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是“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菩萨”、“药叉”的舞蹈形象。他们全是为佛国天界中的天神表演的乐舞形象和表演佛国极乐净土的乐舞场面。在莫高窟的早期洞窟中，如北魏248窟、249窟、288窟、435窟、251窟、263窟的窟顶部，藻井四周以及洞窟的上部，都画有“天宫伎乐”的各种舞姿；洞窟的下部，都画有“力士”、“药叉”身披飘带，粗犷起舞的形象；洞窟四周还画有许多千姿百态的“飞天”。隋、唐、宋、元各洞窟中的“飞天”舞姿更为丰富。如，隋代202窟、203窟、290窟、390窟，唐代321窟、57窟、217窟、320窟、341窟、322窟、158窟、85窟、329窟，宋代25窟、元代榆林25窟等的四壁绘有数千身“飞天”，形态各异，舞姿多变，有的近似现代舞蹈基本功中的结环跳、双飞燕、跨跳等；有的近似体育运动中跳水的入水动作、体操中的翻转动作和另一类是礼佛、娱佛的舞蹈场面。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中所绘的“经变画”中，如“金刚经变”、“弥勒变”、“牢度叉斗圣变、“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报恩经变”、“涅盘变”等都有乐舞场面。尤其是唐代，由于“净土宗”的盛行。
出现了在“经变画”中占有突出位置的完整乐舞场面。初唐220窟，中唐201窟、159窟、112窟、148窟，盛唐205窟、172窟、320窟，晚唐156窟，以及榆林第16窟、25窟等，都绘有许多唐代流行的《胡旋舞》、《柘枝舞》、《剑器》之类健舞和体态优美、动作和谐轻柔的软舞（图三）。
敦煌地处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当时西曲、吴歌并响，沙锣，羯鼓声帘戈壁大漠。以致出现“羌笛陇头吟，胡舞的场面。从而使我国的乐舞更加多采多姿。
敦煌遗书中，也有许多有关舞蹈的记载。如卷子有“鹤舞”、“花舞”，舞队、群舞等。另外，随着唐代舞蹈的兴盛，为了便于传习，这时期出现了记录舞蹈的文字与图像（类似现代的场记图），即称之“舞谱”。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记录舞蹈的残缺写卷，如，伯希和携走现藏巴黎法国国家计有《遐方远》、《南歌子》、《南乡子》、《双燕子》、《浣溪沙》、《凤归云》六调十四谱。斯坦因携走，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残卷编号为，计有《蓦山溪》、《南歌子》、《双燕子》三调十谱；残卷编号为《垸溪沙》二。
这些“舞谱”是用舞蹈动作术语，如令、舞、送、据、按、摇……等组成的字谱。各谱前都有曲名和词序，标明舞曲结构的节奏变化。
中、外学者对敦煌“舞谱”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至今尚未全部破译出“舞谱”所记录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从舞蹈表演、舞蹈技巧、舞蹈服饰、舞谱等各方面的发展，可反映出唐代舞蹈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而敦煌石窟壁画、遗书中所表现的各种动态的舞姿、风格、情调、特点及舞谱也正是唐代舞蹈发展的真实写照。
敦煌的百戏与乐舞，仅是我国古代百戏与乐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但它说明了百戏与乐舞自汉代以来，就活跃于宫廷或民间。这类百戏与乐舞不仅是人体文化的展现，而更是身体、技巧、力量、动律的显示。现代体操、技巧、跳水、艺术体操、健美操、保健功、花样滑冰、体育舞蹈等所采用的许多动作，有相当部分来自古代壁画和文献，是对百戏与乐舞动作的汲取与发扬。
马伎与马球
我国自西周（约前11世纪至前8世纪）以来，马匹在交通运输和军事生活中，担当了重要的作用。《周礼》中也有较为详细的有关马的繁殖、词养、管理等方面的记述。
