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敦煌一带是我国西部游牧民族聚居和守关将士的重要驻地。在长期的养马、育马、生存的过程中，当地民族不仅培育了优良马种，而且还掌握了高超的骑术。守关戍边的将士把练习骑术和击球作为提高将士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新唐书吐蕃传》载：“显庆三年，（吐蕃赞普）献金盎、金颇罗等，复请婚。”这里所指金颇罗，就是金球，波罗只能是藏语PoLd的译音。显然PoLd为英语中的藏语借词意为马球戏。据此，有学者认为马球源于吐蕃。而吐蕃在历史上对敦煌影响较大，难免有文化的互相传播和交融。因此，在敦煌一带同样和中原一样，马球活动得到了广泛开展，并为今天人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和珍贵的例证。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反映当时敦煌地区开展马球活动的情景。《杖前飞马球》写本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时仲春，草木新，初雨后露无尘，林间往住临花马，楼上时时见美人。相唤同情共言语，闲闷结伴（游)毪场，传中手执白玉鞭，都史乘骑紫骝马。青一队，红一队，敲磕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输赢，此度若输后须赛。脱绯紫，着锦衣，银镫金鞍耀日辉，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球势杖前飞。球似星，杖如月，聚马随风直冲六，人衣湿，马流汗，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
这首诗描绘了马球比赛的时间（仲春），地点林下（球场），观众（各界仕女），马匹（金镫银鞍紫骝马），球杖（杖如月），服饰（脱绯紫，着锦衣），球队（青、红两个队），以及比赛时进攻射门的激烈精彩场面和“人衣湿，马汗流”之大强度的运动量。
《宫词水鼓子》记述：
先换音声看打球，独教部在春楼不排次第排恩泽，把板宫人立共头寒食两曰坊内宴，朝来排是清明飞龙更取州马，催促球场下踏城。
这首诗描绘了宫人在寒食清明时节，观看球赛的情景《捉季布变文一卷》云：
试交（教）骑马捻球杖，忽然打佛便过人。马上盘枪兼弄剑，弯弓倍射胜陵君。
勒辔邀鞍双走马，跨身独立似生神。
挥鞭再聘堂堂貌，敲镫重夸檀楦身。
南北盘旋如掣电，东西怀协似风云。
朱解当时心大怪，愕然直得失精神。
该诗描述了季布在朱解面前表演打马球的高超技艺。《秋吟一本》云：
或弄笔以缀花文，或弯弓而凋按（雕鞍）骏骑，打球绰绽之衣。
《残道经廿七行》云：每参凤驾，接对龙兴，球兴御场，马上奏策。”《张延缓别传》云：“延缓善击球，曾与和田使节在延定楼前进行马球比赛。”（张延绶为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三子）《祭驴文》描绘了主人曾骑驴击球，在驴子死后，主要以悲伤之情而写下此祭文。“数汝托生之处……莫生军将家，打球力须摊。”该祭文反映了骑驴击球的情景。
《丈夫百岁篇》云：
一十香风绽藕花，弟兄如玉父娘绔。
平明趁伴争球子，直到黄昏不忆家。
诗句充分反映了唐时民间击球活动的盛行。
唐时地处边陲地区的敦煌是十分重要的军事重镇，当地的驻军为提高将士的身体素质，加强作战能力，一直把马球活动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并修筑了球场。敦煌遗书《甲戍年（914年）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将头牒》就称“领步卒虽到球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敦煌研究院藏《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记载：
