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日，宫中也有除旧迎新的习俗，史炫《旧京遗事》曰：“禁中岁除，各宫门改易春联，及安放绢画钟馗神像，像以三尺长素木小屏装之，缀铜环悬挂，最为精雅。先数日各宫颁钟馗神于诸皇亲家，并品方荤素卓；皇亲家矜其天宠，又分饷京朝贵官；贵官之家招名士赏燕赋诗，太平相乐，长安之春满千百户矣。”京城的各寺院都要作“锻磨斋”，《僧园逸记》曰：“都下寺院，每用岁除锻磨，是日作锻磨斋，”并以此辞旧迎新。
除日的饮食习俗，是家家必须吃“年夜饭”，但各地年夜饭的制作品目及宴饮方式，皆因地因俗而有所不同。对此，明代有关史籍中，记载颇多。如浙江《处州府志》说，此地民间除夕时，家家要用粉蒸糕，且设馔为分岁饮，亲朋更相邀致，以敦款好。《严州府志》载称，该地除夕时，家家悬挂祖先遗像，奉祀馈节；悬贴桃符，祀灶；且要“骨肉团而饮，坐以守岁”。在广西，每年除夕时，农家要“毕集宴饮，别具肴饭，以达明旦”，谓之辞旧迎新；河南尉氏民间，除夕时，要家家户户蒸馒头互相馈送，谓之分岁嘉靖《尉氏县志》卷一。
每年除夕之夜，明代汉族社会官民士庶，家家要点灯熬夜，辞旧岁、迎新年，谓之“守岁”。这时，也要举行许多喜庆性娱乐活动，人们在吃年糕、水饺、瓜果和饮酒之余，也要进行各种游戏娱乐活动，如掷骰子、玩梭哈、唱小儿谣、打纸牌、推牌九、走升官图、玩陀罗、小儿骑竹马、老鹰抓小鸡等，因地因俗而不同，并溶进了许多地方特点。
（第六节）明代汉族信仰风俗
有明一代，历朝统治者均笃信佛、道二教，崇奉佛道与民间诸神，除对各地寺观庙堂钦赐匾额俸禄之外，每逢年节或平日，皆遣官致祭。至于皇帝本人，一年之中，亦有诸多的祀神活动，规模宏大，耗费人力物力财力颇巨。“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种上行之举的影响下，再加明代汉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科学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一家户个的小生产阶段，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只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所以民间家家户户，几乎每年月月均有礼神活动，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至于每逢吉凶祸福之事，民人则更虔敬神信鬼，求其赐福免灾；若有病忠灾祸求助于巫师，以求祛邪辟祟，消灾避祸。面对神鬼，求神发愿，大则延年益寿、富贵长存，次则求子求财，小则出门舟车求顺、家避盗贼，真是包罗万象、囊括一切，致使上自帝王，下至臣民，整个社会生活，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对此，统治者乐于倡导、支持，是欲凭借神权之力以巩固皇统之序，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牢固地纽铸在一起，维护现有人伦秩序、现实统治。至于广大民人，或因袭传统、囿于愚味，或笃信于现实苦难命中注定、因果报应来世可求之说，对现实不平与黑暗无力改变，在回天乏力、求世无术、万般无奈之际，只得转向对来世的寄托，对神灵的祈告。因此，明代汉族社会生活中这种崇神信息，重巫尚术、讲究命运八字、预兆禁忌的社会风俗，愈到后来，愈演愈炽，从而使明代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一、神灵崇拜
明代汉族社会，无论朝廷上层，抑或平民百姓，大都崇拜多神，如称天地为皇天后土，祀农作有社稷、先农掌管，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川城池，无一不具神性，四时膜拜不巳。在朝廷，有祭天、祭社稷，祭山川等大型祭神活动，在民间有拜日月神、拜城隍、拜五谷神等信仰事象，上到玉皇，下到城隍，在明代汉族社会官民士庶的信仰生活中构筑起一个以现世官僚机构为摹本的神秘世界。
１官方祀神频频
明代宫廷中，由帝王或遣官进行的祀神活动，主要有祭天、祭社稷、祭先农、祭日月星辰、祭山川等。这些祭祀，其制度与礼仪各异。
明代祭天有郊祭、明堂祭等形式。其中，郊祭是历代君王祭天活动的基本方式。据《明史．礼志》记载，明太祖确立其郊外祭天制度。并亲自分祭天地于京都（今南京）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竽皇地祗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悉为革除。后来，又受京房灾异说的影响，又在南郊建大祀殿，合祀天地于其中。永乐时，迁都京师（今北京），其建制仍如京都。嘉靖中期，郊祭之事在群臣中曾引起过激烈争论。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遂确定分礼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又易孔子号为至圣先师。于是在正阳门外五里大祀殿之南作圆丘祀天，并于大祀殿祈谷。作方泽坛于安定门外之东。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圆丘。其二为明堂之祭。《孝经》将天神分为“天”与“上帝”。受五行思想影响，“帝”又理解为五帝，有时还称天神，或与“天”混而为一。故与五帝祭连在一起的明堂祭（明堂为供祭五帝之所），成为祭天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明初本无明堂之制。嘉靖中，议复明堂之礼，乃定秋季大享于明堂，如郊天之礼。隆庆中期，又罢大享礼。
