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写完信，母亲总是让父亲去发。然后，她端来咖啡壶，我们便边喝咖啡边回忆起以前一家10口人围坐在桌边时的美好时光——爸爸、妈妈，还有8个孩子。那时，我们这5个男孩3个女孩中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离开这个家，去工作，去参战或者结婚，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亲写信的对象中又加上了另外两个儿子。每天晚上她要写3封不同的信，然后让父亲和我在信上加上我俩的问候。
母亲写信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妇人找上门来。她颤着声向母亲问道：“你能写信，这是真的吗？”
“我常给儿子们写信。”
“你也能念信？”那位妇人又轻声问道。
“当然可以。”
妇人急忙从提包里拿出一叠航空信：“念……请您快给我念念。”
这是那位妇人正在欧洲打仗的儿子寄来的。母亲还记得那个以前常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玩耍的红头发小伙子。她把信由英文译成意大利文，一封一封地念给那位妇人听。妇人听着，两眼闪着激动的泪光。“我得给他回信，”她说，“可怎么写呢？”
“达菲，去做点咖啡。”母亲边吩咐我边把妇人领进里屋坐下，然后拿出钢笔、墨水和信纸开始写了起来。写好后，她给妇人念了一遍。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些？”她问母亲。
“我常读儿子的信，知道一个母亲该对儿子说些什么。”
不久，那位妇人又来的，还带来了一位朋友——她们的儿子都在打仗，她们都想给儿子写信。于是，为街坊邻居写信几乎成了母亲的职业。有时她一整天都花在替别人写信上。
母亲对这些信尾的署名看得很重要。那位妇人请母亲教教她：“我想学会写我的名字给儿子看。”于是，母亲就手把手一笔一画地教她写，一遍又一遍。
这以后，每当母亲为她写好信，她便开心地在信尾写上自己的名字。
一天，那位妇人又来到我们家。母亲一眼便看出发生了什么事。妇人眼中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希望之光了。她们在一起久久地坐着，手拉着手。“也许我们该去趟教堂。”母亲轻声对她说。从教堂回来的路上，母亲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想着那位红头发小伙子。
战争结束后，母亲放下了纸和笔。“结束了。”她说。然而，她想错了。那些曾找母亲替她们给儿子写信的又拿着她们亲戚的信来找她。
母亲曾经说过，她曾一直梦想当一名作家。“为什么不去实现这个梦想？”
我问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她说，“我的生活目标看来就是写信了。”
“没有什么能够像信一样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它会让你痛苦，也能使你欢笑。最好的关心莫过于一封充满爱意的信笺，因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很小，可以让写信人和读信人成为自己的主宰。孩子，信就是生活！”
母亲的信一封也没有留到现在，但受到过她帮助的人们却依然在谈论着她，把她写的信装进了他们记忆之中。
那承载着沉甸甸母爱的信笺，在尘世中传播着坚毅的爱的消息。
凝望蔡元培
郑勇
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也没人称他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部长也好，总是让人心悦诚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总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着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可惜他过去在我们战乱时期中，到现在还没有个纪念碑。这回百年寿诞，大家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是应该的。
这是林语堂在蔡元培辞世27年后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一段话。文章题目就叫《想念蔡元培先生》。
每一个北大人，或许在他们的心中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感情；不仅北大人，每一个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对他都会有一份敬意。
近年来经常看到文章谈论北大和清华的差异，而立论者大多借批评一方来抬高另一方。其实，如果抛开地域之见，不难看出这两所同样盛极一时的大学，曾经有过相近的办学理念。不说西南联大的水乳交融，以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经对清华的校风产生过深远影响，几乎相当于蔡先生之熔铸北大的梅贻琦，就曾经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蔡先生已经去世五年了。从这里正可见出梅先生所认同并效法的蔡先生的眼光和胸怀，也可见蔡先生的大学之道不唯对北大一校一时起作用。