随着养马和驯马业的发展，人们对马匹的分辨能力也逐渐提高，掌握了专门的相马知识。春秋时期，就有善相马的名家伯乐（孙阳)。据《韩诗外传》载：“伎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即是说，尽管有日行千里的宝马良驹，若遇不到像伯乐那样善于相马的人，仍不能发挥千里马的作用。由于人们长期的狩猎、游牧、田猎以及驾驶战车等，致使人们对马的性能也就越来越熟悉，骑马的技术也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出于人们的心理、军事、娱乐等需要，先后出现了赛马、赛车、马术、马球等活动。
我国马伎之传统，源远流长，在图腾崇拜的上古时代，我们先祖演出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中就有训马或马术表演，至今在内蒙、新疆、甘肃、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十分盛行这类活动。在古代有关马伎的盛行，文献中均有记述。如《盐铁论》载：“马戏斗虎。”《三国志甄皇后传注》载：“后年八岁，外有立骑马戏者，家人皆上阁视之。”《东京梦华录》
载：“士伎之表演者，于马上能演练立马、鹛马、跳马、倒立、飞仙、镫里藏身以及抡弄利刃等十几种高超之技艺；且有女童献技，时称马上骁艺者。”“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又有执旗挺立鞍上，谓之立马。或以身下马，以手攀鞍而复上，谓之鹛马。或用手握定镫裤，以身从后秋来往，谓之跳马。忽以身离鞍，屈右脚挂马鬃，左脚在镫1左手把鬃，谓之献马，又曰弃鬃背坐。或以两手握镫裤，以肩着鞍桥，双脚直上，谓之倒立。忽掷脚着地倒拖顺马而走，复跳上马，谓之拖马。或留左脚着镫，右脚出镫离鞍，横身在鞍，一边左手着鞍，右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顺马而走，谓之飞仙。膊马又藏身拳曲在鞍一边，谓之镫里藏身。或右臂挟鞍，足着地顺马而走，谓之赶马。或出一镫坠身着秋，以手向下绰地，谓之绰尘。或放令马先走，以身追及握马尾而上，谓之豹之马。或横身鞍上，或抡弄利刃，或重物大刀、双刀、百端讫有…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马上亦有呈骁艺者。”《杭州府志》载：“飞辔犹猿揉之寄木。”主要反映了明淸时代，马伎比赛和表演的情况。
(1)马伎。
马伎，现代体育称之为马术，是人马结合的技巧项目，由人在马上来完成许多复杂而惊险的腾越障碍动作和带有审美意识的难度动作。今天的马术运动已被列入奥运会的竞赛项目。
上述的马戏表演的精彩场面，不仅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汉墓画像石上，而且在敦煌壁画中也可以得到引证。
敦煌壁画中反映古代马伎的内容较为丰富。许多经变画、佛传故事画和本生故事画都绘有以驯马、赛马、马术为题材的壁画。如，西魏第288窟的马夫“训马图”（图三十六）。北周第428窟东壁门南《萨埵太子本生》绘有一幅王子赛马疾驰回宫的图像（图三十七）。五代第61窟“佛传屏风画”总计33幅，其中有3幅是表演马术的场面。画中有十几匹骏马在骑手们的驾驭下，以悉达太子为主，分别作出各种马术技巧表演。如：悉达太子在飞驰的马背上做单足“探海”（燕式平衡)；悉达太子在飞奔的马上做“蹬里藏身”，并在地上捡起绳子；悉达太子立于马背，手举排板；悉达太子做马上开硬弓；还有在4匹并排飞驰的马背上进行腾翻动作（图三十八、图三十九、图四十、图四十一）。晚唐第156窟南壁《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北壁《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均绘有马术乘骑的精彩场面。五代第100窟南壁《曹议金统军图》和北壁《回鹘公主出行图》，五代第61窟南壁《摩耶夫人出游图》，在这些壁画中都绘有宏伟壮观的骑乘场面。
以上是敦煌遗存的壁画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古代丰富多采的马伎形态。
