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20年，从来不作这样想。”胡适还向她郑重表态，至迟到战争结束时，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中。胡适越到晚年，对江冬秀的赞美之词越多。他们的婚姻可能缺少爱情，但更多的是相濡以沫的感情、彼此之间的敬重。胡适在同时代的名人中，以怕老婆著称，他曾戏言自己要“三从四得（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误要盲从；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在江冬秀身边，胡适有一种回到港湾的安全和亲切感觉。
胡适逝世后，按其遗嘱要火化，江冬秀向官方治丧者坚持说：“后死者有权决定先死者安葬方式，我主张棺葬。”蒋介石闻之说：“按胡夫人的办吧。”江冬秀整理和出版了胡适未发表的部分遗著共10卷30册，并将两部著作送给故乡上庄。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胡适生前思想留下完整的资料让后人评说。她在序言中写道“胡适身前一切都可模糊，唯在书桌做学问极为认真。”这种评点，哪里像出自一位小脚女人之口。胡适在天之灵如能知道也许会感叹道：知我者，江冬秀也。
胡适的婚姻最初是建立在对母亲的孝顺之心、对江冬秀的理解同情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他的婚姻不会长出初生即发的爱情胚芽。作为一个接受多年西方教育、反封建、新文化的旗手，他当然知道婚姻的基础应该是爱情。面对无爱的婚姻，他虽然极力表现夫妻之爱，但内心燃烧着郁闷的星火。在母亲去世之后，他情感上的隐痛终于暴露无虞。他低呤浅唱“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他情意缠绵地写下“我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了。一想到、一提及离别，我们便偎着脸哭了。”能与胡适相拥而泣、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人影是谁呢？此人叫曹诚英。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是胡适与江冬秀回乡完婚时的伴娘。胡适夫妇回到北京后，曹常写信给胡适，不时附上小诗请胡适批阅，彼此互有好感。1923年夏秋之际，在杭州烟霞洞养病的胡适与正在杭州师范读书的曹诚英久别重逢。他得知曹四年前已出嫁，婚后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由此招致婆婆不满，借口结婚三年未有生育，让儿子另续小妾，被新文化思想唤醒的曹诚英毅然与丈夫离婚，继续在外求学。胡适听后十分同情，写了首《怨歌》送给曹诚英以表达自己的情怀。曹见诗后非常喜欢，尤其是《怨歌》慷慨激昂的结尾“拆掉那高墙，砍掉那松树，不爱花的莫栽花，不爱树的莫种树。”激荡起曹诚英新的生活追求。在杭州，她每日陪伴胡适，或泛舟西湖，登山赏桂，寄情于山水之中；或谈诗弄文，品茶下棋，过着“神仙生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曹诚英要回女子师范去了，胡适送别她后，怀着感伤在日记中写道：“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洞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伤神。”胡适黯然伤神地回到北京，向江冬秀表达了他对这“刻骨铭心”的爱情追求，不料江冬秀大吵大闹，以死相逼。胡适为曹诚英暗暗叫苦，“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终因顾忌面子、事业和儿女，“发乎情、止于理”。他在回答曹诚英寄给的诗时写了一首《好事近》“殷勤说与寄诗人，及早相忘好，莫教迷疑残梦，误了君多少……”然而一小首诗如何能教佳人相忘，该误的事情已经发生，可怜的曹诚英信誓旦旦：“从现在起，我要为胡适之守节了。”果然，曹诚英孑然一身，在情磨和病磨的陪伴中度过了她的余生。独守孤寂的曹诚英不可能没有哀怨，但是她知道，胡适像许多中国的男人一样，爱情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点缀，他们更重要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事业。他们不会让红颜之情缠绵自己终生而误了功名，情爱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应该追求，这是中国传统男人的自私，但也是传统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曹诚英理解这一点，所以她苦酒自饮，怨而不恨。她完成了杭州女子师范的学业后，继续上大学深造。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到美国留学，留学归来先后在国内几所大学内执教，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尽管曹诚英事业有成，但她的情感世界仍然是胡适的天下，他们之间仍保持鸿雁往来。胡适在美国任大使期间，她托同学带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鱼沉雁断经久时，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听他说：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曹诚英思念胡适，想念至极，竟看破红尘上了峨眉山。胡适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吴健雄女士来说，友人传来消息，佩声到峨眉山做尼姑了，这话使人伤感。”伤感的胡适修书一封托吴健雄带给曹诚英，并附上300美元，接信之后的曹诚英从悲情中走出，快乐地忘掉了一切烦恼。“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未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尔。”走下峨眉山的曹诚英又回到红尘中来。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回到故乡居住，临终之前立下遗嘱，要把自己的坟墓建造在去上庄的路边，她知道胡适“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刚忘了昨日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笑。”她坚信胡适一定会回到故乡拜谒祖坟，于是她在故乡的路边守望着，肉身不能长相守，魂灵相逢终有时。叶落归根，魂灵长相依，曹诚英期盼着……