既不是北大出身，和蔡先生更没有一面之缘的学人金耀基就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对于蔡先生，只要是读书人，都不能没有一份好感与敬意。”他还写到，在1978年5月7日前往参加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典礼的有近百人，而近半的人都已届古稀之龄，“在正午之阳光下，蔡先生墓前闪耀着一片美丽的银灰色，在这许多白发先生当中真正亲炙过蔡先生的恐怕都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一群饱经沧桑的老人，心悦诚服地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在一个如果活着该已是一百一十岁的老人的墓前。这样一幕阳光下的情景，让我很感动。蔡先生去世那么多年之后，还有那么多人如此惦记着他，这虽然未必是他生前渴望追求的身后之名，但却适足以表明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这又让我想起1936年，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师生，惦念着“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依然两袖清风的老校长，于是用民间集资的方式，每人拿出一份微薄的数目，一起为他建造一所房屋，他们在给老校长的信中这样说：
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奉献的房屋，用作颐养、着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每次看到这一节，就忍不住掩卷叹息。那样的北大师生是难得的：北大人从来不会为强权威逼和铁腕人而摧眉折腰，却不会忘记这样“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冯友兰语)的老人；更让我怅然若失的是，今日的北大人还是当年的北大人，可是，像当年的蔡先生那样的人今日又到哪里寻找得到呢？即使大家真的建造起那样一所房屋，作为“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又有谁可以像蔡先生一样无愧地接受？这样的惆怅，或许接近于唐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觉。
一个世纪过去，一个世纪到来，新旧的更替全不管世人的欢呼或拒斥。白云苍狗，世事如棋，一切都在改变，已经改变，正在变，或即将改变，但总有一些东西，坚硬过于磐石、柔韧过于蒲苇的东西，还会长久地留驻在那里，不为时光所裹挟而去。在一些并不总是向前看的人看来，蔡元培这样的旧年人物，似乎就是一片让人驻足留恋的“风景”。
蔡先生不是那种性格张扬的人，相反，在众多回忆文章中，他却是那种性格内敛、气色平和的人。在旗帜飘扬、激越地呐喊着的人群里，你大概不会找到他。在我的想象中，他像一棵树一样，谦卑、静默地立足于自己选择的地方，向下深深地扎着根。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他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当年那些飘扬的旗帜或许已经褪色、破碎，那些激越的呐喊声也已经消失在空寂广袤的空气中。只有这样的树，依然坚守在原来的地方，扎根更深，树冠更大，让每一个走过树下享受到浓荫的人感念不止。鲁迅先生盛赞过“中国的脊梁”，“一介寒儒，书生本色”的蔡先生，却正当得起“脊梁”的称呼；有了蔡先生这样的脊梁，北大才成为中国教育的脊梁。
蔡先生培育的北大，以及北大的精神与传统，也是这样根深叶茂的树，不会因任何风狂雨骤的恶劣环境的摧残而凋谢；蔡先生的教育救国、教育独立的理想，也像这么一棵树，日益成为更多有识之士眼中与心底的风景。因此，每到北大校庆、“五四”纪念日，人们总会格外怀念着他。刚刚过去不久的北大********，是逼近20世纪之末国人瞩目的事件。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校友、师生，自编、自演了话剧《蔡元培》，里面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呀！”蔡先生有蔡先生的孤独，每一个先行者都难免有那种如影随身的孤独。但蔡元培身后的孤独，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我一直相信《旧约·传道书》里面这样的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是，我也相信总是有一些当初有如空谷足音，而后来更及身而绝的事，比如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以及隐含在背后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就像流入沙漠的一脉清流，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兴亡重温百年计。”蔡先生至今依然是无可企及，更无人超越的高峰。这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但又何尝不是北大以及中国教育的悲哀？