十九日，寒食座设酒叁瓮，支十乡里正纳球场酒半瓮。《年代不明（980年至982年）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载：
二十一准旧十乡里正纳球场胡饼四十二枚。
这是球场管理中所支出的帐目单。《儿郎伟》云：“朔方安下总了，沙州善使祗迎。比至正月十五（四），球场必见喜鼓敦煃体育文化的内容敦煃文化丛书敦煌古代体育文化声。”《张淮深变文》云：“上下九使，重赍国信，远赴流沙。诏赐尚书，兼加重锡，金银器皿，锦绣琼珍，罗列球场，万人称贺”，“到日球场宣诏喻(谕），敕书褒奖更丁宁”，“安下既毕，日置歌筵，球乐宴赏，无日不有”。《归义军时期官营牧羊算会历状》记述了用羊充击球的例子，“二史羯羊，七月内宴设司用充打球局”。这都反映了球场除了练兵击球之外，还要用于宣示诏谕、宴设和击球宴设来招待宾客等活动。
敦煌遗书中还反映出击球场的辅助设施。如楼台、亭子(看台）等建筑。从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到这些建筑多是用于观看马球比赛或阅兵的。如：《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云：“天使上亭子。”《宫词水鼓子》云：“先换音声看打球，独教部在青楼。”
球杖是马球活动的主要器材之一。球杖的制作从文献中可以得知在取料、装饰上尤为精细。敦煌莫高窟五代第100窟曹A1议金出行图和五代第61窟东壁维摩诘变相各国王子听法图及晚唐第144窟中可见到执球杖的供奉官。由于当时马球的风行，敦煌还发展了球杖制作手工业。《年时不明，（980年至982年）归义军衙内油面破用历》记载：“支孔法律纳球杖面一斗，油一升。”
马球据文献记载一般小于拳，圆形，涂有颜色，有木质、皮制等品种。古代西域地区就一1直是球的制作场所。文献记载唐时西域安国向朝廷进献贡物除良马、围棋子等外，还有“郁金球”、“拓辟大氍球”、“绣氍球”等。另外，1979年在敦煌马家圈汉代烽隧遗址中出土的西汉中期用毛制作的球，应属什么球，尚需进一步考证。
敦煌遗书《杖前飞马球》所云的：“球似星，杖似月，骤马随风直冲穴”，不仅形象地显现了马球比赛的精彩场面，而且也证实了马球比赛必须冲穴方为胜的规则，这个“穴”应当是球门或是球网。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南壁及东壁南侧下部有幅张议潮出行图，据考证此窟建于86年至865年之间，则张议潮出行图也在此时间作成。它是861年张议潮率众驱走吐蕃攻克凉州后，为庆祝整个河西归大唐而绘制的。画面自西边开始，由百余人组成的出行图，前部是仪卫，中部是节度使张议潮坐骑，后部是射骑猎队。前部仪卫队有穿圆领、窄袖、团窠锦袄子者。沈从文先生认为团花锦（团窠锦）近似打球衣，美观而不能作战。联系《杖前飞马球》云：“脱绯紫，着锦衣……”告诉人们在打马球时必须脱掉绯紫袍服，穿上圆领、窄袖、团花锦袄子，这锦袄子，就是马球服。另外，在《凡节度使新授旌节仪》云：“天使上亭子，排比……就球场断一……”此卷后面部分虽有残缺，但仍可见得大概。
根据校正的残卷，了解朝廷任命节度使时，天使押节到界。新受命的节度使带领仪仗队出城迎候，然后奏乐迎人城中，到球场，宣谕诏命，颁交旌节，经繁缛手续后，天使上球场边亭子(看台），观看使府将士进行马球比赛、军事操练等表演。
综观以上所述，敦煌虽远在西陲边土，但对马球活动并不陌生，上下都惯此举，并和中原各地的马球发展有着直接的传尔。
千余年来，敦煌人民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给我们留下了开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历史足迹，反映了当地人民蕴藏着高度的体育文化智慧。今天，我们仅仅以敦煌遗书和壁画中所保存的马球史料，来探讨敦煌地区马球发展的轨迹，从马球的技术、比赛规则与方法，场地和球、杖、门、服等器材，以及马球活动的功能等的动态演变，和中原各地区马球发展的足迹进行对照，亦取得一个完整的动态认识，从而更好地打开我们的思路，使我们能从实际出发来总结和认识问题，更新陈旧的结论，使我们随着对马球运动的源流探索和研究的深化，来纠正一些由于历史偏见造成的谬误，并促使不同观点的研究在体育上逐渐接近，使体育史观更符合历史实际。
