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路线
在波诡云谲的商业史上找到两条轨迹相似的个人曲线是一件有趣的事。
美国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和中国家电业巨头之一、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便有着相似的个人曲线。出生于1956年的黄宏生比乔布斯小一岁，也算是同龄人了。当1997年乔布斯完成创业史上的一次人生变革时，黄宏生正处在事业巅峰的半山腰———进入深圳纳税前三甲的创维彼时是中国彩电军团中唯一的民营企业，三年后创维在香港上市，黄宏生的名声如日中天。
2004年对黄宏生和乔布斯来说都是不幸的一年。前者被查出此之前四年间“涉嫌串谋盗窃及诈骗”，被香港廉政公署关进了高墙，后者被查出身体有恙而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
5年后的2009年7月，苹果公司证实乔布斯病休结束回到公司，而创维则发布声明称“通过非官方渠道知晓黄宏生已于7月4日回到家中”。
毫无疑问，乔布斯和黄宏生的景况成为这一年的酷暑中，人们茶余饭后的两大谈资。不过，在中国，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黄宏生———这并不因为他是一位本土企业家，而是因为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乔布斯缺席苹果公司。
乔布斯被自己创立的公司“炒鱿鱼”12年后，于1997年重任苹果首席执行官，并将之从泥淖中拽出。枟缔造苹果神话枠一书的作者杰弗里·扬说：“乔布斯已经不是一位站在河边根据自己的命令改变河流流向的‘统治者’了。他现在只能算是一艘顺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长，他引领着这条船的前行，他的身后是喊着号子拼命加油的船员。”
多么精辟的评价。人们习惯津津乐道于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乔布斯的毛头小伙子掀起了划时代的第一页，却很少关注之后10年他在经营企业过程中的专断、傲慢。同样，人们聚焦于乔布斯出走苹果十多载后重掌大局的商业寓言，却忽略了在此之后他性格的嬗变。
杰弗里·扬的话用在黄宏生身上同样再合适不过了。黄宏生其实比乔布斯要幸运得多———黄宏生在被关进高墙之前的2000年，因为创维发生“陆强华事件”（创维总经理陆强华带领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及片区经理共逾百人集体离开），黄宏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专断、傲慢，于是试着加大授权力度，并于2002年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800名管理层人员和骨干员工。
黄宏生对自己性格的纠偏，一方面使得创维的业绩走出沼泽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几年后当他被捕时，创维并没有因此受到重创，黄宏生在狱中的遥控指挥反而使得创维整体上比之前更稳健。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下半年，狱中的黄宏生得知创维2006年财年净利润下滑40%后，写信斥责董事局“丧失斗志”并要求裁员，同时大幅缩减成本，并将省出的钱拿出一半来奖励创维优秀员工。
从这一角度来看，黄宏生出狱后“是否会重返创维”无异于一个伪命题———他从没离开过创维。那么，身处幕后和站在前台也就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区别而已。
玛莎的翻版
2009年7月 6日，创维于官网上证实黄宏生已出狱的当天，还发布了 5 月份的销售数据———当月平板电视销售量比去年同月激增279%，“截至2009年5月30日的12个月，创维在中国内地液晶电视市场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占有率都位居第一”。
双喜临门。这一天，创维的股价最高攀升至2 。06港元，创下52周最高。最终以1 。93 港元收盘，涨幅超过 12%。3 天后，创维在香港发布 2008 年财报（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报告显示，2008财年，创维数码营业额再创历史新高，达153亿港元，同比增加12 。5%；毛利接近31亿港元，增幅为3.5%；纯利为5亿港元，同比增长4.8%。
系列振奋人心的数字仿佛是在为黄宏生的“回家”接风洗尘。这让人想起与黄宏生于同一年遭遇牢狱之灾的美国“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
2001年年底，玛莎持有美国英克隆（ImClone）公司4 000股股票，而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她的朋友，这位首席执行官有一天突然告诉她，第二天英克隆将发布抗癌药物未获得批准的消息。玛莎听后马上委托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将她持有的这一只股票抛出，第二天英克隆果然公布了利空消息，股价狂跌。令玛莎未曾料到的是，监管机构盯上了她，检察官先以内线交易罪名对英克隆公司首席执行官进行监禁，而后对玛莎及其经纪人展开调查，由于她的说辞与其经纪人说法不一致，遂又被指作伪证。
