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这方面尤其可参见王宁的几篇英文论文：“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CulturalStudiesversus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Neohelicon，XXXVIII／1（2001）：5566；“Comparative Literatureand Globalism：A Chinese Culturaland Literary Strategy”，ComparativeLiterature Studies，41．4（2004）：584602；以及“ComparativeLiterature”，inRolandRobertson ＆JanAart Scholteeds．，Encyclopediaof Globalization，New York ＆London：Routledge，2006，pp．196198。
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我们也许能够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从而促使它们共存乃至达到互补的境地。这样，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和共融的和谐关系。所谓返回比较文学的“本真性”在当前这个时代实在是无法实现的。一个有效的策略倒是将比较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从文学现象出发，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再返回文学现象的文化阐释。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
此外，在今天的全球后殖民语境之下来探讨文化身份问题，对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如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写文学史？在这方面，我们的国际同行已经取得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重写文学史，必须达到国别文学研究达不到的境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的文学史并没有超出既定的模式。正如国外学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的那样，包括美国华裔文学作家在内的亚裔文学写作，以及黑人文学等少数族裔的写作，已经融入了当代美国文化和文学的主流，他们的文学实践对于重写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这一批成果进行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任务。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不良后果已经遭到了另一种势力的抵制：本土化。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儒学的复兴已经形成了一种足以对抗全球化渗透的强大力量。一些亚洲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试图寻求一种亚洲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亚洲版本的后殖民主义，它为已经逐渐衰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的一个悖论体现在，中国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文化上，却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民族文化会被“全球化“、”殖民化“甚或”趋同化“。在这些人看来，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传统几乎不受外来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使得向来被人们尊崇为上帝的孔子边缘化，并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被阉割了。这也是为什么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研究，成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既然我们从事的是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后果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ComparativeHistoryofLiteratureinEuropeanLanguages），由荷兰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目前尚未出齐。
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趋同化“，它也同时带给我们不同文学和文化可赖以共存的”多元化“。尽管文化全球化也许会很容易模糊一个民族文化的身份和认同，但它照样能带给我们一些积极的东西。实际上它同时带给我们的是挑战和机遇两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迎接挑战以便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大力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为世人所知并分享。在这个意义上，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态度顽固地抵制全球化的大趋势，只能导致并加剧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再度对立。这恰恰是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当前，几乎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问题颇感兴趣，詹姆逊2002年7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公开演讲中，颇有见地地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阐释。在他看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后现代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变体，它与现代性形成了一种悖论，即是说，一件事物要想具有现代性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后现代的。在中国的语境下，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同时也产生于本土，它实际上是在融合外来与本土之基础上杂交的一个产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和文学话语的混杂性日益明显，这倒使得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课题：“全球本土化“语境下中西比较文学重点的转移。
中西比较文学重点的转移，是说我们不妨取全球化的另一极致，亦即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力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花费了很多精力探讨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全球化若作为一种旅行的过程，它的路线是双向的，既有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动，又有从边缘向中心的渗透。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既应当避免一种带有帝国主义霸气的全球主义策略，同时也要克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主义态度。如前所述，一种”全球本土化“的策略，也许能防止我们的学科再度陷入危机之中。保持我们民族的身份和认同诚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若将本土化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以至于全然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结果便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使我们宽松的文化氛围再度蒙上一层阴影。因此我们提倡以开放的胸襟来面对全球化的影响：首先在不见詹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王逢振译，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4日。
牺牲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顺应这一潮流，然后，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趋势，来扩展我们与国际社会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在这种对话的过程中，逐步影响我们的国际同行。我们所从事的比较文学，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中西方文学的比较，还应包括中国与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的比较，甚至包括与非洲的后殖民地文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应包括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比较。总之，这种比较应是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的，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学研究真正是一种全方位和立体式的。在这方面，全球化正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多维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