5.步打球（古代曲棍球）
步打球是从击鞠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运动者在徒步或跑步中持杖打球。比赛通常分成两队，双方手持弯头球杖，进行抡、运、传、射等技术，并配合战术将球击人对方球门而得筹(得分)。王建《宫词h“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A据文献记载，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在宽广的田园中经常进行一种叫做“帕嘎尼卡”的游戏，这种游戏的方法是用弯曲的木棒击打充满羽毛的球作乐，这种游戏也是巴基斯坦、印度、中国、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国近似于曲棍球或髙尔夫球的元祖。
我国自唐开始，就曾盛行与曲棍球或高尔夫球相似的游戏，叫做步打球或捶丸。其最早的源头因从战国时代的弄丸去引证。从弄丸到步打球，再到捶丸，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最后形成一项独立的竞技运动项目。
敦煌榆林窟五代第15窟南壁绘有一幅一名童子站立在莲花座上，左手持一圆球，右手持一弯头球杖的画面。从球杖的长度可判断为当时步打球所持的球杖（图四十二）。而且据文献记栽当时步打球活动多在妇女和少年中开展。
敦煌榆林窟的这一珍贵少年步打球图像，为当前对曲棍球、高尔夫球的起源是同源还是多源的争论，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珍贵资料。
6.竞走与投掷我国古代的奔、走、趋、驱、疾行等，都属于跑。这是在军事和田猎活动中必须具备的能力，“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是指周时每遇出征，皆由军中士卒扛着旗子跑在队伍的前面开路。“身执戈为吴王洗马”，也是指一些手握兵器的土兵，做吴王的马前卒。春秋时期着名的军事家孙武在协助吴王治军时，常向吴王阖闾建议，要他注意训练士兵们的奔走能力。另一名军事家吴起，十分重视对士兵进行武装竞走的训练，并采用测验的方法，提高士兵负重快速行军的能力。对于其中成绩达到优等的，奖励田宅，免服现役。这种测验要求全副武装，带齐弩、箭、戈、剑各种武器，备足3天P粮。每天疾走50公里，早晨出发，中午必须到达终点。
居延汉简对戍卒步行传递文书活动的记载，就反映了汉代边塞军事活动形式中的一项重要的轻足善走的土卒能力。
居延都尉系统通过步行传递的文书有“以亭行”、“以次行”（哭次行同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传递的文书一般距离较近，并多以人步行投送。如：
(1)甲渠候官行者走，(2)甲渠候障以亭行；(3)城南候长王治所，以亭行；(4)广田以次传，行至望远；(5)目行以次传，行至望远；(6)万岁东西部吞胡东部候长双次走行。
上述简文都是戍卒短距离步行传递文书的情况。据《汉旧仪》载，汉代“十里一亭”，即一系列烽燧，每间隔一定距离则置一兼职传邮之烽燧，挑选“行者”竞相往来投递文书。秦代时，“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汉因秦制。“轻足”即快速走路之人。《说文》释“行”“人之步、趋也，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谓行。”另释“走”“趋也，疾行曰走。”可见，居延汉简中“亭行”、“次行”都是挑选善于快速行走之卒竞相往来投递文书，并且作出严格的行前要求和详细的行后记录，有明显的体育竞技性质和考核标准。作为有体育运动内容的一种军事活动，它有着严格的行走方式和评定标准。下面将详细分析。
首先，记录行书的准确起讫时间，包括中途双方参与人交接文书的时间。一般多记月、干支日、时、分。西汉实行一昼夜十八时、一时十分计时制，至东汉时有一昼夜十二时分制现象。如下简文可证：
(7)南书两封，皆都尉章。六月戊申夜大半三分，执胡卒常受不侵卒乐，已酉平旦一分付诚北卒良；(8)诣张掖太守府，正月戊午食时，当曲卒汤受居延收降卒褒；下铺，临木卒护付诚努北芡卒则，当曲努北口时，中程；(9)十一月癸亥蚤食，不侵卒受王受吞远卒赐，日失时，付当曲卒，下芡八分，收降卒发；(10)书到，食时入。