2004年3月，纽约联邦法院作出裁决，认定玛莎妨碍执法、共谋及作伪证等罪名成立，判其入狱5个月、在家监禁5个月，监视居住2年，并罚款 3万美元。事实上玛莎失去的更多———她办的杂志开始滞销，公司股价随之大幅跳水。
玛莎被判刑后，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已辞去玛莎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职务。我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这样对公司利益最有利？ ？我对我个人的法律处境感到心痛，并为由此给公司员工造成的痛苦和困境表示深深道歉。同事们的热情勇气、坚定支持，百折不挠和兢兢业业，我永远感激不尽。”
这与黄宏生彼时的情形不无二致。除了辞去创维董事局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外，他第一时间委托张学斌等重臣主持大局，创维董事局随即与公司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进行了充分沟通，而后，黄宏生之妻林卫平被任命为创维执行董事，已离开创维两年之久的营销天才杨东文在黄宏生劝说下重返创维？ ？有传媒人士感慨道：“黄宏生创造了20多年来罕见的一个孤例：一家民营企业，创始人脱离企业多年，而企业竟然竭力保持了正常运转，特别是在企业家之罪还没有个说法之前就成功复牌交易。”
2005年3月，玛莎从狱中出来后，玛莎公司网站上写道：“欢迎回家！”半年前纷纷离玛莎而去的不少广告商和合作伙伴重新回来了。有趣的是，尽管玛莎公司财报显示，2004年第四季度玛莎公司仍然亏损，但公司股价却升至一年以来的最高点，是当初玛莎初到法庭受审时的4倍。玛莎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说：“玛莎·斯图尔特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
黄宏生在狱中常拿一则寓言激励自己：“一群群美丽矫健的羚羊不断被凶猛的狮子吃掉之后，苟延残喘的同伴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结局是，跑得越来越快的羚羊活下来了，跑得慢或者三心二意的羚羊渐渐被狮子吃光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狱中将这则寓言写给能享受自由和阳光的创维员工时，黄宏生首先强调，创维“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如果说黄宏生于2000年遭遇“陆强华事件”后进行了第一次“自我革命”的话，那么在狱中的5年，他与创维团队一同完成了第二次革命。
两个“黄宏生”
出狱则是黄宏生第三次革命的开始———53岁，还不算老———苹果公司应用软件副总裁托德离开苹果选择自主创业进入密码锁行业时已经54岁了。
谈到“革命”，人们常会提起以蒸汽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种递进式的革命，让人们从起初对物质层面告别匮乏走向丰厚的关注和喜悦之中，不断注重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革命大抵都有异曲同工之处。“2009年是创维的拐点年。”创维集团副总裁杨东文7月6日对记者说。他说的“拐点”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靓丽的年报———累计销量和营收雄踞家电业第一位，产业和产业链的转型———从CRT 到平板电视以及涉足液晶模组产业，跑赢金融危机———过去一年财年创维海外业务营业额同期增长逾四成。当然，第四个层面———黄宏生出狱，应当是最重要的一个拐点，只是杨东方不方便讲而已。
创维年报显示，创维董事会由8名成员组成。其中5名为执行董事，分别是张学斌、丁凯、梁子正、林卫平、杨东文，3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是苏汉章、李伟斌、偰正才。其中最大持股人即为黄宏生之妻林卫平，持有创维9 。06亿股，占创维总股份的近40%。按照2009年7月中旬创维股价的均价2港元来计算，黄宏生家族所持创维市值超过18亿港元（约15 。8亿元人民币）。
中国自1999年开始有了富豪榜。在 1999 年至 2009 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上，黄宏生只缺席过2001年。2001年年初，胡润到深圳拜访黄宏生，黄宏生正为“陆强华事件”而焦虑万分，忙得焦头烂额。他与胡润聊得最多的是他过去创业的艰辛，屡败屡战的悲壮。
黄宏生经历过几次的心态嬗变和长达5年的牢狱之灾后，这样的情景不可能再次上演，像杰弗里·扬对乔布斯的分析，黄宏生“深刻明白自己并不是所执掌公司里唯一重要的参与者”。他对财富本身的理解自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三个层面的“拐点”上走得更远是黄宏生的新革命的重心。事实上，比革命本身更重要的是实现革命的途径。黄宏生的未来的权力策略是继续“以放代收”。