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祭社稷之神，以祈求农业五谷丰收，这是明代的国之大祀活动，礼仪甚隆。明代京师及分封诸藩王王国府州县均设有社稷之祀。太社稷在宫城西南，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每年春秋二仲月上戌日祭祀，明太祖时，认为社稷固不可分，于是改作于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永乐中，京师（今北京）建社稷坛，其制如南京。嘉靖九年（1350年）时，又更正社稷坛以祖宗配位礼，下诏称：“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以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又在西苑西立帝社稷，东帝社，西帝稷，皆北向。隆庆中期，又罢帝社稷。王国建国社国稷。府州县社稷设于本城西北。初右社左稷，后同坛合祭如京师。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以祭祀五土五谷之神。
先农是代表整个农业的大神，祭先农与祭社稷大体相同，同时，辅之以天子耕籍田之礼，以示劝农之意，明代初年，洪武三年（1370年）建先农坛于南郊，在籍田北面，皇帝每年春月时亲自主祭，以后稷配，器物祀仪与社稷同，礼毕，行耕籍礼。明成祖永乐中，建先农坛于京师，位于太岁坛西南，护坛地六百亩，供黍稷于及荐新品物地九十余亩。且每年天子主祭，祭礼礼仪如旧制。
对日月星辰的祭祀活动，既是对天祭祀的具体化，也是其重要补充。明初，洪武中筑朝日坛于京都（南京）城东门外，夕月坛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行祭，夕月则以秋分行祭。星辰则附祭于月坛。其具体祭祀礼仪与社稷祭祀相同。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时，命罢朝日夕月之祭。到嘉靖中期，又恢复建朝日坛于京师（北京）朝阳门外，西向；建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朝日之祭无从祀，夕月之祭时，则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为一坛，南向焉，以共享祭祀。春分寅时行祭，以迎日出。每年秋分亥时行祭，以迎月出。日月之祀，初定为大祀，后改为中祀。星辰诸神则从祀于南郊。
古人认为，云雨兴于山川河谷，出于高山，影响四季气候变化，同时山川也蕴藏着森林、果实、矿藏、动物、药材等民生之源，所以重视对山川神灵的祭祀，以祈求好年景与好收成。但因山川之神，天子不能遍祭，只能祭祀名山大川，后来更集中于五岳四渎之祭。五岳系指东岳泰山，南岳霍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蒿山。四渎则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等四条河江。明代，洪武中叶，明太祖采纳礼官建言，祭祀时将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地祗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并定祭祀之日为清明、霜降二节，并去前代所封名号，而称某山之神、某河之神。其祭祀升为中祀。洪武之后，其祭祀礼仪一仍其旧，直至明末。
此外，明代宫廷的祀神活动据明人沈榜《宛署杂记》一书记载，皇帝遣官敕祭的，还有都城隍庙、汉寿亭侯（关羽）庙、灵明显佑宫、灵济宫等神庙。洪武初处，明祖命定京都（今南京）城隍庙祭祀。洪武三年（1370年），又正城隍神号，去封爵。命每年春秋时从祀山川坛之祭。不久，又建都城隍庙，太祖又下诏说：朕设京都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神之，俾幽明举不行侥幸而免。洪武末年，又命从祀大祀殿，罢山川坛春祭，只保留仲秋祭祀。明成祖永乐中，又在京师（北京）建坛庙。将城隍庙建于都城西。嘉靖九年（1530年）时，命罢山川坛祭从祀。每岁仲秋时，凡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凡万寿节(皇帝诞辰日)及五月十一日城隍神诞辰日，皆有祭祀。且规定，每开祭前十日，由太常寺官员题奏，并遣本寺堂上官员到庙行礼致祭。凡国有大灾，则告神灵说：惟神正直，实赞灵化，扞御之功，都是所赖，祗严岁祀，用答神庥，尚其歆兹，永福黎庶，尚享。每年仲秋告祭时，则对城隍祝告说：
惟神正直，实赞灵化，都邑所赖，福被于民，兹当仲秋，以牲帛醴斋之仪，用伸报祭，神其鉴歆，尚享。
明代朝廷提倡汉族社会崇关羽，并由朝廷下令敕祭汉寿亭侯庙。明初，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命祭汉寿亭侯关羽。明成祖永乐年间，又合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年）时，又奉皇帝之命，建庙于宛平之东，庙中塑神像，前为马殿，外为庙门。每年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时，由皇帝遣太常寺堂上官到庙行礼致祭。凡国有大灾时，也到庙告祭，求其免灾。其诞祭祈祝说：惟神生禀忠义，死后神灵，御灾扞患，历代昭着，兹当生辰，谨以牲醴致祭，尚享。
