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上这一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家“（picaresque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on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就属此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本人是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不同的政见或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前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后果，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这些体会和富于洞见的观点，均体现在他出版于20世纪末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一书中。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
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
毫无疑问，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这些文字很像是在写赛义德本人的流散经历。赛义德本人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动力的呢？我们发现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流亡可以是一种特权，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器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又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Edward Said，Reflections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0，p．173．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主体，而非一味放纵或懒散下去。
从赛义德的上述思想来看，他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离失所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如此，专事人的心灵和性格刻画的作家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感觉到他们那种种难以言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的不满甚至愤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完全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颇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
在今天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对于翻译研究这门长期以来被压抑在学术理论话语边缘地带的”亚学科“的前途如何把握，也是文化研究需要正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要对置于文化研究大背景之下的翻译研究的未来前景作出展望，我们首先应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之特征作出较为准确的描绘。不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已经用不同的学术话语将我们的时代定义为”后工业时代“、”后现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全球资本化“的时代等等。就翻译研究所受到的各方面的波及和影响而言，将我们所处的时代描绘为全球化的时代是比较恰当的。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上。既然不少翻译研究者都认为翻译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那么就有理由将翻译研究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我们才能对有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特征的中国翻译研究之现状和未来，作较为准确的把握。
毫无疑问，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就是语言，而翻译研究的切入点首先也自然是语言，只是在这里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应扩展到带有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discourse）的范围，因为当今时代翻译的内涵，显然已经涉及了后者。此外，今天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与传统文化的精品文学研究的距离渐行渐远。既然翻译属于广义的传播媒介范畴，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无疑也是比较恰当的。
文化研究既然有着学科界限的不确定性，那么即使在欧美国家，它具有不同的形态，也是意料中事。即便在同样操英语的英美两国，文化研究事实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更不论英美和欧陆学术界的差别之大。就欧陆观念的保守特征而言，尽管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奠基者身处欧陆，但他们的理论只是被翻译介绍到美国之后，才得到最热烈的响应，而在欧陆本土，他们的理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受到相对沉默的礼遇。因此文化研究在美国的风行，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取决于翻译的功能，只是翻译在这里已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转述（rendering）功能，而带有了范围更广的阐释（interpretation）功能。
的确，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翻译正在从字面转述走向文化阐释。文化全球化既打破了文化的疆界，同时也打破了学科的疆界，这对传统势力较强的老学科无疑有着强有力的颠覆作用，而对于翻译这门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亚学科“的崛起，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近几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大量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开始引进，其中包括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学者们开始对传统的翻译之意义的字面理解产生了质疑：翻译究竟是否仅限于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为什么中国的翻译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远远落后于国际翻译研究的现有水平？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仍局限在严复的“信、达、雅”老标准上面？为什么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上，长期以来竟没有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如此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我们再次提出，必须对翻译（translation）这一术语有着全面的和全新的理解：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后者包括了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翻译研究的兴衰，无疑也与文化研究的地位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翻译研究不仅被包括在当今非精英主义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同样也与传统的精英主义的文化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可以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例子来证实。一般说来，能够被翻译家选中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是经典文学作品，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当然不乏有人不惜花费时间重复劳动谋取暴利，“重译”早已有人译过而且质量上乘的文学名著，或粗制滥造，赶译一些质量低劣的通俗文学作品。尽管如此，考察和研究翻译自然要把翻译者的选择和译介这两个因素都包括进来。由此翻译研究实际上又起到了一个中介作用：属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文学等级的作品，首先须经过翻译者的选择，因而翻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背景和鉴赏力，就起到了作用。这尤其体现于一部作品的首次译介。在当今“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破产，文化本身已出现某种难以摆脱的危机时，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逐步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和精深内涵，因而弘扬东方文化并使之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入对话，已成为翻译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由于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的逆差现象，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反拨，更注重把中国文化和文学向国外介绍，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以达到这种相互之间了解和交流的平衡。而要想从事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或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比较，翻译作为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其作用远远就不只是限于语言文字层面上的转述。文化研究正是一个使各地区的文化、各不同学科以及各艺术门类得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基点。特别是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和后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加速了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进程，对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构成以及其权威性进行了质疑和重写，使得东方文化逐步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打破单一的西方中心之神话，使世界进入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互相交流和对话而非对峙的时代。因此，把东方文化翻译介绍给世界，将是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
在学科的分布上，翻译研究长期以来依附于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研究，在有的学科内，甚至连翻译研究的地位都不容存在，翻译研究的刊物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筛选而难以生存。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再度勃兴，倒是使翻译研究成为该学科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即媒介学或媒介研究。现在，文化研究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实际上也就认可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得以存在的合法性。但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现状，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不少翻译研究者仍沉溺于字面技巧上的成败得失，或者满足于对翻译文本的一般性价值判断，或者卷入对一部作品的译文在中文表达方面的某个具体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谁也争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仍有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可做，有许多尚处于空白的领域可以开拓。文化研究至少可以给我们的翻译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使我们站开一些，超越于单一的思维模式，使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而不仅仅是解决几个具体操作的技巧性问题。要之，文化研究语境之下的翻译研究，必定有助于中国的翻译研究早日与国际翻译研究界接轨，同时也有助于翻译研究得以在分支学科领域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地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对权力，尤其是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消除一系列人为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界限、消除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界限，使往日高高在上、自命肩负启蒙使命的知识分子走出知识的象牙塔，投身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首先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然后方可实现其”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的理想。它也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使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同文化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广阔的背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信息的无限度传播和扩张，这一切均通过国际互联网来实现，而目前的网上联络和获取信息，则基本上以英语为媒介。由此可见，在一个大部分人都不能自由地运用英语来交流的国家，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还是通过翻译，这样便造成了翻译上的”逆差“，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学翻译上的逆差，即把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化和文学译介到中国，无论从质量上或数量上来说，都大大胜过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介绍到国外。以至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大大甚于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因而”西方主义“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仍是一个十分神秘（而非带有贬义）的概念。此外，从文化翻译的高要求来看，光是掌握语言本身的技能，并不能完满地完成把中国文化译介到世界的重任，这又将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文化问题，因此从事翻译研究必须超越语言的局限，将纯语言层面上的转述，上升为文化内涵的阐释。由此可见，弘扬一种文化翻译和跨文化传统的翻译研究，实在是势在必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