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像扯破的棉絮，漫天飞舞，马路上的白地毯已经有相当的厚度了，并以看得见的速度继续加厚。我吃力地蹬着自行车，提心吊胆，左右摇晃，速度慢得急煞人。一不小心，车轱辘在冻得硬邦邦的车辙里打滑，连人带车实实在在摔在马路上。我爬起来，推着自行车在积雪中踉踉跄跄猛跑，唯恐迟到了，耽误聆听劳动人民文化宫三殿里的作家讲课。
呼呼的寒风几次把头上的羽绒服帽子掀翻。我弓着腰，吃力地蹬着自行车，一副急匆匆赶路的样子。向何处去？依然是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三殿，听作家讲课。
……
这些难忘的镜头，是1996年参加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一期职工业余文学研修班时的情景。当时，文学已经边缘化了，我依然爱它爱得兴致勃勃。一年的时间里，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结冰飘雪，无论日头有多毒空气有多灼热，从不曾耽误过一节课。
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期学员中，有几位爱说爱笑善于交往的女同学，她们把气氛搞得挺活跃、挺和谐。那几个姐儿们课间和作家合影时，总是热情地叫上我。人多壮胆儿，我随波逐流，还真照了好几张师生合影。比如和陈建功、邓友梅、浩然等老师都合过影。在与陈建功老师课间合影时，天空飞舞着雪花，身上落满了白蝴蝶。同样地下雪，在匆忙赶路时和站在作家身旁时，心情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忘记是单独交作业还是别的什么原由，碰到了在三殿另一个房间里等候讲课的周大新老师。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欲和他来张留念，不料遭到有关人士的非议，把本来就胆小的我打击得不轻。从此，再也没有勇气和自己崇拜的作家合影了，甚至认为那种举止很俗很丑。
在一个冻鼻子冻脸的星期六，我背着书包悄悄走进文化宫三殿文学讲堂。进入教室时，我没有摘去口罩，来到座位前，才露出庐山真面目。课堂上的人大都是生面孔，我依然收敛了再收敛，静静地落座，轻轻地掏出本和笔，埋下头写着当天的日期，等候着老师的来临。整个感觉是在偷偷摸摸听课。
一贯崇尚活到老学到老的说法，但到了一定年龄，崇尚依旧，做起来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年轻时，求知欲十分旺盛，不懂就向能者请教。感觉所有老师都百问不厌，那个焕发青春活力的谦虚好学者颇讨人喜欢。眼下，尤其在生活多元化、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一个年过半百之人，依然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身份，谦卑地去听作家讲什么写作课，自我感觉已经不怎么体面了。
课间休息，有人跑上讲台请老师签名，有人和老师合影，我在座位上不动声色地看着，除了佩服他们的勇气外，还在心里思索着，嘀咕着：请作家签名，和作家合影有何用？又能说明什么呢？是啊，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很多人依然乐此不疲地做着。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喜欢文学，喜欢舞蹈表演，于是乎，对这方面的能者佩服得不得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下了班顾不上吃晚饭，骑着自行车到东城区文化馆听刘绍棠、王愿坚等作家的讲课，腰杆儿坐得直直的，很为自己的爱好感到自豪。九十年代中后期，利用休息日到文化宫听课，依然挺胸抬头。有人说老大不小的了，还听什么文学讲座。我不以为然。到了2009年，利用休息日去听课，自我感觉变成了偷偷摸摸。同时，再也没有勇气和敬重的老师合影了。
记得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不久，我有幸参加东城区举办的以奥运人文为主题的文化沙龙活动——对话张艺谋。活动结束后，有人和张艺谋合影留念，我自然也有此欲望。但是，我害怕耽误名人的宝贵时间，又害怕遭到组织者的反对，只好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张导和别人合影，默默地注视着他走出活动现场。
我知道文学靠悟性，要多读多看多练，靠听课是写不出好作品的。但我就是不愿意错过所喜欢的作家的每一次讲课。少干会儿家务，少看一会儿书，少在电脑上敲一会儿文字，利用休息日去听听课，就当是听作家聊聊天。每次聆听，必有收获。
不管是理直气壮还是偷偷摸摸，三伏天，头顶烈日，三九天，顶风冒雪，一次又一次，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三殿听课的场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写于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