明初时，为祭祀北极佑圣真君，太祖命建庙于南京鸡鸣山。明成祖永乐末年时，则命在京师（北京）建真武祠，以祀此神。弘治初年，改祠为庙。正德年间，又将真武庙改为灵明显佑宫。此宫建于京师海子桥之东，宫中塑神像，东西为配殿，前为宫门，门左为四神祠，前为大门，门外有牌坊。每年皇帝诞辰日（万寿圣节）及三月三、九月九日，皇帝皆遣大常寺官到宫行礼致祭。每月朔望日，太常寺官也到宫行祭，但规模较前为小。在这些会祀中，均求神护佑，以使“民安物阜，国祚延长”。
明代，自永乐末年时起，每年皇帝生日圣诞及元旦、冬至节时，皇帝均要遣官（太常寺官员）祭金阙、玉阙真君于灵济宫。而二真君及仙妃诞辰日，也要祭祀。每月朔、望日，亦须有祭。所谓二真君，实为五代时人徐知证，徐知谔。因永乐末年，明成祖患病时，二神显其神灵，使病得痊愈有功，于是命建庙（后改为宫）祭真君。成化中期，又加封上帝。弘治时，仍称真君。最初，凡二真君诞辰日，皇帝遣礼部官员行祭，圣旦、元旦、冬至时，遣内阁官员行祭。逢国有大灾，则告宫致祭。嘉靖时，更命每六年，遣太常寺官斋袍携供，亲往福建闽县灵宫（二真君家乡）披挂祭祀。至万历年间，每年皇帝遣官到灵济宫致祭，竟达二十九祭次之多。
２．民间祀神泛泛
在明代民间，除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以外，尚包括有对天地万物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对宗教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及民间俗神的信仰与崇拜等内容，且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的祭祀风俗与习尚。
在中国古代和明代汉族社会庶民的视天地万物皆有神灵，且加以崇奉、信仰与祭祀，以期求达“天人相感应”，驱祸免灾。在此类祭祀活动中，民间普遍多以自然界的天神、地神、日神、月神、雷神、电神、（或称雷公电母）火神、水神、山神、河神、风神、雨神、（或称风伯雨师）谷神等为供祭与祈祝对象。每当有灾异（如旱灾、水灾、涝灾、雹灾、蝗灾、虫灾、火灾、震灾）发生时，民人多普遍敬奉这些神灵，以求消灾安顺。
明代，民间对万物神灵的祭祀活动，多在年节和平日有所求祈时进行，又尤以年节时最为集中、规模最大。如每年六月初，盛夏时节，为感戴天神、日神给人间的造化和对万物的哺育，明代民间六月六日时，要过“天贶节”，且有祀神的节尚。在云南民间，“滇俗”祀神时，在此节民人家家均制作尝新解暑热的食品，以供祭献给天神、雷神、日神、火神、土地神、谷神、雨神等冯应京：《月令广义》。又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时，明代民间民人更有祭拜月神的习尚。据明人刘侗、于奕正着《帝京景物略》一书载述，就师（北京）中秋民间祀月神时，“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且京师“纸肆市月光纸，给满月像，趺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有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尺，大者丈，工致者金碧缤纷”。中秋夜，民人“家设月光位于月年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至于每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日祈年”活动中，明代湖北蕲州府民人，更有“五鼓后，郡人家悉酒扫厅宇，陈茶酒果，焚楮币，”以祭祀天神、地神，并“拜诸神”，以“祈一岁吉庆”。弘治《蕲州府志》卷一《风俗》。
明代中叶(1550～1575年)来华的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在《中国志》一书中，将他在广东一带民间亲眼目睹的民间对万物神灵的祭拜和祈祝活动，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写道：“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通常把这些神叫做阿弥陀佛，奉献香、安自香、鹰木及别的他们叫做CayoLague的香木，和其他香料。他们也献前面提到的茶。他们都有祭坛，在房门后的过道里，他们在那里摆上他们的主要的神，每早晚都献香及其他香料。”“他们把煮猪头当作大祭品，也奉献煮好的鸡、鹅、鸭及米饭，一大壶酒。他们把祭品都摆在神面前，把献神的那份单分开来，那是放在一张盘子里的小猪耳朵尖，鸡鹅鸭的嘴和爪尖，几粒米饭（但非常之少，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三四滴当心倒出的酒，免得壶里倒出太多。把这些东西像这样放进碗内，再摆到祭坛上请他们的神吃，而他们就在当时当着神的面把其余携去的东西吃个精光。”Ｃ．Ｒ．博克舍编着，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
明代，在广大汉族地区聚居的民间，庶民对宗教神的信仰与祭祀，主要有对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的祭祀活动。此外，每逢年节时，也要对宗教诸神进行专门的祭祀活动。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一书中，曾对京师（北京）重地城内外佛道二教的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