有些简文详载纪年。如：
(11)人南书二封，居延都尉，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起，诣府，封完永元十年正月五日蚤食进寺孤受孙昌；(12)出亡人赤表一北。元康三年临渠荧长昏时四分时，乘胡芡长付山芡长普，函行三时，中程。
对行文过程中的时间记录如此详细，足见当时对行书者行走速度和时间的准确把握和严格规定，这样，对参与这一活动的人必然有相应的要求和规定的标准。
第二，明确参与行书活动者的名字，所在单位和身份。如例(7)中“执胡卒护”；例(12)中“乘胡芡长”、“山哭长普”等。一般以交接文书的顺序编写行书者名字和单位，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及时查究。
第三，规定行书所经地方间的距离。如：
(13)廿五里，檄，当行二时五分，定行十一时口；(14)九月庚午下铺七分，临木卒副受州井卒弘；鸡鸣时，当曲卒吕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时三分，行一时二分；(15)九月辛已日人，诚努北荧卒甲渠临木双卒有人，自月州井南界芡卒付广地北界双卒明。北界诚努北哭州八里，定行三时；(16)夜昏时，临木卒受诚努北双卒通武贤荧以夜食七分时付诚北卒寿十七里，中程；(17)过半，通府，府去降虏荧百五十九里，当行一时六分，定行五时，留迟三时四分，何解？
(18)临木卒戎付诚努北卒则，界中八十里，书定行九时，留迟二时，何解？I(19)界中八十里，书定行十时，留迟二时，何解？
(20)八月庚戌夜少半，临木卒午受州井，禺中五分，4曲卒同付居延收降卒五里，定行时分，中程；(21)第廿二南到第十七廿一里；(22)行五十里；(23)十一月甲子夜大半，当曲卒昌受收降卒辅；辛丑蛋食一分，临木卒付州井卒弘。界中廿八里，定行程二时二分；(24)武贤荧卒辟受城北芡卒捐之，临木芡时付州井诚努北芡卒尊，界中十七里；(25)甲渠武贤荧北到城北荧四里。
由此可见，居延都尉系统行书的主要路线是：居延收降——当曲——不侵——天远……城：i匕一武贤……临木——城努北……州井南界——广地北界……莱他莫当——驿北——沙头一驿马——不今……（其中实线为两地有直接往来，虚线为可能还要经过其它地方）北书起点为临木，终点为收降，其中临木——收降为42.5公里（见例14)；南书起点为当曲，终点为城努北，其中当曲——城努北为40公里。
第四，在确定行书地点间的里程后，又规定了步行完这些距离所需要的时间，并且记录了行书者实际步行的时间，这样，可以对此做出比较、考核和评价。前者在简文中用“当行”表示，意即事先作出的规定、标准，如例（13)“廿五里，徼当行二时五分”；例（17)“府支降虏，百五十九里，当行一时六分”；其它如例（19)，“界中八十里，定行十时，留迟二时”，则“当行”应为8时，等。后者用“定行”表示，意即实际花费的时间。定者，成也，事后的结果。《汉书王莽传》：“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就是已经会集了42万人。又如居延汉简例（13)“定行十一时”；例（15)“定行三时”；例(17)“定行五时”；例(18)“书定行九时”；例(19)“书定行十时”；例（20)“定行时分”等都是实际行走所用的时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居延都尉系统的“行书”这一具有竞走性质的活动中，行者的“当行”速度规定为每小时5公里，每分为0.5公里。如例（16)中，从“夜昏时”到“夜食七分时”正好为一时七分，行8.5公里路，每时为5公里。又如（13)中“廿五里”，当“行二时五分”，每时为5公里Q“定行”速度原则上要求与“当行”速度一致，即每时5公里。
第五，对行书参与者成绩的最后裁决，评判。如果“定行”时间与“当行”时间符合，则评判为“中程”，意即合乎标准。如例(8)“时，中程，，；例(16)“十七里，中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