创维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梁子正于2009年7月8日表示，不久的将来，创维有意分拆数字机顶盒业务到中国内地 A 股市场上市，筹资规模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尽管创维的数字机顶盒业务在上一个财年的营收达13亿港元，占公司整体营业规模的 8 。5%，其中内地市场营收超过 9 亿元（同比增长28%）。但分拆上市的主要目的显然不在于融资，而在于管理层的“分流”和激励。
分拆上市如今似乎是中国资本市场蔚然成风的一道独特风景。最近分拆上市完成的案例和意向案例便有搜狐分拆游戏业务、中华网分拆软件业务、金山分拆网游业务、芒果网从香港中旅分拆等。为什么要分拆上市呢？有人说是为了分散风险，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但却是在隔靴搔痒———如果一家企业集团的整体风险控制能力乏善可陈，将鸡蛋放到再多的篮子当中也都无济于事———因为放进去的可能是坏鸡蛋。
在黄宏生所言“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当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中国人太爱创业了。而分拆上市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一项上乘选择。为具有强烈冲动的经理人找到了出口，这种“有限度的独立门户”自然事半功倍，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香饽饽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一年前就有分拆上市的计划了。”梁子正说。
中国企业界于是有了两个“黄宏生”。一个是被大众符号化的“静态的黄宏生”———习惯戴一副无框眼镜，语速很快、做事强硬、触犯过严格的香港法律，人们甚至轻描淡写地用“大起大落”四个字就把他创业20年的经历说完了。另一个是真实的“跃动的黄宏生”———在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不断反思，用10年的时间（2000年至今），苛刻变宽容，激进变冷静———没有什么比蹲过大狱更懂得有序蜕变了。唯一不变的是，黄宏生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他常说：“宁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
不甘寂寞的统领
黄宏生在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中国企业家有“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我让我的儿子、孙子以后不要当企业家了，”他说，“要辛苦，就我们辛苦这一辈子好了。”但他的儿子从加拿大留学一回来，就去了台湾一家与创维业务密切相关的电子制造巨头企业工作。没有人知道，他的儿子将来是否会接手创维。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
一句美国谚语这样说道：“一个人长大了，就意味着他已经明白了力量的真正含义，用不着再显示自己的力量有多大了。”
这话用来形容现在的黄宏生，很是妥当。
2009年下半年，有人在创维的卖场中见到过黄宏生，说他像个“悠闲的资本家”，练就这身悠闲的本领，黄Sir用了10年。10年浮沉和救赎，终成正果。
创维首席执行官张学斌现在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创维，任何人的离开都不会对它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包括我。”
黄宏生出狱后，我和一位财经传媒的同行朋友打了一个小赌。我赌黄宏生绝不甘心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垂帘听政”，他是个不甘寂寞的统领。
这个赌局很有意思。一开始我以为我输了，因为黄宏生先是去了欧洲和海南旅游探亲———海南是黄宏生的老家。尽管我敢打包票，他一定会到三亚创维鸿洲房地产公司看看———这一公司是创维与鸿洲公司于2002年11月合资成立的房地产企业，近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是，这种考察可以看做是顺路，黄宏生多年前被媒体问及自己的放松方式时，他的回答是“在公务中旅游”，现在为何不能是“在旅游中公务”呢？
一直到2010年4月，我开始兴奋起来。这源于一则消息，创维的控股股东Target Success Group（PTC）Limited（由黄宏生及其妻子林卫平控股）减持 1亿股创维股票，套现约9亿元港币。
黄宏生的巨额套现，显然是其准备大干一场的信号。当然，他是在创维原有的平台上，而非另起炉灶———他太看重创维这块让他欢喜让他忧的招牌了。换句话说，以前创维“队伍不好带”的时候，黄宏生的主要工作是做减法，现在倒是可以做加法的时候了。
据说黄宏生给创维核心团队提出了“十年千亿”的图景和目标，而2009年创维集团的营收为200多亿元人民币。
黄宏生一边要做加法，一边还需对创维愈加庞大的团队密切关注，人总不能在同一个泥淖里失足两次吧。
再回到赌局这一“正题”上。朋友基本上承认他输了。他原本要输给我一台创维彩电的，最后我没要，因为我家里的电视恰好就是创维的。不过后来当我知道他在黄宏生一出狱时就买了创维股票，然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涨了5倍时，我嫉妒得要命，后悔当时没有收他那台创维彩电，10台也行啊。