除壁画之外，敦煌遗书中也有关于马伎的记载。如《归义军衙府破历》记有赏赐马骑参赛活动人所需食物的帐目。遗书背、1065背还载有吐蕃马学和马医研究的资料，列举了20余种饲养、医马和调训马匹的丰富经验。其它在“敦煌变文”中也有不少有关马术、骑乘等的描述。
上述古代马、马车和骑马等民族文化是有机相连的一个整体。艺术往往源于生活，敦煌壁画中所显示的马上文化，以及武威出土的“铜奔马”等均反映了古代敦煌人民在长期的驯马、骑马生涯中，对马的习性有了很深的了解，才产生了表现马和马上文化的造型艺术。
(2)球类娱乐。
球类娱乐在我国起源甚早，云南沧源岩画中就可以看到在3000多年前佤族的祖先在祭礼活动中玩球的图形。古代称球为“蹴鞠”，文献记载可见于公元前2世纪的《史记》。到了汉代，“蹴鞠”运动十分盛行，不仅在民间的乡村或是道路小I巷中有人玩献辅，而且在宫廷中的各朝皇帝，如汉髙祖刘邦、_汉武帝刘彻、汉成帝刘骛等等，也都十分喜爱蹴鞠运动。在汉代还把蹴鞠运动作为军事训练中提高将士身体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汉将霍去病驻守河西时，曾亲自率领将士们练蹴鞠。《汉书艺文志》把有关“蹴鞠”活动的着作附在兵器之后，列入兵器十三家，作为重要军事参考书；并从《鞠城铭》中记载有当时的“蹴鞠”活动已有场地器材、各队参赛人数、裁判执赛等竞赛规则与裁判方法等要求。在这期间，由于“蹴鞠”列为军事训练，骑兵又是守卫边土的主要力量，在军事训练之余，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娱乐需要，以枪等之类武器，乘骑击鞠嬉戏。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延伸和发展，加之迁移原理，为“击鞠”、“打球”（马球）、“木射”(地滚球”）、“步打球”(曲棍球”）、捶丸(高尔夫球)等球戏的形成开创了契机，并出现了用毛制作的“毛丸”；用8片皮革缝制并充气的“气球”；用牛皮包制的木质球；鞠室演变为球门，供开展击鞠活动的器材和场地，以及运动服饰等。当然，那时期尚未对它以体育标准去要求，它仅仅是当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娱乐和精神审美与满足的现象。但它对日后马球这一竞技体育的形成却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马球是一种竞技体育运动。在欧亚一些民族中，称为“波罗”(PoLd)。有的学者根据外语音译，认为它起源于波斯（今伊郎)。但是据有关专家考证“波罗”一词起源于藏语，后为欧亚许多民族语言所借用，因此，马球有可能源于我国西藏地区（唐代称吐蕃）。
关于马球，汉时期就有记载，唐时期有了更大发展，此后，由于各朝皇帝的喜爱和提倡，延传至宋、金、元、明，明末清初趋于衰亡，现代欧美国家和我国内蒙地区尚有流传。
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关于马球的文字记载。东汉末年应邵着的《风俗通》、日本古书《倭名类聚抄》都有“毛丸”的记述。说明当时已有用毛揉制成的、富有一定弹性的圆球，亦作为击鞠使用。东汉末年曹植所着乐府诗《名都篇》就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诗句，曹植在诗中虽不是直接描写击鞠活动，却提到了击鞠的场地，和有关京洛少年骑术达到熟练程度的描写。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球篇》中对东汉时期洛阳的击鞠竞赛作了形象的描绘：“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池，宝杖佩文七宝球……”诗中还把曹植《名都篇》中的“走马长揪间”引为典故，证实蔡孚《打球篇》是参照了汉代着作《名都篇》写成的。梁朝宗檩所着《荆楚岁时记》亦提到“打球”的词句。由此也可以使人们了解，我国在汉魂之际已盛行击鞠活动。这些文字记载，均早于有关马球源于波斯之说。