胡适生前生后的故事，给我们以许多不解之迷。共产党说他是反动文人，口诛笔伐几十年，但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曾经又说过：“不能全抹煞胡适。”蒋介石在胡适逝世后，亲往祭吊，并亲笔书写挽联，辞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是他旗下的国民党人多次采用杀鸡吓猴的办法来警告胡适的“自由中国”和“人权”要求。胡适信奉杜威的哲学思想，但是，当他处于围剿和讨伐声中时，支撑他精神的不是西方的杜威，而是东方的弥勒。他抄录那幅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聊以自慰。去上庄，我原本想去拜谒胡适，破解谜底，不曾想到思绪竟被胡适故居中的几位女性缠绕。然而，读完她们的故事，胡适的不解之谜（迷）似乎也明白了。
胡适既不是革命家，更不是革命的旗手。他仅仅是一个深受东方文化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有成就的文人、学者。而他的思想又深受故乡几位女性的影响。
做学问如做人，既要追求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胡适开始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在辩论中，他修正了自己的想法：“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胡适曾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他与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争论中，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平心而论，当年这些论战的双方，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质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胡适曾自曝他在十里洋场求学期间的一段颓废生活记录：59天内，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总计53次。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日记所录，我们可能不会相信他曾有过这么一段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人非圣贤，孰能无错，知错即改，仍是好男儿。这是胡适母亲当年对胡适的启蒙教育。胡适远离母亲后，能够自己走出堕落，能够在学术上修正观点，充分体现了胡母启蒙教育对他的深远影响力量。
胡适有过官场的经历。他既了解官场的黑暗，也知道官场的诱惑。他后来能够远离官场，与妻子江冬秀有重要的关系。江冬秀不但劝告胡适要潜心学术研究，而且发电报给政府当局，要求允许胡适辞去官职。后来，胡适也以再做官、太太就不见面了为理由，谢绝了蒋介石的挽留。试想如果胡适混迹于官场，以他的文人气质和自由主义思想，大概不会有善终的结果。胡适遵从母亲之命接纳江冬秀是他的幸运，胡适是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一位不幸的“幸运儿”。随着岁月的推移，江冬秀这个小脚太太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甚至将修建祖坟这样重大的事情也委托给江冬秀主持。“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江冬秀的影子对胡适的影响可谓大矣。
曹诚英是胡适个人生活中的最大牺牲者。无须讳言，是胡适的勾引给她造成了伤害。但是，曹诚英能够理解胡适，她守望在上庄的路边，表现了这个伟大的女性对胡适生死相许的宽容精神。胡适一生以一种从容的态度评判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不过火，不世故。而他的一些对手往往比较刻薄，鲁迅生前就对胡适有过苛评。而鲁迅死后，胡适仍坚持认为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贡献。我不敢肯定他的这种理解和宽容精神是否受曹诚英影响，只能说仁者见仁吧。胡适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治学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他与曹诚英之间那种无可奈何的情爱，他徘徊于西方自由和东方礼教之间的矛盾，是他至死也没求证出来的问题。我想，胡适的魂灵会回到故乡继续求证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听了这个生死相恋的爱情故事的人，都有心中酸楚的感觉，宽容、温厚的曹诚英无意中会让胡适的魂灵不得安宁。
我们在暮色中匆匆走出胡适故居。走在上庄那幽深的小巷中，我的眼前不时浮现故居中那几位中国传统女性的照片和故居中的兰花木雕，我又想起了胡适先生的那首小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蓦然回首，胡适原来就是上庄走出的兰花草。“胡适生前，一切都可模糊，唯在书桌上做学问极为认真。”我想，对上庄兰花草的评价终将会逐渐趋于公平、清明和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