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利用各种水源条件发展农田灌溉。如洪水有很大的破坏力，危害严重，但汉族劳动人民利用它的规律，引导它灌溉农田，化害为利。《汉书·沟洫志》中的《白渠歌》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类，长我禾黍”，讲的就是引洪灌溉。又如秦汉时黄河中下游凿水井灌田已十分普通。考古发掘在现在的北京和河南泌阳等地，都发现了作沼沥农田用的古水井群。《齐民要木·种葵第十七》中还有田间并井群布置方案。此外利用流泉河滨进行灌溉更是占就有之。而历史有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四川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安徽寿县的芍陂、黄河大堤、浙江海塘、广西的灵渠以及举世闻名的大运河等也都是汉族人民利用各种水源灌溉农田的结晶。
其三、用地养地，使地力“常新壮”是汉族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一项杰出成就。很早以来恢复地力的办法就是所谓弃耕制，到春秋时仍有不易之地(连种)、一易之地(休闲一年)、再易之地(休闲二年)的区别。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提倡“代田法”，就是种植行(垄沟)和行间(垄背)每年互换位置。与此同时，北方也创造出“区田法”，即在小区内，集中使用水、肥种植作物。这样，汉族通过使用肥料、采用换茬、轮作、复种等办法培育地力，把用地和养地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其四、锄地是汉族在世界农业科学技术上一项富有特点的创造。锄地的作用在于去草助苗，而且在于蓄水防旱。这就是《齐民要求·种谷第三》中所讲的：“春锄起地，夏为锄草。”至今锄地仍然是汉族农民最广泛使用的一项科学技术。王充在《论衡》中早就说过：“深耕细锄，厚加类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地力盛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四五亩之分．”汉民族这些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特点和优良传统，在汉民族“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中，是极富民族特点的一部分内容，所以毛泽东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现在，中国有10亿多人口，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也还必须发挥精耕细作的特点和优良传统。
当然，在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这种小农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虽然有种种局限性，如单纯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忽视畜牧业；又如大量垦荒开田，忽视林业和水土保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汉民族社会前进的步伐。但无可置疑的是，作为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这是汉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经济特征。就是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虽然早在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汉民族2000多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仍然顽强地存在，影响和规定着汉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之所以有这样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与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是柏适应的。
（第二节中央集权制下的经济联系性）
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现在中央菜权制下的经济联系性。
经济上的联系性是一个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主要表现，即一个民族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种行业之间在经济上的社会分工和相互依赖。它是把人们聚结成一个民族的经济纽带。虽然汉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在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下，仍然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必须具有的经济联系性。
一、经济联系性的表现之一：发达的交通网
一个民族内部有没有经济联系性？经济联系性紧密还是不紧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有没有发达的交通。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犹如一个民族的肌体内有了四通八达的血脉一样，一个民族的经济就“活”了，其内部的经济联系性当然就紧密起来。汉民族的交通网是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下逐步发达起来的。
先秦时期，夏民族崛起之时，其交通区域大约仅限于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西北部，东北约有五、六百里，南北至少也有三、四百里，是谓“夏启有钧台之飨”，汤攻桀于鸣条。商民族崛起之时，其交通区域大概已西起河南商丘，东至海滨，东西之距在一千二、三百里以上，南北之宽在数百里之间，是谓“阏伯居商丘，相士因之”，“土烈烈，海外有截”；此后仲丁居，河禀甲居相，祖乙居邢，盘庚居殷。周民族崛起之时，其交通区域，南北之宽虽仍数百里，但东西之距已从陕西境内之岐山直抵东海了。从夏至周，交通区域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发展，在黄河流域形成横向的交通体系。其后，楚民族和越民族的崛起，各自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自己的交通区域，在长江流域形成横向的交通体系。春秋之后，诸侯的兼并，民族的溶合，尤其是战国时代的游士、说客，合纵连横，时而赴楚，时而至秦，时而抵齐，时而到燕，时而往“三晋”，恣意驰骋于江河南北，尽管各诺侯国之间相互设防，各自封闭，但是交通区域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仍然初步形成了纵向的交通体系。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华夏民族终由分散走向了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秦姑皇下令“堕名城”，不仅打破了各诸侯国相互封闭交通的情况，开始了“车同轨”的新时代，而且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又下令“治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大约有9条干道。后又令蒙恬堑山堙谷，修筑由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通咸阳，长达1800余里的“直道”；令常额在云贵地区修筑“五尺道”；用兵百越时修筑了过天岭的“新道”，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这样，中央集权制度促使华夏民族的交通统一并发展，形成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至珠江流域纵横相连的交通体系，华夏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性当然也得到加强。
西汉之后，由华夏民族发展、转化而来的汉民族，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又开辟了许多新道和开凿了许多新渠，主要有：
裦斜道：汉武帝令汤印为汉中太守，发数万人开辟裦谷(今陕西裦城)到斜谷(今陕西郿县)这路，长约700里，使长安到南郑县八蜀的距离缩短了400里。
回中道：回中在今陕西陇县西北，汉武帝开回中道，北出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以通塞北。
子午道：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经汉中，达终南山，为王莽所开。
飞狐道：从代至平城(今大同市东北)，长300余里，为东汉光武帝诏王霸带刑徒6000余人修成。
峤道：零陵(今湖南零陵)至桂阳(今湖南郴州市)，为东汉章帝所开。
渭渠：起长安，沿终南山至黄河，长300余里，为汉武帝令徐伯表率数万人开凿。
阳渠：自荥阳(今河南郑州市西)至千乘(今山东高寿县高苑镇北)，长千余里，为东汉明帝所开。
所有这些新道和新渠的开辟和开凿，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运用国家权力所建成，否则，谁能征发数万人辟道凿渠？谁又能诏率数千刑徒开路修渠？所以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表现，即发达交通网的建立，与中央集权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