唐代是我国马球活动鼎盛时期，据文献记载，唐代自高祖李渊起的22个皇帝中，差不多人人喜爱马球活动。《封氏闻见记》卷6云：“太宗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唐中宗时，据（《资治通鉴》卷209)记载：“上好击球，由此风俗相尚”，唐玄宗、唐穆宗、唐文宗、唐宣宗、唐僖宗、唐昭宗等都是击辅高手。除r帝王、贵族、文武大臣喜欢和直接参与这种活动之外，唐代民间也同样盛行此举。据《封氏闻见记》记载，710年（景龙四年），唐朝宫廷球队跟叶蕃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821年唐朝曾派使团赴日本，并在天皇嵯哦宴请使团人员时，进行了一场马球表演赛。表演之后，嵯哦天皇即席用汉文赋诗一首《奉和早春观打球》，并写下了“武事从斯强弱见”的词句来颂扬马球不仅是习武的重要手段，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武力强弱的根据之一。另外，从《新唐书郭知运传》中还可以发现女子打马球的记述。
m从唐代诗人及新、旧《唐书》、《宋史礼志》、《金史礼志》中可以得知，马球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的运动，所以又称为“打球”、“击球”、“击鞠”等。唐时的马球活动，不仅风靡全国上下，而且还发展了技术和技法、竞赛规则、场地、器材、服饰以及安全保护等，充分透视出该项目的活动已具备体育的本质属性。唐时的马球技术已十分精湛，击球技术有背身球、仰击球、俯击球、左右击球等难度动作。这些技术也是现代马球运动的重要的技术组成部分。
比赛方法上要求：“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设赏格。
各立马于越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诸将皆辣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为胜。
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
唐代马球活动所用之球，从出土文物和文献中可得见是圆形、硬质，表面涂有颜色，大小如拳，约8.5厘米。但令人震惊的是，它和现代马球比赛使用的球的直径8.5厘米的规定一致。球杖是马球活动的主要器械，唐代球杖是一根周围绘有花纹、顶端呈半弦月形的棍，称之为“月杖”。球杖一般使用藤条制成，现代马球比赛也同样使用藤条制作的球杆。马球比赛使用的马都是产自大宛、波斯等国的良种马，比赛时的马必须挽扎马尾，此规一直沿习到至今的国际马球比赛之中。文献中记载，马球比赛时要求参赛队员一色着装，不同队的服色要有区别，款式是“锦袍窄袖”。所穿之鞋一般为长筒皮靴，头戴用桐木制作的幞头球帽。而现代马球比赛同样规定运动员爲参加比赛时必须戴软木质的球帽。唐代的球场非常宽广、规范，一般能存兵数千。并用油料来筑球场，使球场平滑如镜，I既可防雨又可防马踏之后飞扬尘土。球场的三面用矮墙围之，一面是殿、亭、楼、台之类，以供观赏之用。据文献记载唐代中原地区直至丝绸之路上筑有许多马球场地。如安徽泗州、河南许昌、山东郓州、河北常山（正定）、江苏徐州、山西恒州（大同）、陕西长安（西安）、甘肃敦煌、新疆塔什库尔干等。《资治通鉴》卷271还记载了“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还提供了当时已有“灯光球场”和夜间进行比赛的例证。
宋、辽、金、明各时期，马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对场地、器材、服饰、比赛胜负的计分方法等进行了修正和改进。
以上所述有关我国马球活动开展的概况，充分证明马球的起源和发展是出自人类多元行为的社会动机，而决非是单一的社会动机，诸如军事战争、养马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生理和心理的需求、社会时尚等等。因此，对马球的研究必须扩大视野，并对一些从其他起源等领域中移植过来的理论，进行重新认识，提高研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