对于蔡先生改造旧北大、建构新北大的伟业，陈平原教授有过这样的解释：“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之挥洒自如。”想想也是，办大学、兴教育都不是像个人着述一样的可以闭门造车，需要教育独立或至少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而蔡先生刚好在那么一段难得的时间里，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卓越的理想。
一座丰碑，令世人景仰；一声叹息，为教育扼腕。
用，才不会失去
冯景元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人常用的东西，都不值钱，却有真价值；没有用过的东西，虽有价值，却无异破铜烂铁。
享有，就是用。拥有不是有。拥有而不用，不但是负累，而且增加烦恼。
用，才不会失去，才是真正的获得。
人生出的脚、手、脑、眼耳口鼻，各种器官，都不是摆设，都是第一要用的。
用脚走路是最健康的。一对老人被医院判了死刑后，舍家离土，走了出来，从每天咬着牙，只能走一点路，慢慢变成走半天，走一天。现在两位老人出来已经在路上走了两年了，他们无需到医院再检查什么，在自己用自己的天地里，活得很好，现在，仍在路上走着。
脚是用的，生命是用的。生活就是用，活动就是用。
用是万有，用是万能。
记得从当兵年月起，我就自己洗衣服，那时每天傍晚下操时都端着盆，到营房后面的大洗漱间，把水泥台冲干净，用手在上面搓洗一两件洗换下的衣服。星期日一个班里的同乡，相约着拆被洗床单的，脱光膀子可以在大洗漱间洗一个钟头，兴致来了还可以用脚去踩。洗衣服是一种快乐和调剂。后来成家，假日与妻一起洗衣服，一个洗，一个涮，和谐之至。中年过后事多起来，时间少了，家里也有了洗衣机，但对于自己的衣服，我还是喜欢用搓板自己搓。我喜欢把袖子挽起来，十指抓揉着衣服、一下一下搓的那种节奏，特别是伏案头，脑子累了，需要调剂的时候，洗衣服便成了最好的放松、最好的休息。慢慢这成了我的习惯，从十指每个关节的活动使劲，到肩臂机械地用力，都是在协调中完成，常常是伏在案头堵塞的思路，放松地搓着衣服，面对撩起的水花肥皂泡洞开。洗着半截衣服，擦干净手，跑向案头记些什么，然后再回来搓，搓着搓着思海搅动着蹦出了什么，又回头写记。这样思绪越用越开，胳膊也越用越有劲。
人经常用体力，不吝啬体力，筋骨健旺，脑力活跃，身体也健康。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身上许多器官的作用被代替了，如果任之不用，退化无疑。人活着就是用的，锻炼是用(主要用闲置的那部分)，享乐也是用。
事实上哪里的骨骼用得最多，哪里就最发达。过去同院有个鞋匠，常年钉鞋绷楦使用大拇指，大拇指肌肉如石，别人绷楦用榔头，他拿起小钉子只用拇指按。每个钉子都绷得恰到好处。还见过一个用单脚蹦着走路的人，他的左脚粗壮，右脚萎缩，走路不用拐，两手背在身后，就这么一蹦一蹦地走，步幅很大，很快，上台阶一蹦两阶，十分自如。
一位科学家说，没有天生的忘性大，人人都有能记住每一件事的本领，只是你要用心去记。
一个上肢残疾的人，当街用脚趾夹着笔杆写字作画，让人见了无不称奇。
一般人头总摇晃就晕，足球运动员用头当锤。
常走的路上有鲜花，终日使用的钥匙总是闪亮的。
有财富不用等于没财富，有潜能没有发挥等于没潜能；纸币用了才是钱，不用放着与纸无差。任何人的价值都是在用中体现的。
当然不能用过火，用过头。不怕常用，就怕暴用。
用是一条慢慢走的长路，谁用了什么，谁发达什么。
上天给我们的，我们仅用了一部分，还有许多闲置。
眼睛最容易累，眼睛又最容易歇过来，稍一闭眼歇息眼就亮。
古语说：天有四时，人有四用，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心至其情，无不达。
脑子越用越活，笔越用越好使，器具越用越随手。用出来的东西，跟长在自己手上一样，拿起来那种感觉就特别好。
万物为生，就是万物为用。
因为饿，才觉得食物格外香甜；因为渴，一杯普通的白开水，才有若甘露；因为疲倦，睡眠才成为必须；因为辛劳，才渴望得到身心的休憩；因为孤单，才珍爱友谊；因为干旱，才把下雨看成是快乐；因为夜里黑暗，才喜欢迎接晨起的阳光；因为久别，重逢才成为天下至情的欢乐。
所有的美好，都因为适应了人需，都是因为人用了。
最近读书，始知用就是种，种东西的种。天天用，天天种，用什么，长什么，用能耐长能耐，用智慧长智慧，物华天茂，生生不息。
俗语说：勤能补拙是良训。
我国明末清初的着名文学家叶奕绳，天资迟钝，记忆力相当差，往往前读后忘，但他靠下苦工夫，把特别喜爱的篇章、片段或警句，用卡片抄录下来，反复吟诵，时间长了积累了大量精彩文字，终于成为一名文学家。
如果他不用脑子去读书，结果会怎样？
不光是资历浅的人，聪明的人也应该常“用”。
用，才不会失去。
用，才不会失去，才是真正的获得。
谢了，朋友
程静媛
22岁那年，我带着对人性的悲悯，对自己的悲悯，茫然上路了。
过了黄河，穿越中原，又在烟雨迷中游了西湖。西湖很美，从细雨中透出清丽、高雅的忧伤。我站在堤上，久久不能逃脱这种情调。
我披着一头黑发，脸色苍白，离满湖的欢笑非常遥远。他走过来，看着我，带来一阵缓缓的湖风，同时对我的沉默做出宽容的浅笑。我依然对周遭活动的人们都感到麻木，不打算跳出固有的情绪。
“其实，跳下去也不一定不舒服。”他说。我转过头看了一眼，仍不想理会，只是心里很狂傲地笑了一下，我才不会犯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