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理论的未来和比较文学的未来，可以说，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必然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经济上的全球化压力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法则的制约，文化上的全球化压力则明显地体现在大众传媒的崛起和精英文化市场的萎缩。就这一点而言，翻译及其研究将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任何其他分支学科所无法起到的：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无限扩张的时代，人们对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大，它无疑有着广大的市场，因而市场的萎缩，并不会对翻译产生副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它也可以借助于传媒地位的提高来发展自己。此外，全球化时代对语言的信息化、电脑化和数字化的高要求，也对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翻译研究本身也将逐步经历非边缘化的运动，最终达到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既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同时又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边缘学科之目的。
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理论思潮的蜂拥进入中国，致使有着自己独立人文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以直觉印象为出发点的感悟式批评依然在很大的读者范围内受到欢迎，批评的指向或者是作者或者是文本本身，批评实际上仍未摆脱简单的作品评点或价值判断，因而与当代文学创作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应该指出，这样的与创作关系过密的文学批评是不大可能走向世界的，它恐怕多半会成为创作的注解或附庸。另一方面，一批受过高等院校学院式理论训练的批评家，则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批评理论意识。他们的最终目的既在于借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同时又旨在于批评实践中，对本土固有的或从西方挪用来的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复兴。当然，单方面的由西向东的”理论的旅行“（赛义德语）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理论的双向旅行和交流。这方面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就是在广阔的中西比较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文学的文化批评，这种以理论阐释为特色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和文化阐释。它并不回避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并非一定要体现在批评家的褒贬之词中，而更应该体现在这些文本内在的阐释深度和广度。伟大的作品或文化现象必定蕴含着多重阐释代码，因而永远不会失去其批评的价值，而平庸的作品或微不足道的文化现象，则不值得批评家花费时间和篇幅去评论、阐释。
由此来看当前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发现它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来自指向长期被压抑的边缘文化甚或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冲击，消费文化和文学也不得不成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热门课题。照乔纳森·卡勒的描述，比较文学界确实出现了漫无边际的”泛文化“倾向：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在当今的比较文学青年学者中，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就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也比比皆是。这样一来，确实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大有以文化来吞没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之趋势。因此卡勒呼吁”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策略“。显然，卡勒这位德里达解构主义在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忠实阐释者，已经感觉到了比较文学学科所受到的侵害。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可以达到互补的境地，因而没有必要与后者形成对立关系②。显然，在当前的语境下，后一种态度应当是值得提倡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使得比较文学既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学科特征，同时又不至于在众多学科的冲击下全然解体。最近由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主编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十年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就可算作是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作出的最新反应③。中国学者也在不少国际场合下结合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作出了自己的反应④。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此可以否认比较文学的存在价值呢？显然不是。毫无疑问，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向，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反映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后现代时代，高雅文化产品和艺术品被当成消费品：对文化产品的无所节制的复制、对文学经典的模拟和改写、增殖甚至大宗制作，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品的精雕细琢。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碎片或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都引起了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和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关注。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并没有回避，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著述。在我们看来，文化研究的崛起是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这些关于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参阅Jonathan Culler，”Comparative Literature，atLast！“，in Charles Berheimered．，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The Age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5，p．117。
②关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可能达到的互补关系，参阅Michael Riffaterre，”OntheComplementarityofComparativeLiteratureandCulturalStudies“，inComparativeLiteratureinThe Ageof Multiculturalism ，pp．6673。
③Cf．HaunSaussyed．，ComparativeLiteratureinAnAgeofGlobalization，Baltimore ＆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6．尤其是主编者那篇带有导论性的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