反过来，交通越方便，越发达，中央集权制度也就越巩固。因此，汉民族历代统治者也都注重发展交通，于是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血脉——交通，也就越来越发达。以唐代为例，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5条干线：东路经洛阳至汴、宋，以至山东半岛；西路至歧州(陕西风翔县)，入四川成都；南路至荆襄，再南下长沙经广西达广州，西北至凉州，以通西域，北路至太原，山娘子关至范阳(今北京)，或沿黄河东进转北至范阳。与此同时，唐朝还大大发展了前代以来的驿传制度，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60所水驿，1297所陆驿，86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30里。这种驿站虽然主要便于官吏往来和文书传递，但对发展交通无疑也是很有利的。从这些大州市到其他州县又都有支线，交通顺畅安全，正如《通典》所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施远达数千里，不持寸刃。”水路交通也形成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包括广东、福建在内的江河湖泊水道网。正是“天下诸潭，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译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淮海。弘舸巨舰，干舳万艘，交贸往返，昧且永日。”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隋朝开水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河流，建成了南起余杭(今杭州)，经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至涿郡(今北京)，长达4000乡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条运河的建成不仅加强了政治的统一，而且对于加强汉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性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披称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汉民族的又一个象征。
此外，海上交通有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登州等口岸，南通南洋，西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东通朝鲜和日本。古代这样发达的水路交通网发展到今天的铁路、公路、航运四通八达的海、河、陆、空的现代交通网，如同血脉一样，把汉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贯通成一个整体。
二、经济联系性的表现之三：繁荣的城市经济
汉民族内部经济联系性的另一根纽带，就是繁荣的城市经济，它始终是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血肉部分。
汉民族城市经济的繁荣与欧洲不同，欧洲城市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处于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强烈地希望摆脱封建主的束缚，成为独立经营的小商品生产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有的逃出庄园，在堡垒和教堂附近，在渡口或交通要道上，聚居起来，进行生产。于是，这些地方逐渐形成为集市，然后又逐渐发展成工商业城市，这就是学术界一般所称的“自由城市”。因此，我们可以说：欧洲城市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汉民族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则多半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或者换一句话说，是由于中央授权制度的需要而兴起和繁荣起来的，这也就是学术界一般所称的“郡县城市”。
以汉民族形成之初的西汉王朝来说，当时全国比较着名的城市有20个左右，主要分布在关中、三河、齐鲁、燕赵、梁宋、楚越、巴蜀等地区，除长安外，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燕、寿春、彭城、吴、江陵、陶、睢阳、温、轵、番禺等也都是当时着名的城市。故《盐铁论·力耕篇》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肪臻，万物之所殖者。”足见汉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中城市的勃兴和繁荣。这是为什么呢·稍了解先秦的历史，便可知这些城市多为诸候园的都城，不是政治中心，便是军事要地。先拿西汉初年城市经济最发达的关中地区来说，当时的关中，即指今日陕西全境和四川、甘肃之一部分。这个地区，尤其是渭水流域一带，是汉民族祖先的摇篮地之一，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在周代。“公刘适分，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在秦代，“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始皇、二世都咸阳。这些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并不因朝代的更替而堕废，而是随历史的推移而更新。再拿三河地区来说，所谓三河者，即河东、河内、河南的总称。河东为今山西西南部，河内、河南并为今河南北部。这一带也是汉民族祖先的摇篮之一，如《史记·货殖列传》所况：“昔唐人都河东，废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干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这些历史上的古都、名城，如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温、轵、洛阳、颖川、南阳、宛等，虽然随历史的发展而丧失了全国或侯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却仍然是地方的政治中心。此外，齐鲁地区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梁宋地区的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睢阳(今河南商邱县南)，江淮地区的彭城、寿春(今安徽痔县)，楚越地区的吴(今苏州市)、江陵等，过去也多为侯国都城。可见汉民族城市的兴起大多以政治中心为始。
西汉以后，先秦兴起的这些城市大都成了汉王朝的地方政治小心，或为郡治，或为县治。特别是长安，作为汉王朝的首都，首先由于它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中央集权制的象征，才建设成城墙周围共合汉代60多里，有12个城门，门道下有砖券砌下水道和石砌下水道，街道灾可容纳12辆大车同时并进，规模宏大，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大3倍的世界最大的城市。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下，武帝时，徙于长安及其附近“郡国豪杰及三百万以上”者不知多少；昭帝时又“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宣帝时又“募郡国吏氏百万以上徙平陵”；成帝时又“徒郡国豪杰紫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冒陵”。这样，凭借中央政府的权力，长安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成了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再加上其北部戎翟，西绾羌陇。南御巴蜀，东通中原，所以四方辐辏，并至而会，使之又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由此可见，长安这个商业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是以政治中心的地位作基础的。如果没有中央集权的制度的影响和作用，长安要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自然是不可能的。
其他城市无不如此，如邯郸，原是赵园的都城，正因为有这个政治中心的地位，在战国时才成为富商大贾糜集之地，西汉时更为发达。又如临淄，原是齐国的都城，也是因为有这个政治中心的地位，自战国末以至秦代，已发展到七万户人口。西汉时人口增至十万户，成为“人众殷商，巨于长安”的大都市。再如吴，本是吴国都城，西汉对又为吴王封国之都，长期以来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中心，造成为大江南北商路之绾纽，又是三江五湖之商人之所交萃。总之，汉民族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一般都是定的先成为政治中心，然后再发展成商业中心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